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20世紀，現代人必須應付正在打破傳統信念的非常新的知識。無論是科學還是文學，都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新的認知與發想，是20世紀歐洲的產物。

科學

事實上，在他學了而承認大和小的新的空間範疇，即空間範疇引起設想和相信之前，要了解新的知識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00年，人們有把握地知道僅僅20來個恆星之距離號然而在今天，用已改進的望遠鏡和照相術，人們已經確定已有幾千個恆星之距離。銀河系的概念同我們想的不同，也許有一萬萬個；需要用光年作為單位來測定，光每秒速度18萬6千哩人完全打破了我們對空間和距離平常的推測。最遠的銀河系也只少有5萬萬光年之遠，在相反的另一端，至19世紀末，原子還被認為是硬的固體的東西，是物質實體的最小單位。然而，在19世紀90年代，約瑟夫湯姆森發現了原子內的粒子，這種粒子帶有負電，他稱粒子為微粒，而應稱為電子，這表明原子是複合體。而且這個論證表明，電子在一切原子裡都相同。隨後，發現了質子，一種帶有跟電子所帶的負電數量相等的正電粒子。這就是說，一定的元素的原子有數目相等的電子和質子。因此其結果是，不同化學元素的原子必須由一些不同排列

的電子和質子組成。

1911年，盧瑟福勳爵說，原子大部分是空的，從而原子理論進一步完善。他認為原子是一箇中心核，帶正電，其周圍有帶負電的殼層，表明太象一個空間很大的太陽系微型。換言之，物質被認為比“物體”更空一些。第二種推論是，如果由於組成原子的質子和電子的數不同，使原子在化學上不相同的話，

那麼化學上不同的原子能不能蛻變？放射性記錄表明，某些元素是處於蛻變過程。盧瑟福於1919年用a粒子去轟擊比較複雜的元素，能產生出更簡單的元素一氫，從而第一次實現了蛻變。進一步實驗表明，不僅能使元素髮生蛻變，甚至也可製造出一些合成元素，如穌、鋁、鈿。

盧瑟福的原子論明顯的簡單性，馬上被其他成分的發現所修改。在1932年，查德威克提出中子：中子是不帶電、而質量同質子相等的粒子。以後，安德森發現了正電子，正電子質量同電子相等畀旦是帶正電。最後發現了介子，即短命的粒子，帶正負電，或不顯電性。換言之，正當宇宙本身日益變得複雜化，幾乎超過了我們的想象力，更不消說理解的時候，原子卻迅速地出現在宇宙各個方面。原子理論要求我們承認那個極小，與細菌理論中的極小也相類似。當細菌是疾病的媒介物的說法在19世紀獲得成立時，甚至存在更小的疾病媒介物立即成為可能，1935年以後稱為病毒。病毒是什麼，還沒有完全摸清楚。

當本世紀的物理學家學習測定放射性物質分解為鉛或氮的比例時，透過測定放射性物質中鉛和氨的比例，可能證實含有這樣礦物質的岩層絕對年齡。這就使現代的地質學能夠確定岩層絕對年齡。因此，地質年代成為另一種測定無限大的標準。戰後的人類在強烈的推動下，要求安全達到新的水平，但是科學沒能給他們安心的或肯定的回答，這種回答是許多人為了安全所需要的。新的發現使人們感到現實太神秘了，這種神秘也使自信的人物感到吃驚。

極大的一些新領域放在現代人的生活各個方面有限的時間內，就更加感到大得無邊，就是說，變化的速度加快，新的交通速度加快了。1860年的歐洲人會認為12世紀生活發展速度比1960年更同他們相類似。生活在20世紀越晚些，則就越感到有一種壓力迫使著去適應變化，也就是這個因素阻撓一體化文明的發展。更何況1945年以來，他必須面臨著原子理論提出來的新的破壞規模。用一種叫做迴旋加速器或原子粉碎器的高電壓裝置轟擊原子，使原子發生變化的實驗，引起鈾原子核成功地分裂為兩個部分一原子裂變，這是由德國哈恩和施特拉斯曼試驗的。此後，愛因斯坦致函羅斯福總統，該函說明原子裂變的軍事潛力，需要有一個極鄭重的政治決議。愛因斯坦不僅知道原子武器特有的嚴重破壞性，並且知道如果希特勒德國單

