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祖父給的鑰匙開啟鎖，從蛛網密佈、雜草叢生的老宅裡抓出8條蛇，趕走成群結隊的老鼠，李俊回到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縣高橋鎮唐家村，註冊了楚雄第一個民辦社會工作機構。

過去3年裡，他把唐家村5號那幢20多年無人居住的老宅變成了熱鬧的“兒童之家”。更早之前，他在專門從事社會工作服務的機構“雲南連心社群服務照顧中心”工作過10年。因為感到“不能再無睹一些凋敝鄉村中的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他辭職回到了村裡。

2013年，民政部開始在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實施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支援計劃，為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和受災人員開展社會工作服務。2013年以來，雲南省民政廳累計選派了520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到30多個縣開展服務。

上個月，一部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出現社工角色”的電影《米花之味》上映時，一群在省會昆明參加社會工作實務能力提升培訓班的社工，集體到電影院觀看了這部影片。電影放完，這些觀眾沒著急散場，七嘴八舌討論了起來。他們太熟悉片中那些場景，那就是他們的家、他們的工作。

和片中的社工一樣，這些年輕人大多是回到家鄉從事社會工作。其中有不少是大學畢業生，走出大山後又回到大山裡，透過政府購買服務、申請慈善資金專案等，從事著關愛保護留守兒童、救助幫扶貧困群眾的工作，成了中國減貧事業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眼前的家鄉變得陌生了

那部電影裡的社工是一個編著一頭小辮的時髦小青年，村中討論公共事務或村民遇到困難時刻，都有他出場。

這位髮型很“搖滾”的社工，原型是雲南省臨滄市滄源佤族自治縣源心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專職社工李小菲。

不同的是，李小菲是個姑娘，頭髮黝黑，髮型一點也不“搖滾”。

受“連心”選派，大學畢業的李小菲回到了家鄉滄源縣，進駐距離鎮政府12公里、與緬甸接壤的勐董鎮刀董村，為這個佤族村寨提供社工服務。

與李小菲一起的，還有當過兩年代課教師的陳江龍。兩人都畢業於雲南師範大學，學的都是漢語言文學專業。

儘管此前他們都不瞭解什麼是社會工作，但讀過大學、見過世面、同為佤族的他們，有了回村工作的天然條件。

最初的工作並不順利。雖然是縣婦聯幫助選的點，但他們進村以後，由於不瞭解社工是幹什麼的，村幹部並沒有把他們當回事，將他們安排在村小的瓦房裡居住，窗戶沒有玻璃，陳江龍只能自己用撿來的木板一點點修理。他們去孩子和老人家裡做家訪時，村委會總是派一名武裝幹事跟著。

從昆明冶金專科學校畢業的趙蓮杏，學的是工程測量與監理，因找不到“成就感”，她辭掉了幹了一年的測量工作，應聘為“連心”的社工，回到家鄉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丘北縣，在大矣勒村開展社工工作。

村裡的老人很喜歡趙蓮杏來串門，但他們認為她是閒得無聊。村民們好多年沒見過長期待在村裡的年輕人，各種猜疑都出現了，有人以為他們是政府安排來扶貧的，有的以為是隨便來看看村民家情況的。有人甚至對社工表現出了相當的排斥。

而且，當這些年輕人飽含著對家鄉的熱愛、懷揣著改變家鄉的情懷回到家鄉時，卻發現他們眼前的家鄉變得陌生了：

大多數村民外出打工了，村裡瀰漫著一種清冷的氣氛；一些靠打工攢錢蓋的新房空著；七八十歲的老人每天扛著農具下田；村中有老人去世，卻找不到幾個青壯年來送葬。

年輕的社工們開始思考許多問題，比如，“鄉村是誰的鄉村？”“鄉村的發展要依靠誰？”“我在鄉村發展中能做什麼？”“社工與其他農村工作者有什麼不同？”

在刀董村社工站工作時，雖然離自己家不遠，但陳江龍和李小菲都堅持住在村裡。

由於村裡大部分蔬菜只能從外面購買，每次回家，陳江龍都要買不少蔬菜和肉，把汽車行李箱塞得滿滿的。“社工的崗位就在村裡。”他解釋，雖然回到了家鄉，但不等於早上進村工作，下午下班後出村回家。一線的社工，就是要駐紮在村裡，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與服務物件建立聯絡。

為了讓自己成為“村寨的一分子”，張娥總是參與村裡迎生送死、春種秋收等事中。

2014年7月從昆明學院畢業的張娥正忙著在昆明找工作時，昭通市魯甸縣發生了里氏6。5級地震，地震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蹤。張娥的老家火德紅村是重災區之一。

家園被毀、親人離世、餘震不斷，回到家的張娥在感傷恐懼中當了一名志願者，給災民發放物資，幫助救援隊統計資訊，為救災部隊帶路。

救災進行了一段時間之後，張娥準備返回昆明找工作，卻看到“連心”在火德紅村建立社工站，招聘本地大學生。“公益”兩個字擊中了她這個火德紅村的第一位本科生。“公益就是獻愛心，別人大老遠的都來了，我是本地人怎麼好意思走？”

