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桓鬱傳》記載到“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巨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復侯勝等人授於前，平成聖德。”
由此看見在西漢朝時期侍講制度就已經開始出現了
。
孝昭帝在八歲的時候已經繼位了，也就是說孝昭帝在此之前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學習治國之道，少了這樣一個學習的過程對於皇帝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這就意味著皇帝根本沒有能力掌管朝政，所以侍講也就應運而生了。
侍講的意思就是給皇帝或者儲君講學授課
。不過侍講之人雖然每天都是在教授身份極其尊貴的人，但他們自己的身份卻遲遲沒有得到認同。
上述侍講制度始建於西漢，
但是在整個漢朝統治時期，侍講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職位身份，直到魏晉南北朝才終於被納入了“編制”，成為了正規的官品序列。
一、侍講之人的身份
既然能夠成為皇帝或者儲君的侍講老師，那一定不是普通人，還是從《後漢書》中記載的孝昭帝來看，他的侍講老師分別是：韋賢、蔡義、夏侯勝，
這幾個人可都是學術界有頭有臉的人物。
再往後到了宣帝時期，他也有侍講老師，分別是：梁丘賀、梁丘臨、匡衡等人，這些人也都是學術界的大人物，所以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名氣很大並且學術造詣很高的人才能成為侍講。
如果再細心一些就可以看出，
這些大家基本上都和儒學有著莫大的關係，尤其是到了東漢之後，侍講老師只有是儒學大師才能擔任
，這也是為什麼儒家文化後來會成為中華文化根基的原因，更是儒家文化傳承幾千年的開始。
1、侍講制度逐漸走向完善
任何制度的開始都是有試錯的過程的，也是社會形勢下不得不作出的改革，侍講制度也是一樣，之所以會形成侍講制度，
就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幼帝繼位沒有能力治國，所以侍講由此出現。
從“侍講”的名稱就可以看出來，就是專門服侍左右講學教學的意思，這就說明了侍講的一個特點，那就是一直陪伴在皇帝或者是儲君身邊進行講學。
孝昭帝開創了這一先例成為了侍講制度史上的第一人，
不過這個時期的侍講其實也有著試錯的意味
，畢竟沒有先例可以參考，所以孝昭帝能否因為侍講的幫助而達到治國之才都是未知的。
結果非常地順利，侍講制度也就被沿用了下去，接著就到了宣帝時期，宣帝同樣也受侍講的教育。緊接著漢朝就到了王莽篡朝時期，
不過王莽篡朝以後打出了“興復古制”的口號，於是侍講也就得以繼續發展。
在《後漢書·徐防傳》中就有記載“徐防字渴卿，沛國銍人也。祖父宜，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從這條記載就能看出，王莽沿用侍講是有史可證的。
過了王莽篡朝時期，漢朝就進去了東漢時期，
這一時期正是侍講制度完善的時期，對於侍講內容和方式都建立了健全且完備嚴密的教育制度。
2、侍講之人實際上沒有職稱
既然侍講制度已經在東漢時期趨於完善了，
對於侍講老師的管理也有了制度標準，那麼作為侍講老師是不是也該有個一官半職呢？
其實直至東漢時期侍講老師都是遊離在“編制外”的人，他們沒有任何正規的職稱，可是出於面子考慮還是有“議郎”之說。
據史料記載“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授太子。”其中提到的榮即是桓榮，他是一位非常有名氣的大儒家，
可是即便如此桓榮還是沒有得到任何正規的職位，而且被拜為“議郎”。
這個“議郎”其實也不是直接授封於桓榮的，而是因為他的弟子何湯，何湯本是虎賁中郎將，後來為太子講授《尚書》被皇帝發現後，就問他是師從何人？於是這才引出了桓榮。
皇帝得知何湯是師從桓榮以後就立馬將桓榮請到了殿前，想讓桓榮頂替何湯的位置為太子講授《尚書》，因為何湯本來就是暫時擔任侍講一角的，他的本職工作是虎賁中郎將，現在桓榮的出現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因此才會給了桓榮一個身份“議郎”。
二、侍講制度講授的都是什麼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代的一個特點，所以在漢代對於儒家思想的學習就十分重要，侍講的內容自然也就不可能脫離儒家文化而講授別的文化，
因此儒家思想的蓬勃發展和侍講文化的日漸成熟有著很大的互相影響促進作用。
漢代最初並不是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是西漢的始皇帝漢高祖
，他其實是最看不上儒家思想的，所以儒家思想在漢朝初始階段是備受打壓的，甚至到了漢高祖之後的幾位皇帝也是對儒家思想有著不屑一顧的看法。
他們更加看重的是黃老之術
，關於這一點是有史可循的“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可見在西漢初期儒家思想是比不過黃老之術的。
