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是歷史地理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研究物件，

移民改變了人口的地域分佈，同時給遷入地帶去了生產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

對於遷出地和遷入地的文化也產生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對遷入地的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

唐末五代時期是戰亂頻發的年代，人口遷移更為頻繁。

四川地區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原移民的避難場所，中原移民進入四川地區，帶來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響。

一、中原移民入川的原因

在一個地方世世代代的生活，這個地方便成為我們的故鄉，中國人心裡安土重遷，若是沒有重大事件發生，人不會輕易遷移。能夠引起人民遷移的原因有很多種，這成為遷出地移民的推力。

據史料記載，唐末五代時期中原移民入川一般來說有以下幾類原因：

一是因戰亂被迫移民。

戰爭的破壞力量波及之處，斷壁殘瓦，田地荒蕪。人民生活困難，不得不遷移到他處。唐末五代時期是我國大動盪的年代，戰亂時間較長，對人民生活產生極大影響。

姜春、姜志父子本為許昌人，因戰爭的原因舉家遷移，一路上艱難險阻致使父子離散，流落成都。

秦州人趙省躬在唐末避亂於蜀地，便在蜀地居住下來，其子趙溫珪任前蜀司天少監。史料當中記載平民數量很少，但是移民的主力是平民，他們飽受戰爭之苦。

二是軍隊調遣或駐紮或投降。

唐末五代期間，全國一盤散沙，各地分裂割據，各個分裂割據的勢力為了奪得土地和人口，引起的戰亂不斷。晉王李克用與後梁朱溫的戰爭一直持續到後梁滅亡，這給中原地區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和影響，促使部分中原人為得到安定的生活環境而四處遷移，此時部分移民進入四川地區。

王建建立前蜀政權，孟知祥建立後蜀政權，皆從中原帶來了自己私人武裝力量，大部分是中原人，其中部分得以在蜀地定居。

相互敵對的軍隊之間，則有叛變投敵和對方投降之人，在後蜀與後唐之間的戰爭中，後唐將領太原人孫漢紹在對蜀的戰爭兵敗後，便舉兩鎮降孟知祥，成為孟知祥的部將，其帶領投降的部隊多在蜀地定居。

三是任官任職入蜀。

這部分人本是中原居民，因官職差遣來到蜀地，在蜀地任官，但因蜀地割據勢力的封鎖，很難回到中原，便留任蜀地，在蜀地定居下來。

例如：

濟陰人趙季良任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置制兩川徵賦。

當時孟知祥鎮守西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為西川節度副使，這樣趙季良便在蜀地定居。後唐明宗即位後，任命太原人何贊為西川行軍司馬，史載：“瓚不得已，來成都”。

後孟知祥舉兵自立，何贊被孟知祥軟禁，死於成都。

四是跟隨皇帝遷移的，特別是唐僖宗逃難到成都，其跟隨人中有部分官員與隨從定居在蜀地。

例如，唐御史劉再思從唐僖宗入蜀，後自蜀地還長安，留其子劉溫在蜀地，劉溫一支則在蜀地定居下來。長安人杜光庭隨從唐僖宗避難於興元時，竟留於蜀地，從事於王建，後隱居成都青城山。

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如氣候、環境等生存條件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惡化，致使部分中原人不能再繼續生存。

唐末五代是我國曆史上第三個寒冷期，北方農業生產能力下降，促使部分中原人南下入蜀。

又如移民政策推動，多是經過戰爭或者其他動亂，人口大規模的消亡，政府為了恢復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推動移民從人口稠密的窄鄉遷移到人口稀疏的寬鄉。

唐末五代時期中原移民遷入四川地區的原因，主要是前三種原因，特別是頻繁戰爭。

二、中原移民入川及分佈情況

四川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歷來是我國古代重要的農業區。唐長孺先生曾經評價巴蜀曰：“

自秦漢至隋唐，巴蜀一直是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並始終都是建都關中平原的諸王朝的戰略後方

”。

關中地區和成都平原中間有秦嶺山脈，渭河和漢江兩大河流。聯絡關中和成都的道路主要是渭水和漢江的諸支流的河谷

。四川盆地被秦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橫斷山、巴顏喀拉山等山脈環繞，關中與四川盆地聯絡主要靠陸路交通，但由於群山環繞，道路不暢，在歷史上多次修建道路或者進行改線。

例如，

有沿子午谷而行子午道

，沿儻水河河谷和西駱峪河谷而行的儻駱道（又稱駱穀道），沿斜水河谷和褒水河谷而行的褒斜道（又稱斜谷道），沿清姜河河谷和嘉陵江支流故道水河谷而行的故道（又稱陳倉道、散關道、青泥道），沿文川河谷而得名的文川道。

《唐會要》還記載了由眉縣向東經鳳全縣、周至縣、戶縣而至長安的道路。

唐朝時期，關中與四川地區的聯絡較為緊密，政府開拓、修築道路，促使交通事業的發展，也加強了物資和人員的往來。唐憲宗派軍隊平定劍南節度使劉闢叛亂之前，除了人事部署之外，“復置斜谷路館驛”，軍隊未發，先修好通往蜀中的的棧道，可見入蜀之道的重要性。

唐朝時期，關中地區出現危機，避難百姓為了避免走崎嶇難行的蜀道，多是先入西北，然後經隴東南轉入蜀。

安史之亂導致百姓流離之際，杜甫沿此路入蜀，在《彭衙行》中雲：“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此詩中的彭衙是當時的彭原郡，即今天甘肅鎮原縣，白水即今天甘肅南部的白龍江。

