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徵荊州。未至，劉表就病死了。其子劉琮繼位。同年九月，曹操的軍隊開到襄陽，劉琮舉州降。至此，曹操沒有耗費一兵一卒，就得到了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荊州。
荊州如此輕易地淪落，使人不得不懷疑佔地千里，帶甲十萬的劉氏是否真的遂了《搜神記》中的童謠讖言。據《搜神記》記載，在建安初年之時，荊州流傳有一句這樣的童謠。“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其中所指，便是劉表家族。
可劉表家族的衰敗真的是命中註定的嗎，答案是否定的，雖無讖言何事，但劉氏投降曹操其實早有定數。
根基不深，麾下無死謀
初平元年，劉表出任荊州刺史。而據司馬彪《戰略》的記載，劉表初為荊州，江南宗賊盤踞，袁術在魯陽為隱患，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領兵作亂，如此三股勢力，而劉表單馬入宜城，孤立無援。後好在得到了當地士人蒯良、蒯越和蔡瑁的幫助下，才逐步得到荊州千里地。可以說是白手起家。
而如此的白手起家雖令人欽佩，實則埋下了不少的隱患。其中最大的隱患，便是劉表根基尚淺，身邊缺乏樂為其死的臣下。
從公元190年即位起，至公元208年劉表卒。統牧荊州僅僅18年的時間，在這短短的18年裡，劉表在其謀士的佐助下，輕易奪得了荊州諸地，收兵以十萬數。按照《三國志》的說法，便是
地方數千裡，帶甲十餘萬。
但如此的成就，也無法使其謀士死忠於他。在曹操袁紹相持於官渡之時，其謀臣韓嵩、劉先說了這樣一段話。
“曹操袁紹相爭，天下的重心在於將軍您的選擇。如果您想要有所作為，現在就該乘其爭戰之弊而有所行動了；倘若不然，就應當選擇一個良主歸附於他。將軍擁有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見賢而不能相助，請和也不給個明白話，如此而來兩股勢力必然會怨恨於您，將軍不能選擇中立。曹操開明通哲，天下的賢人俊士皆歸附與曹，他的勢力必然會超過袁紹，到時候曹操便會將矛頭轉向您，恐怕將軍到時也無法抵禦。現在我便為將軍獻計，不如投降於曹操，曹操必然會重德於將軍，長享此福，傳至後代，這是萬全之策”。
這一段話，總共表達了三個意思。
1 我們不能隔岸觀火；
2 要麼戰，要麼降；
3 推薦降，而且要降曹操。
其中，前兩個意思表達較為明確，而第三層意思的表達較為隱晦。之所以說推薦降，是因為在這一段話的表達中，在“戰”的方面上，只提有此出路，並不提任何具體策略；而在“降”的問題上，連投降的物件都早已想好。其中寓意也就不言而喻了吧。
誠然，如此的計劃也許並不失為可行之計，投降即得泰山之安，可對於一方領主的劉表來講，佔地千里，帶甲十餘萬，完全擁有稱霸一方，甚至有機會奪得天下；屈身投降，與其說是萬全之策，不如說是愚蠢懦弱之舉。
至此，或可再生出一疑問。為何劉表手下謀士要勸表降曹，來到了曹操手下，對他們又有何好處。
在亂世之中，審於量主可以說是每一個優良謀士的必備技能。劉表手下的蒯越、韓嵩也不例外，他們深知劉表雖然待己不薄，但絕非有霸主之才，而荊州，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於世太過顯眼，必然不會久安，因此，再次抉擇一個良主便成了他們眼下最為重要的事情之一，而曹操，就是那個良主。
曹操當時選才的標準就是“唯才是舉”，因此，張繡初降後叛，叛而後降仍能得到曹操的優待；魏種叛曹又降曹之後，曹操仍委以重任，給其理由“唯其才耳”。相比於袁紹的剛愎自用，曹操實在算的上是當時最優之選擇。
勢力雄厚，給才以用武之地，使得表之謀士歸曹似箭。待劉琮投降之後，他們也得以稱心如意。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韓嵩為大鴻臚；劉先為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劉表手下如此之多謀士，可以說是良謀，但絕非是死士。他們出謀劃策多隻以自己為中心，而其中原由，不外乎根基不深四字。短短十八年的州牧，相較於袁紹的四世三公，曹操二十多年的戎馬生涯，確實是時間不長，經歷短缺，無法有效培養甘為己死之謀士。袁紹雖自大，沮授仍在其失敗之後誓死不降；曹操雖勢薄，荀彧還會在呂布叛奪兗州之後，獨守鄴城，為曹操守下家業。與劉表之謀士相比，也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總而言之，劉氏降曹，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手底下缺乏死忠於主的謀士。其後，劉琮選擇投降的背後，便是順從了蒯越、傅巽等人之言。
但一個集團的隕落，只歸因於手底下人的不利也顯得缺乏道理，主子的有為有時候要比手下謀士的進言有用得多，而劉表算的上是有為之主嗎，其上位之後所採取的戰略又當如何，請繼續往下看。
戰略錯誤，進退皆失據
劉表單槍匹馬進入荊州，任用人臣便奪得了荊州之地，此舉不可不謂之英雄。而就在其剛剛奪得了碩大的荊州之後，對外的戰略計策便定為了兩邊討好，自守待變。
據《三國志》所記載，在曹操迎天子定都許都之後，劉表遣使上貢朝廷，對袁紹又相結，如此做法，可直接斥為“吃裡扒外”。既不聯合於曹操，也不結盟於袁紹，表明上是兩邊都討了好，實則是兩邊都怨恨於他，用韓嵩的話說，便是“
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
”。
由此，其戰略一錯便錯於此。
其二，自劉表統領荊州以來，一直採取堅守不出的戰略方針。就如曹操之言“劉表，自守之賊也”
。
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其採取中立觀望的態度，妄想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曹操，袁紹或許可以說是鷸蚌，而劉表絕非能當成漁夫。
建安十三年，就在曹操剛剛平定北方之後，舉兵來伐。來伐的次月，劉琮舉州降，劉表集團至此衰落。
劉表戰略的錯誤，直接導致了坐以待斃的結局。最後進退失據的處境，也不失為其戰略方針錯誤所導致。
劉表終其後半生，靠時運與賢人相助而得荊州，實屬不易也。機遇當可遇而不可求，而其後代卻無能珍惜，白白送與他人，實在可惜。究其原因，一為手下無死謀，二則戰略方針的錯誤，才使得於後處處受內外牽制，終失家業。
終事件本末，雖劉表本身的原因重大，但本文分析則為客觀為主，未提及劉表主觀因素，而此兩條客觀因素的背後，主要是由其主觀因素所導致的，或可說，是劉表主觀影響下所產生的客觀因素致使其衰落的。倘若劉表本身知人善任，心存大志，適時出擊，其結局會截然相反也未可知。總之，荊州之降，實則在先前就早已存在的背景中已有定數，而劉表家族的衰落也闡明瞭士人階級在當時時代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得人才者得天下，在此反例中或更以得到了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