後面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反超黃老之術就不得不說漢景帝了
。漢景帝自己因為受竇太后的影響也是學習黃老之術，只不過漢景帝在為自己的太子選擇侍講老師的時候並沒有選擇黃老之術，而是反其道而行選擇了一位儒學家。
從這可以得知，
西漢尊崇黃老之術的轉折點就是在漢景帝這，
漢景帝本人應該是推崇儒學的，只不過礙於竇太后的威嚴只能學習黃老之術，在自己能做主的時候自然就不願再聽人安排，而是選擇了自己推崇的文學學派。
所以說雖然漢代前後所學內容有所變化，但是最重要的學習內容還是儒家思想，只有早期的時候出現過黃老之術獨佔鰲頭的現象，不過也因為漢景帝而不復存在了。
所以說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正統思想，與這一時期成為侍講的老師變成了大儒家有著必然的聯絡
，儒家思想的獨尊和侍講制度的完善是同步進行的，兩者相輔相成，彼此成就。
三、侍講老師的重要性
侍講老師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文化知識的教學之上，同時還體現在日常生活中
。授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侍講老師講課講不好，那麼就不可能給君主和儲君帶來積極的引導作用，這樣的話侍講制度還不如不存在。
至於在日常生活中重要性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畢竟侍講老師是直接和君主或者儲君接觸，也是對他們三觀塑造影響最深最直接的，因此其中的重要性就一目瞭然了。
1、侍講老師的首要任務
既然是講師，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講學授課了，所以侍講老師的首要的就是講授儒學
，
傳授儒學知識
。尤其是關於君主或者是儲君所需要的或者是所感興趣的儒學知識，更是侍講老師需要側重的方向。
據《漢書》記載“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後漢書》中同樣有提到“肅宗立，降意見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詬逵人講北宮白虎觀。”
從上述的歷史記載可以看出，在選擇侍講老師的時候，
不光是儒家大家這麼一個條件，還有一個選擇標準那就是根據君主或者儲君所喜好的內容，選擇其最有研究的大家
，這就是成熟的侍講制度下的選師標準。
當然侍講老師最重要的任務是講授儒學知識，可是考慮到學生身份的特殊性，在講學的時候也不同於普通的私教，
侍講還需要增設修身之術、治國之術
。
不但要增長君主的個人知識水平，還要提高君主的個人修養及政治的思考判斷能力、統治國家的決策能力等等都是侍講老師的任務。
2、侍講老師要對君主及時地答疑解惑
在學習過程中難免會有不懂的問題，
這個時候侍講老師就需要針對君主所不懂得問題答疑解惑，自此來協助君主更快地掌握從政、成仁的知識。
《後漢書·儒林傳》記載“習《梁丘易》壞教授……顯宗數訪問經術。”；同樣還是《後漢書·儒林傳》中記載“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即問。”；同傳亦記載“肅宗慎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上述種種歷史事件都是侍講老師需要答疑解惑的佐證，可以說侍講老師在教授君主的時候必須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面對君主所提出的問題，也必須予以答覆。
除此之外侍講過程中的學術討論也是不可少的環節
，都說“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
那麼有很多君主在學習的過程中就已經漸漸地就形成了自己的知識體系，甚至可以達到和老師討論學術的程度。
《後漢書》中就有記載“建初元年，沼逵人講北宮白虎觀，南官雲臺。”
此處記載中的白虎觀和雲臺兩個地方並不是普通之地，而是漢代為了學術交流和學術論辯而專門設立的場所。
由此可見侍講老師對於君主的影響是多麼地深遠，無論是日常生活中還是學術造詣上都離不開侍講老師的引導，因此在漢代對於侍講老師的選擇非常重視。
對侍講老師的重視從側面也反映了漢代對於皇帝教育的重視，對於儒學的尊崇
，這也為後世儒學獨尊奠定了基礎。
侍講制度雖然是漢代提出的教育制度，其特指的物件也是君主階層和儒學大家，但是不得不說侍講制度對於後世的影響還是非常，就從侍講制度中的從業老師在魏晉時期才被列入“編制”就可以看出，侍講制度在漢代以後也一直非常受皇家的喜愛和沿用。
當然侍講制度對整個中國的教育體系也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也是中國教育史中的一個里程碑性的存在，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兢兢業業地奉獻著。
參考文獻：
［1］ 《後漢書》
［2］ 《東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