還有另外一條從中原入蜀的路線，從長安和洛陽出發，南下到鄧州或者襄陽一帶，分水路和陸路兩路南下。

其中水路經過漢江及長江水道，陸路經過荊門和江陵，來到長江流域，然後沿長江逆流而上，經三峽入蜀。

四川地區在唐末五代時期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地區，與人口密集的河南地區距離較近。

“唐都關中，蜀近在戶限之外”，與都城長安所在地關中也非常接近。在安史之亂、唐末農民起義的時期，唐朝軍隊與農民起義軍、中原地區的軍閥之間混戰，戰鬥不息，給當地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江淮地區亦有區域性的戰爭。

此時期的四川地區，因戰爭較少，相對而言比較安定，

對於戰亂地區關中和河南地區的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在唐末五代時期又有較多的中原移民遷入。

《北夢瑣言》中曾雲：“唐自安、史以來，兵難荐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

特別是唐朝末年黃巢起義，採取流動作戰，南北轉戰十二個省份。

880年年底黃巢起義軍已經發展到了六十萬大軍，廣明元年（880年）黃巢軍浩浩蕩蕩開進都城長安

，在黃巢軍入長安之前，“上（僖宗）與諸王、妃、後數百騎，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門出幸山南，文武百官僚不之知，並無徒行者，京城晏然……中和元年春正月庚戌朔，車駕在興元……六月……車駕幸成都府，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自來迎奉”。

七月僖宗車駕至西蜀。

朝廷中部分朝官或“從駕不及，匿於閭里，為賊所捕，皆遇害”，或投降黃巢，還有一部分追隨僖宗車駕去了西川，其中包括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等五名將領率眾數千人。唐僖宗幸蜀，再次引發了大量的中原人民遷移到四川地區的浪潮。

李克用及沙陀軍擊敗黃巢軍於汴河邊，黃巢軍退出長安逃亡狼虎谷。

關中諸鎮及百官上表請車駕還宮，光啟元年（885年）三月僖宗至京師。

唐朝末年，唐朝廷自身難保，已經無力控制地方，軍閥割據稱雄，各地之間軍閥混戰不斷。

因戰爭引起的軍人遷徙次數和人數也增加。例如，光啟三年（887年）跟隨唐僖宗入蜀的利州刺史王建帶領部將攻佔閬州，開始在四川地方發展自己的勢力。

盤踞在鳳翔府的李茂貞和朝廷關係緊張，不聽命於朝廷，亦進入四川地區。

李茂貞攻入興元府，勢力不斷髮展，與王建在東川發生衝突。乾寧元年，“時李茂貞有山南梁、洋、興、鳳、岐、隴、秦、涇、源等十五餘郡，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頗有問鼎之志”，然卻敗於王建。

李茂貞的部將李彥昭部2000人向王建投降，乾寧四年（897年）“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兩千，皆降於建”。

王建遂有蜀地和漢水流域等，天覆三年（903年）唐朝廷封王建為蜀王，907年王建稱帝，建立蜀國，史稱前蜀。

此後，

王建開始向關中地區和隴右地區發展勢力，和以鳳翔府為中心的岐王李茂貞發生多次戰爭，

雙方互有勝負，相互掠奪財富、收納叛將，一些中原移民此時遷入蜀地。

乾符六年（879年）四月，西川節度使崔安潛“

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向雜，訓諫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戴黃貌，號黃頭軍”

。

由於到廣明元年（881年）初，黃巢入長安，關中混亂，唐僖宗避亂蜀中，急需壯丁充軍，史書未記載三千黃頭軍去向，很大可能留居蜀地。

前蜀政權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對於北方的移民多采取優撫招納的辦法，其時有不少北方的軍人、官員、百姓入蜀。

唐朝滅亡後，蜀地先後出現兩個地方割據政權，王氏前蜀和孟氏後蜀，

其開國皇帝王建和孟知祥都是中原之人，二人立國多依靠中原士人，主要是自己在中原為官時所領導的親軍及隨從和流落入蜀的唐朝衣冠士族。例如，隨王建入蜀的人有王宗浩、張造、周德權等，隨孟知祥入蜀的人有伊延環、高彥儔、韓昭運等。

五代時期各地軍閥之間戰鬥不息，時有降服入蜀的軍將及軍隊。

孟知祥割據蜀地前，尚有三萬餘的後唐軍隊駐紮在蜀，待孟知祥稱帝后這些軍人不能回中原，只得留在蜀地。後唐時期的中原動亂，莊宗諸兒“間道走蜀”，在蜀地居住下來，這也是一次小規模移民。

唐末五代時期入蜀的中原移民多居住在成都、眉州，部分中原移民分佈在資州、簡陽、廣漢、都江堰、青城山等地，分佈不平衡，

總的來看，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中移民遷入定居較多。

三、總結

唐末五代時期是我國古代社會南北地域之間發生轉折的時期，中國古代社會的各個層面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離不開中國內部大量的移民貢獻。

移民大量遷入與遷出，不僅是經濟上勞動力、生產技術等遷移，也是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途徑。

總的來看，

唐末五代時期中原移民對四川地區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推進了四川地區的歷史發展程序，

至於北宋時期，平定後蜀收復四川地區，四川地區的經濟文化對於北宋時期社會發展亦有很明顯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