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與莫三比克保持著長期聯絡的、曾當過外交部長的費萊雷·德·安德拉德上校在1919年寫道：“人人都會經歷災難，尤其是在非洲，但沒人可以否認，能獲得一些勝利還是很好的事。”對於葡萄牙人來說，儘管投入巨大，這樣的勝利卻一次都沒有。
戰爭後果：巴黎
葡萄牙被捲入一個旋轉的陀螺中，不斷喪失威望，而它1914年之前就被其他殖民國家所覬覦的領地如今也看似唾手可得。
當地土著感覺到了帝國的脆弱，紛紛起義。
在邊上旁觀的葡萄牙的盟國，常常不得不出來收拾殘局。
背地裡，法國，比利時最重要的是，連南非都在劃界佔領葡萄牙的領地，人們認為是里斯本拖了後腿才使非洲戰爭無法儘快結束。1918年7月25日，喬治·寇松寫道：葡萄牙“除了倚弱賣弱，對統治和掌控一切都無可救藥地無能”。
任何一個葡萄牙代表團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第一要務都是保住帝國
—這麼說是因為事實上有兩個葡萄牙代表團，第一個由埃加斯·莫尼斯帶領，只參會到了3月，就被阿方索·科斯塔領銜的談判團隊所替代。
威脅到葡萄牙願望的不僅是協約國對殖民地的野心，還有逐漸浮現的新世界秩序與其演進的“託管”概念，
要求託管的政府和行政機構在非洲承擔一定的責任，而這是葡萄牙可望不可及的。在和談期間亦有人投訴葡萄牙為維護其殖民統治而濫用權力。
1919年3月21日，
出席巴黎和會的葡萄牙代表團主席阿方索·科斯塔會見英國殖民大臣米爾納勳爵並商討非洲問題。
勳爵特別詢問了莫三比克和尼亞薩公司的實情和未來，畢竟是這些領地上的居民壯大了德軍力量，他特別強調，正因為如此，在非洲的戰爭才不可能結束得更早。
4月，英國代表團向葡萄牙代表團發去一份照會，申明只有葡萄牙人對通告葡政府的所有虐待土著居民事件進行“徹底而直接”的調查，並懲罰所有虐待事件的責任人，英國才會支援他們對基溫加的領土要求。科斯塔將訊息轉遞葡萄牙政府，指責是武力奪權的反干涉主義者、總統西多尼奧·派斯招致了英國的敵意。
7月，在一次託管委員會的會議上，米爾納“提到保護土著種族的問題”，阿方索·科斯塔回答說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去糾正該情況，但不是所有的報告都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埃加斯·莫尼斯、阿方索·科斯塔、費萊雷·德·安德拉德、阿爾瓦羅·德·卡斯特羅等人在葡萄牙與英國和南非的交涉中的努力得到了回報，雖然他們的目的彼此交叉，但他們阻止了帝國的解體。
他們進行了各種不懈地努力，承諾進行改革
，
強調葡萄牙進入戰爭並不是想要擴張領土，而是出於對它古老的盟友英國的忠誠，並對協約國間的分歧加以利用。
英國對南非意圖的擔心是顯而易見的，這幫助了葡萄牙的規劃。
在巴黎的葡萄牙代表們最終決定採取攻勢，希望利用殖民地的損失來彌補其戰爭的投入。1920年5月，一份備忘錄在巴黎和會的主要參會人員中傳閱，上面詳細列舉了葡萄牙的賠款要求，
強調葡萄牙為了協約國的團結投入戰爭，而戰爭毀掉了幾十年的遲滯之後剛剛有所起色的經濟。
會議毫無意外地否定了此備忘錄的預設前提，這使得科斯塔得以指責會議巨頭們種族歧視，視非洲人的生命不如法國人和比利時人的生命值錢。
戰爭後果：葡萄牙
葡萄牙在非洲作戰有一個最顯著的特點，
即無論戰時還是戰後人們都對其所知甚少。
1917年7月議會秘密會議期間的爭論仍然沒有公開。根據規定，每場戰役的官方報告都絕不會公之於眾，只有關於災難性的內瓦拉戰役的報告是一個例外，
其報告在西多尼奧·派斯的統治期間為了詆譭阿方索·科斯塔等干涉主義者而被公開。
但凡有在非洲的軍事失利或危險情況見報，那也不是為了質疑葡萄牙的殖民主義及其目的，而是作為政黨相互制造麻煩的武器。士兵們回到葡萄牙，退伍並被遣散回家。
過了很多年以後才有了第一個老兵組織“大戰戰士聯盟”。
但是，這個致力於銘記犧牲者、關懷倖存者的聯盟即使是在最激進的時刻，也沒有去打破葡萄牙的黃金法則：
永遠不要公開批評任何事件去損害葡萄牙作為一個殖民帝國的聲譽。
任何斗膽這樣做的人都被粗暴地劃為叛徒，並被剝奪審訊的權利—這些就是本章開端所提到的“政治誹謗”。
在國聯和國際勞工組織對其過度濫用海外領土的監察之下，
葡萄牙的殖民部門團結一致，緊密合作決心讓這種離間宗主國和殖民地的境外“陰謀”破產。