災後的土路上車來人往，塵土飛揚。從遠處挑來的生活用水要省著用，張娥覺得自己從回到家以來就沒幹淨過，滿臉長滿了痘痘；隔三岔五停電，冬天來臨，高寒山區的氣候變得異常寒冷。

然而，比生活難題更需要克服的，是張娥內心的迷茫。

震後的魯甸來了很多公益組織，他們在救災點陪同老鄉、傾聽他們的痛苦、組織孩子學習翫耍。與他們做著同樣事情的張娥沒找到什麼成就感。

各類組織漸漸撤出後，如何幫助老鄉們恢復正常的生活，成為擺在張娥等社工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

天氣越來越冷，災後搬到山上的老人大多感冒了，社工們與愛心人士聯絡，將募捐來的棉被、毛毯、熱水袋、軍大衣發到老鄉們手中。隨後，他們在9個安置點組建了婦女小組，給她們提供材料，讓她們為60歲以上的老人鉤織毛線鞋。一個月後，200多位老人拿到了婦女們鉤織的冬鞋。一些大姐還將富餘的冬鞋送給親友和鄰居，而不是拿去出售。

這一行動激活了災民們互助和自助的思想。

隨後，社工們又組織了各類活動，其中一次在小涼山舉辦的餃子宴，來了近600人，讓老鄉們在相互溫暖中重拾災後的生活信心。

3個月以後，靠政府劃撥的一塊土地和老鄉們的義務投工，社工們在小涼山的工作點“協力工作營”建成。在香港李嘉誠基金會魯甸地震災害社會工作服務專案的支援下，“協力工作營”成了孩子們的“小書屋”。

同時，社工們還不斷地參與到村裡的農活中。“參與農事，才能明白村民所想。”張娥說，只有做了農活兒，你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為10塊錢爭吵，因為10塊錢=20斤土豆=一個月的食鹽。“只有參與了農事，你才不會隨意去評判村民，才真正懂得他們與土地的關係”。

在這個過程中逐步走出迷茫的張娥明白，公益不是簡單的獻愛心，社工助人，更要自助。社工可以改變社群，但改變的力量來源於自己。

這是我的家，是我心歸屬的地方

3年來，每天放學後，都有二三十個孩子到唐家村5號——李俊的老宅學習、玩耍。到了週末，平時在鄉鎮學校寄宿的高年級孩子回家，也愛到這裡來。老宅里人多時會達到近40人，充滿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和嘰嘰喳喳。

當初，帶著新加入的社工，李俊自費將老宅改建為社工服務站和留守兒童之家。他們將牆壁刷白，在上面貼上孩子們的畫；在院子裡鋪上塑膠地板，在教室的瓦簷下掛上氣球和彩色的小燈籠；他們購買了課桌、玩具、圖書、羽毛球、乒乓球、籃球、沙畫、架子鼓、白板……

在李俊看來，駐村社工除了陪伴關愛留守兒童，還在扶貧和社會救助中起到了兜底的作用。

由於遭遇天災人禍、重大變故、父母離婚、患有重病、殘疾、一方或雙方死亡，或家庭經濟困難等，留守兒童中出現了一些困境兒童，他們有的還未“被看見”。

小學三年級的毛毛（化名）已經多年沒有見過媽媽。

在他兩歲時，父母離婚，他跟媽媽生活了幾年，後來媽媽改嫁，將他送回爸爸家，然而那時他爸爸已經到了骨癌晚期。爺爺奶奶在那一年相繼去世，第二年爸爸也去世了。從此，毛毛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平時他住校，週末就一個人回到爸爸留下的房子獨自生活，偶爾親戚會來照看一下。

社工們將毛毛的情況上報給了民政部門，使他納入了低保，並得到了社會資源的幫助。

每週，駐校社工還會騎著摩托車到毛毛家，教他做飯、洗衣，輔導功課。不怎麼講話的毛毛漸漸露出了笑容。

3年來，李俊和團隊成員在全縣的9個鄉鎮中，走訪了300多個家庭，識別出240多名困境兒童。他們對150多個家庭進行了資助，給困境兒童發放上學交通補貼或緊急援助金，幫助孩子們渡過難關，不讓他們因家庭突變而輟學。

每個週末，社工會把這些孩子從20公里以外的村寨接到唐家村5號兒童之家，每週8到10人，讓他們分享大家庭的溫暖。

“社工駐村，就是要讓孩子們需要你的時候，推門進來就可以找到你。”李俊說。

唐家村5號不僅溫暖著留守兒童，也溫暖著社工的心。

“每次回來看到服務中心的燈亮著，心裡就暖暖的，這是我的家，是我心歸屬的地方。”李俊說。

將農村內部的力量釋放出來

回村住了一段時間之後，趙蓮杏等駐村社工發現，村裡的留守婦女生活得很不輕鬆，帶孩子、幹農活兒、做家務、照顧老人，她們最愛的娛樂是打牌、打麻將，很少有人會主動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但趙蓮杏認為，作為村裡的青壯年，那些留守女性可以給家庭和村寨帶來變化。“留守人群需要的是相互關懷和幫助，我們要協助他們將內部的力量釋放出來，解決內部的問題”。

