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四十一年，努爾哈赤攻克烏拉。烏拉部的覆滅也使建州徹底掌控了遼東——女真的馬市貿易，以開原為中心的遼東邊疆體系被徹底瓦解。萬曆四十四年，五十八歲的努爾哈赤在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四大貝勒及八旗貝勒大臣的擁戴下，建立後金國，建元天命，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後金建立後，
努爾哈赤因時制宜制定了八旗制度
，每年採捕牲物按旗分“八家均分”。“吾以彼為前鑑，預定八家但得一物，令八家均分之”。打牲採捕獲利是後金政權崛起的動力之一，按八旗制度，除後金大汗外，各旗旗主貝勒以及其他入八分宗室貴族也有自己的私屬打牲佐領，專為其主行採捕之事。努爾哈赤將採捕的特權分給領有打牲佐領的八旗王公、貝勒等貴族，每年後金政權統一率各旗王、貝勒、貝子指派旗下包衣採捕打牲，採捕後按旗分分配捕獲牲物。
一、後金時期採捕的分配
對於領有私屬佐領的異性貴族，努爾哈赤也嚴格遵守按旗分“八家均分”的原則，允許其派私屬牲丁採捕。如位列後金開國五大臣之一的額宜都，驍勇善戰，追隨努爾哈赤參與統一女真各部，深受信賴，賜號“巴圖魯”。八旗制度建立後，隸屬鑲黃旗，累遷左翼總兵官，冊封一等公，按制允許其領有私屬包衣牲丁。“初設佐領之制，詔以公，所俘獲者，益以賞給戶口，為三佐領，隸公家，俾無預設上役，為公私屬，供田虞，並採人參，備藥物，以奉公，下及諸子”。各旗領有包衣牲丁的王公貝勒均可在自己佐領下設定專職打牲官員，專門負責本旗的打牲事務。今長春市九臺區小韓屯石姓錫克特里氏家族，其始遷祖吉巴庫即為代善旗下包衣，負責兩紅旗的採捕採貢事務。
後金時將採捕的物品按八分分取
，不允許各旗多拿，打牲區域也按旗分劃定，禁止越境打牲。以人參為例，努爾哈赤向來對人參採集十分重視，制定了嚴格的採參規定，嚴令：“八旗分山採參，彼此不得越境”。皇太極繼位後，沿襲努爾哈赤時期的政策，准許領有包衣佐領的貴族自行採捕打牲，但於方物土產採捕的管控卻更加嚴格。崇德八年，皇太極上諭各固山額真大臣曰：“凡戮力行間，勤敏素著者，準令其部下人自行採參。如有怠於戎事，素無勤勞，以不準採參。心懷嫉妒者，即系奸險之輩，必治以法”。
後金國建立後，後金與明朝地位發生顛覆性轉變，從朝貢國與宗主國的關係變成了對立對抗的關係。明金已不再互市，為彌補後金在生產生活所需的物資缺口，朝鮮變成了後金國主要互市貿易物件。早在明朝正統年間，
女真各部與朝鮮的貢市貿易就有顯著發展
。明末漢人、朝鮮人對女真地區的土特產貂皮、人參珍珠等需求甚巨。
金朝互市貿易物品以人參、貂皮為主，東珠、馬匹次之。朝鮮國小，人參、貂皮需求量遠不及明朝，金朝兩國互市次數和數量都很有限。據林紅考證，天聰朝金朝兩國人參貿易有：天聰二年十二月，金國使臣“出給人參四百八十餘斤，責換青布一萬九千餘匹”；天聰三年十月金國使臣樸仲男至朝鮮時，“持來人參數百斤”，欲以“劣品不好之人參，貿得白紙，彩色，水獺皮，青黍皮，豹皮，羊皮，丹木，胡椒，白番，各色彭段，紅柿，生梨及弓角，環刀等物”。
互市貿易是後金重要的經濟手段，後金對此極為重視。朝鮮作為明朝的藩屬國，很多決策不得不考慮明朝的利害。在金朝貿易中，後金與朝鮮常因人參問題發生直接衝突，皇太極兩次征伐朝鮮，與人參互市問題都有一定關聯。
朝鮮民眾經常越界採參也是朝鮮人參需求不高的原因之一。朝鮮民眾越界採參一直是困擾後金政權的一個問題，甚至連出使後金的朝鮮使者有時也會趁機盜採人參。盜採人參時，朝鮮民眾常喬裝成明人。天聰七年，
皇太極遣英俄爾岱與朝鮮互市時
，將在後金境內盜採人參者一同帶往朝鮮，並附國書，指責朝鮮犯有欺詐之罪，縱容朝鮮民眾越界採參。
二、採捕在對外交往中的作用
皇太極的憤怒斥責說明在後金與明朝戰爭敵對情況下，與朝鮮互市貿易對於後金民生經濟至關重要。金朝兩國雖名為“兄弟之盟”，但後金實則視朝鮮為藩屬國，但自天聰年間金朝開市以來，因後金制定參價過高，強買強賣，朝鮮對於後金的經濟勒索力不從心。朝鮮國無力購買大量人參，越界採參也就無法避免。