獨發展了原子武器，那將意味著什麼。

歐洲人不只是關心原子爆炸。在19世紀，一些知識分子已經為歐洲本身的人口爆炸而感到苦惱，因此至1945年，焦急心情普及全球。生物學家朱利安是新馬爾薩斯信徒，是使全世界意識到人口問題最負責任的人，所以在1954年羅馬世界人口會議上，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在這裡，進行了第一次人口問題的國際性研究，並作出估計說，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人口會比1920年多一倍。這樣一個方案意味著，如果糧食和人口的增長不能很快達到平衡的話，世界將會面臨災難和破壞，比人類其他因素更具有爆炸性。尤其要警惕，災難和破壞可能會成為未來戰爭的主要原因。

文學

在20世紀的歐洲，科學上的生氣勃勃同藝術和文學中表現出來的精神上的痿靡不振，形成了尖銳的對照。歐洲知識分子已經對19世紀後期的暴力和低階庸俗感到威脅，而且他們在世

界上找不到正確的目標以致於麻痺不仁了，這些都在1914年以來歐洲所經歷的政治和經濟的危機之中反映出來。因為他們全盤揚棄形而上學真理，相信科學，以便尋求最後的答案，所以他們從生活知道，學習現代科學是無法獲得他們所尋求的答案。這樣，他們在早些時候反對建立在科學技術基礎上的唯物主義社會的誕生，而今他們竟然進一步同科學背離。通向形而上學的道路是給對科學的侷限開始有所瞭解的人開放的，但是走上這條道路的人並不很多。相反，通向形而上學的道路已有閉塞的傾向，而是傾向於在自我靈魂深處尋求隱密的真理。

由於大量著作的出版，是迎合世俗所好，而不注重文學價值，使讀者的人數突然激增，因而加深了文學界的苦惱。廉價的印刷品的確吸引瞭如基。凱切斯特頓和喬肖伯納這樣一些傑出的作家，他們使人民在高雅的文學、高尚的思想和開明的政治方面獲得裨益，曾起了好的影響。另一方面，無線電和電視與文學和新聞分擔了教育公眾的任務；由於上述宣傳工具在黨派宣傳方面具有特殊的效力，這就使宣傳工具所固有的教育潛能大為削弱。不過我們僅僅對下述事實有所懷疑：上述新的宣傳工具最大的危害性，就是宣揚學習是一件消極的輕而易舉的事情這樣一種思想，使人心矇昧，民智不開。許多新聞、無線電、電視是現代生活所必需的，它們也可能助長了人們對傳統價值、可能是永久價值的事物以及歷史都不關心。

但是，如果文學在一定範圍內失去了市場，讓位給新的宣傳工具的話，其原因不能完全歸咎於新宣傳工具的動人的靈便。例如，20世紀的詩人，滿懷熱情地關心暴力和社會問題，可是在影響民族思想方面與其19世紀同行相較大為遜色。

20世紀小說家的另一個派別，以大赫勞倫斯和馬塞爾普魯斯特為代表，我們可以稱之為弗洛伊德傳統派，不強調人們的理性本身，而強調潛意識或非理性的東西，他們深受對於人性和人的命運抱悲觀主義的觀點所感染。20世紀初期的一些小說家顯示出科學人文主義的樂觀精神，這種樂觀精神在福樓拜身上早已表現出來；但是當這個派別進入20世紀越久，就越把科學看成只不過是物質的手工操縱的工藝學，如象在赫喬威爾斯的《未來事物的形成》著作中或者在奧爾德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著作中所認為的那樣。在喬治奧韋爾的《1984年》一書中已有關於最後的恐怖的預言。

在1918年，奧斯瓦德斯賓格勒出版了他的鉅著《西方的衰落》這部著作是知識和幻想的奇怪的拚湊。他把20世紀的歐洲文明同古代世界末期的文明等量齊觀。他以生命的輪迴作比喻，把文明的興衰描繪成不可避免的，超乎我們的理智控制能力範圍以外。預言家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知識分子所廣泛引用，從預言家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與