所以才有了《世紀報》在1924年11月13日刊載的那篇毫無可信度的文章，文章作者正是現政權的領導人之一、擔任過莫三比克總督的阿爾瓦羅·德·卡斯特羅。他在文中寫道，葡萄牙共向非洲派出4萬人，殖民地自身提供了2萬名士兵和2。5萬名搬運工，所有這些人都受到了極大的重視。
卡斯特羅夢幻般地評論道，
這樣的經歷使葡萄牙可以立志建起一支殖民大軍，一支歐洲人領導非洲人的軍隊，在必要的緊急時刻能有20萬人赴歐支援。
那一年，波爾圖的停戰日紀念活動給予了非洲戰事特別的關注。波爾圖大教堂舉行了彌撒，並舉辦了“紀念非洲戰事”的展覽，
所有的一切都在強調這是一場針對一個歐洲的敵國以及那些被德國的金錢和讒言“策反”的非洲人的、光榮並最終取勝的戰爭。
在蒙瓜進行的大戰被歸人了後一類。
大部分密切關注殖民地事務的葡萄牙人都知道這不是實情。葡萄牙軍隊在非洲所忍受的惡劣環境還是在戰後一些重要著作中被揭露出來。卡洛斯·薩維奇的戰爭回憶錄《非洲之軍—一個赴尼亞薩志願者的戰地日記》出版於20世紀20年代初，至今讀來仍令人心痛。另一部啟示性的作品是1919年裡斯本大學的一篇醫學博士論文，作者若昂·羅德里格斯·努內斯·達·科斯塔曾在一次遠征中擔任軍醫。
根據這位老兵的敘述，
根本沒有人關心派往非洲士兵的健康狀況，更慘的是他們連合格的裝備都得不到。
沒有人給士兵們應對各種狀況的建議，尤其是在衛生方面，相關規定也都不是強制執行的。努內斯·達·科斯塔寫道：“對於被派往那裡的人來說，“非洲”一詞就意味著極度的恐怖。那種氛圍，那種奇異幻覺帶來的恐懼，還有那些從非洲回來的人口中的傳說，都使那些認為自己不得不繼續履行非洲使命的人更加的沮喪和消沉。而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人去試圖提升他們計程車氣！”
問題並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結束。
由於殖民政府已無力再承擔軍隊的給養，所以不管身體狀況如何，所有計程車兵都擠在一起乘船返回本國
：“人們都應銘記這一年從莫三比克出發的這次旅程。像那些幽靈船一樣，它的身後留下了成百上千具屍體。”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這只是一場更大悲劇的一個小小縮影。
然而，葡萄牙殖民帝國仍舊倖存了下來。
由於美國的缺席，在歐洲大國控制下的國際聯盟對殖民地虐待問題的管制毫無實效。
更重要的是，隨著薩拉查“新國家體制”的推行，葡萄牙及它的海外領土逐漸恢復了政治穩定。這位獨裁者堅持主張殖民地不能成為宗主國的財政負擔，後來還強調前者要在行政上和經濟上都明確地從屬於後者，從而確保了葡屬非洲（以及亞洲）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都一直有緩慢而穩步的發展。
數十年間，葡萄牙的殖民當局統治著和平的領地，
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為既有的企業提供廉價而沉默的勞動力，督促執行強制的棉花種植，以滿足依賴於此的葡萄牙本國紡織業。
此間的改革僅限於高層政治，根據1930年《殖民法案》，海外領地重新被冠以“殖民地”之名，1951年修憲時又改回更傳統的“海外省”。
再之後，在馬爾塞洛·卡埃塔諾統治下，安哥拉和莫三比克被升級為“州”。當其他歐洲國家開始非殖民化程序之時，葡萄牙才剛剛開始向它的殖民地投資，而允許別國投資則要到1961年安哥拉戰爭爆發之後，也正是那時，向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移民的浪潮才真正開始。
結語
葡萄牙殖民地的落後和隔絕也推遲了這些地區非洲民族主義的出現，但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活躍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安哥拉人民聯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等組織很容易地就將他們的鬥爭與早先的苦難結合起來，而這其中所包括的苦難，就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乃至更早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