這樣的衝突甚至延續到清入關後，順治九年十一月，鎮守盛京等處昂邦章京葉克書等奏稱：朝鮮國別克屯城住官金恩尚及所管沈尚義等，至正白旗包衣下采參地東阿西牛兒蘑山採參，被包衣下噶布拉牛錄撥什庫張友拏獲送審。經審問，沈尚義稱“我等原為採垠皮鬆子而來。看見人參、採了五根是實”。其時中朝邊境已定，且犯案者為朝鮮在京使者，順治帝特敕諭朝鮮國王：“朕思已定地界，不許擅越採捕，禁令已久。今沈尚義等，越界採參，有違定例。盜參事小，封疆事大，若弗禁約，後犯必多。”此後，清與朝鮮逐漸建立了穩固的宗藩關係，朝鮮民越界盜採漸漸平息。
儘管後金與朝鮮互市遠不及與明朝互市之所得，但仍是後金當時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並且與朝鮮互市為後金帶來了稀缺的金銀、鐵器、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奴酋擅貂參海珠之利，蓄聚綦富”，後金（清）時期的互市貿易為之後攻明入主中原奠定了物質基礎。
明朝末年，國力漸衰，明朝統治者採取羈縻政策，
以敕書貿易平衡東北女真各部
，不許一家獨大，一時間也取得了良好效果。遼東女真各部互不統一，各自為政，將漁獵採捕的物產透過嚮明朝朝貢和馬市貿易換取日常生活物資。嘉靖四十三年以後，女真入貢回賜全部改為折銀。僅此一項，每年流入女真地區的白銀就不下15000兩。依託開原、撫順兩處馬市貿易，在東北形成了一個以遼東為中心的貿易網。努爾哈赤利用遼東馬市貿易網，大獲“參貂之利”，攫取大量財富並逐漸掌握了東北各條商路，成為貿易網路的最大受益者。
後金國建立後，以往各旗隨意分散打牲改為每季統一集中採捕。天聰三年皇太極任命邁圖為噶善達統領烏拉地區的打牲丁，掌上三旗打牲事務。每年採捕季各旗貝勒王公派遣本旗打牲官丁到烏拉打牲，由邁圖統一率領各旗牲丁，採捕的物品按“八家均分”。這樣的情況一直保持到入關以後。可以說，清朝的崛起與東北人參、貂皮、東珠等物產的互市貿易一脈相連。
從東北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中，清代打牲烏拉官營採捕業的發展也為東北地區的開發做出了貢獻。清朝一直處於封禁狀態，這也嚴重阻礙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正是清朝一朝不遺餘力地支援官營採捕活動，使得東北諸多人跡罕至的不毛之地變成了稀稀落落的村屯。圍繞村屯，各衙署周邊的地區也因為採捕事業得到了開發，成為今天東北各城鎮的基礎。採捕打牲還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沿途卡倫的設定和不斷巡查的兵丁，客觀上保衛了東北邊疆的完整。
從入關前至清末，打牲烏拉官營採捕對於滿洲人而言，其主要職能經歷了一個從“經濟需求”到“政治需要”的轉變。傳統經濟特產貂皮、人參先後被從烏拉貢差中裁撤，而保留下的東珠、松子、蜂蜜和貢魚等差，
完全是為了滿足清朝統治者祭祀和奢侈靡費生活
。對於專營採捕機構而言，採捕的興衰就意味著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興衰，而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興衰也印證著有清一代王朝的興與衰。可以說，清代官營採捕業的發展命運與清王朝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
總結
從官營採捕的緣起著筆，梳理了從後金至清以後一朝打牲烏拉採捕的發展情況。以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為中心，考察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職掌沿革以及打牲丁來源。考述打牲烏拉衙門貫穿始終的幾項官營採捕貢差，認為清代東北官營採捕的衰落與清朝國運的衰落以及由此帶來的財力不濟息息相關。清朝經過數百年竭澤而漁、不遺餘力地捕打，破壞了東珠等物的生態環境，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清末，打牲烏拉衙門的官營採捕活動不再能滿足皇室的奢侈靡費，變為僅僅能夠維持日常消費、祭祀陵寢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