大家好歡迎來到小習慣生活，在18世紀，法國農民不再被那些小的封建獨裁者所蹂躪；他們也很少成為政府方面暴力的目標；他們享有公民自由，並且還擁有一小塊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背離他們，而他們生活得如此孤單，可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會看到相似情況。這是一種新的、特殊的壓迫，其效果值得我們非常仔細地單獨進行考察。

根據佩雷菲克斯的說法，從17世紀初期開始，亨利四世就抱怨說貴族已經拋棄了農村。到了18世紀中期，這種拋棄幾乎已經變成了普遍現象；當時的所有檔案，經濟學家們在他們的著作中，總督們在他們的信件中，農業協會在它們的陳情書中，都指出了這一點，並且為此感到悲痛。我們可以在人頭稅登記冊中找到這種現象的真實證據。人頭稅是在實際的居住地徵收的：一切大貴族和一部分中等貴族的人頭稅都是在巴黎徵收的。

農村剩下的都是那些因為財力不足，不能夠離開農村的貴族。他們在農村與其鄰居，農民面對面地生活，我認為，這種處境應該是富裕的所有者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既然已經不再是農民的首領，他們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樣去照顧農民，幫助農民，領導農民；並且，另一方面，既然他們自己與農民不承擔相同的公共費用，也就不能夠再對農民的悲慘表示強烈的同情，因為他們沒有同樣的遭遇，也不能夠負擔農民的損失，因為他們沒有遭受這種損失。這些農村不再是他們的臣民，而貴族也還沒有成為他們的同胞：這在歷史中是獨一無二的現象。

這種現象導致了一種心靈上的不在地主制，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它比真正意義上的不在地主制更加常見而且更加有效果。因此，那些在自己的領地上居住的貴族常常表現出一些觀點和感情，與他不在這裡時他的管家所表現的一樣；跟他的管家一樣，他在佃農中只看到了債務人，而且他極其嚴格地要求他們將根據法律或者慣例屬於他的一切都交給他，這就使封建權利保留的捐稅有時甚至比封建時代還要嚴酷。

這些小貴族經常負債累累，而且永遠非常貧困，通常，他們在自己的城堡中過著非常吝嗇的生活，心裡想的只是在這裡積聚錢財，然後冬天去城市裡花掉。人民說話總是一針見血，他們用猛禽中最瘦小的那種鳥的名字去稱呼這種小貴族：他們叫他燕隼。

人們也許會用個人的情況來反駁我；我談論的是階級，只有階級才應該佔據歷史的時間。在那個時代中，也有很多富裕的地產所有者，沒有必需的理由，也不管是否與其有共同利益，一直致力於農民的福利，誰又否認這一點了呢？但是，這些人恰恰是在與他們新的社會地位的規律作鬥爭，無論他們自己如何，這種規律都會將他們推向漠不關心，就像他們以前的附庸被推向仇恨一樣。

人們常常將貴族對農村的這種拋棄歸因於某些大臣和某些國王的特殊影響：有些人認為是因為黎塞留，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是因為路易十四。確實，在君主制存在的最後三個世紀之中，將貴族與人民分離開來，並且將貴族吸引到宮廷和職位之中，這幾乎一直是君主們遵循的思想。這種現象尤其出現在17世紀，當時貴族對於王國來說仍然是懼怕的物件。在向總督們提出的問題之中，仍然還有這個問題：您省裡的貴族願意留在自己的領地還是願意離開那裡？

有一位總督在信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抱怨自己省份的貴族甘願與他們的農民待在一起，而不願意到國王身邊去儘自己的義務。不過，請特別注意這一點：這位總督如此談論的省份是安茹省；也就是後來的旺代省。據說，唯有這些拒絕到國王身邊去儘自己的義務的貴族，在後來拿起武器，保衛法國的君主制，並且為了保衛它不惜犧牲自己；他們之所以得到了這種特別的榮耀，只是因為他們知道如何將農民維繫在自己身邊，也有人指責他們是願意生活在農民中間。

不過，必須避免將當時構成國民首領的那個階級離棄農民的現象，歸咎於我們的幾個國王的直接影響。這種現象的主要而長久的原因，不是某些人的意願，而是在於各種制度緩慢而永不停息的運動；能夠證明這一點的，就是18世紀時，當政府希望克服弊端的時候，它甚至根本不能阻止這些弊端的發展。隨著貴族階級最終完全失去其政治權利卻沒有獲得其他權利，以及地方自由的消失，貴族的這種遷移不斷增加：人們不需要再從外部吸引他們離開；他們再也沒有留在農村的願望了：鄉村生活對他們來說已經變得太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