文學家是意氣相投的，雖然經過審度，這些引述者的水平似乎尚不足以判斷他的比喻是否正確。斯賓格勒之所以享有威望，部分原因是他樂意就文明的健康狀況發表意見。阿諾德-湯因比的十二卷的《歷史研究》著作，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版了節略本，也聞名於世。湯因比採用有機研究法去探討歷史，雖然他的結論比斯賓格勒稍微樂觀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名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開始宣講什麼叫做“危機的神學”這顯然是對當時的時局大震盪的回答。他變成了一個給世人定罪的現代預言家，他宣判了現代文明的罪惡，號召人們悔改，需求人們對神敬畏八在神的面前戰戰兢兢地生活。巴特代表了基爾克加爾德的上帝不容懷疑的觀點的復活。在這個觀點中，只有上帝的愛才可能填平人和上帝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鴻溝號聖經中上帝的啟示是上帝賜與我們真理的唯一源泉。因此，上帝的啟示是神蹟。巴特的原教旨主義同當代許多牧師的社會福音形成鮮明對比，後者獻身於世俗的社會福利事業計劃。所以，他認為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把世俗的目標當成上帝的國度，而他們則反駁說，由於社會和經濟的壓迫使人過著牛馬生活，拯救眾生就不可能。

在文學中所描述的世人心靈深處的痛苦，在生存哲學中也尤其突出。其根源溯及19世紀，特別顯著地表現在基爾克加爾德和尼采的思想中，但是實際上生存哲學只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大屠殺之後才在歐洲盛行起來。對生存主義不阿爾貝。卡米好下定義，因為迄至1945年，它包羅形形色色的信條，如象保羅蒂利希的信條，有些是無神論的信條，如象讓一保羅鼻薩特的信條。在這個運動中，名聲最高的作家是阿爾貝卡米，他的主要的生存主義著作是《西希菲斯的神話》。

無論他們在別的方面有何不同，但一切生存主義者都反對體系化的哲學，他們僅從主觀和個人角度來看待真理或現實。因此，思想是同特定的環境下特定的人有關係，就其背景而言，思想經常陷於重重焦慮之中。對於生存主義者來說，人不能憑藉支離破碎的和客觀的理性去認識現實。幾乎有些近似反理智主義。只有生存才成為現實，成為一種恐怖的十分痛苦的境況。把人們看成是置身於一個敵對的異邦之中，以死作為背乎常情的歸宿，每個人不可避免地使他的知識孤陋寡聞，就必然失去他的價值。這個觀點超越下述思想的範圍「即我們是獨特無偶的，某些事物只有我們才能認識。這種主張意思是說沒有永久和普遍的真理，除了我們在尋求安全過程中有所創造之外，人生便無其他意義和目的。這種主張是說，人類在控制自然理性法則方面無能為力。

當小說家兼物理學家查斯諾在1961年論述科學和文學之間的分裂時，他所論述的正象有人曾把科學和文學溝通起來一樣，並且認為由於誤解和不信任而造成兩類文化的分裂，這既是不需要的，又是危險的。沒有置身於前兩個世紀的技術進步中的文學家，憎惡工業革命，因為工業革命使工人階級變得粗魯了，而且著重物質收穫。這些“人道主義者”抱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即認為人的悲慘命運是屬於個人的命運，對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仍然抱著相當漠視的態度。因為科學家們在改善入的社會生活條件可能性方面過分自信，所以他們認為科學家們盲目樂觀。斯諾認為關於人的這兩種觀點能夠而且也必須共存，這就是說，關於人的命運的這兩種觀點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從本質上說，這種預言雖然不是新的，然而是適時的。人需要糧食生活，但又不能只靠糧食生活。

溝通兩類文化的其他一些人，也避免1914年以後普遍感到的失望的痛苦。哲學家兼數學家艾爾弗雷德在他的《科學和現代世界》一書中指出，適應能力強的有機體能夠改變它們的環境篤各樣的物種往往都被認為是敵對的，實際上是互相依存的。他說嚴一片森林是互相依存的物種合力戰勝自然的結果/社會

也是一樣，如果要創造出更高度的文明，就需要冇不同的種族和民族。如果種族和民族是清一色的，則會使進步停滯不前，更談不上其他不好的方而了。懷特黑德相信，現代科學是一種事業，喚起我們進行變革。發展前進，使我們進一步改善自己的環境；這一切迫使我們把將來看成是處於必要的變化發展之中，不許我們去“平靜地生活”，這種生活可能是安逸的，但對文明來說確是慢性自殺。

結語

變化無疑地會把我們捲入各種不同的危險之中，但它可以避免由於頑固保守而招致某些必然的災難。對那些力圖適應於兩類文化而且把自己交給神秘的、未知的、未定的命運的人們來說，從來再沒有比歷史更好的人生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