在社工的動員下，婦女們摒棄了男尊女卑的和害羞怕人的想法，晚飯後到村活動中心跳民族舞，不僅豐富了夜生活，也增強了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對村寨更有歸屬感。

社工們對留守老人的走訪、陪伴，為留守兒童開展音樂、美術、舞蹈、朗誦、國學等興趣課堂，以及鄉村河流保護、田間自然教育，寒假作業輔導等工作，更是深深打動了村裡的婦女，她們紛紛加入活動，與孩子們一起學習、寫字、識字，不少人還成為村裡的婦女骨幹。

有時，趙蓮杏走在村裡，會有大姐拉著告訴她：“早上起來就聽到孩子們的歡笑聲、打鬧聲、讀書聲，不覺得那是噪音，反覺感到一種安全。”

兩年來，雖然還是有很多村民不知道“社工”是什麼，但是社工們在村裡開展的活動參加的人越來越多，有時甚至一場超過了200人。人們在玩遊戲、看電影、跳舞、唱歌的活動中，開心大笑或流下眼淚，“彷彿回到了多年前的時光”。

趙蓮杏的爸爸也含著淚對女兒說：“供你們讀書是值得的，真值得！”

“社工的特長是組織孵化培育鄉村的骨幹，我們工作的本質是要讓村民成為村寨發展的主人，擁有自己服務自己的能力。”陳江龍說。

陳江龍和李小菲在刀董村的服務也是從留守兒童開始的。但是經過幾個月的工作，他們發現，“在農村很難像城裡那樣，只服務一個物件”。“一個兒童牽連著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又牽連到一個社群。”

陳江龍認為，“如果社工不去做生計，就沒有辦法觸碰到村民生活的根本。”

這個“生計”，就是村民自我造血的能力。

然而，他們卻沒有從生計直接入手。“全村1600多戶，僅靠我們兩名社工是不可能的”。

和趙蓮杏一樣，陳江龍和李小菲也是透過組建民族歌舞文藝隊，挖掘展示民族文化，不斷髮現村中“能人”、婦女骨幹，透過社群活動和服務來增強村寨的凝聚力。一年後，當時機成熟時，他們提出的成立養雞合作社的建議被採納。

合作社最初只有7戶村民，如今發展到覆蓋全村80%的農戶，還吸引了5名本村青年返鄉創業。靠此一項，戶均每年增收近3000元。

當合作社平穩執行之後，社工退出了推動者的角色，僅受託負責市場開發。合作社透過多次召開社員大會，選舉新的理事會，由村民主導運作。最後，合作社不僅發揮了經濟功能，還主動承擔起村寨裡的一些公共事務。

如今，陳江龍和李小菲等社工又在滄源另外3個村寨開展服務。

“我們希望撬動社群的人才資源，把整個村莊的自我服務能力撬動起來，使產業發展下去。”陳江龍說。

人心凝聚的力量也是GDP

在雲南省民政部門以及“連心”等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支援下，李小菲、陳江龍、趙蓮杏、張娥等大學生返鄉社工，逐漸在當地註冊了社工機構，機構的本土化使他們能更好地承接一些社工服務專案服務當地村寨。

“我們在農村的公益創業，讓更多年輕人看到迴歸農村的另一種可能。”李俊說。

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社會工作研究所所長、“連心”理事長向榮說：“許多人不瞭解少數民族地區社工的作用，但是這些年輕的社工用多年的工作證實，社工對幫助農村留守兒童、參與脫貧攻堅、保持精準扶貧的可持續性、傳承保護民族文化等，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為更好地發揮社會工作專業力量在參與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今年1月，雲南省出臺了《關於支援社會工作專業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的實施意見》，提出要將發展專業社會工作納入當地黨委政府關於脫貧攻堅的總體安排中；要為到貧困地區開展服務的社會工作專業力量解決實際困難、提供必要保障；要充分發揮政府購買服務的作用，以財政資金為牽引，引導整合各類慈善資金、社會資金投入扶貧社會服務。

從2017年到2020年，由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支援，雲南將每年選派100名以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紮根貧困村開展社會工作服務。

此外，雲南省還將支援和鼓勵高校社會工作專業院系與貧困地區合作建立社會工作專業培訓、教師實踐和學生實習實訓基地，幫助貧困地區培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將採取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方式，讓具有專業知識背景和濃厚家鄉情懷的返鄉社工，回鄉創辦農村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參與脫貧攻堅，推動當地農村社會工作發展。

“社會工作就是透過迴應服務物件的需求，來凝聚社群民心，人心凝聚的力量也是GDP。”向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