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針對朝廷忽略農業生產，造成農經萎縮現狀，加強了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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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慶曆年間，宋夏戰爭的同時，國內些地區陸續爆發了大大小小的農民和士兵的起義，僅慶曆三年（1043），南京（今河南商丘）、京東（今河南商丘東）、鄭州（今河南鄭州）、許州（今河南許昌）、滑州（今河南滑縣）、解州（今山西運城西南）、池州（今安徽貴池）等等州軍，起義少則數十、中則數百、多則上千。
激烈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震動了宋廷，多年來沉悶的政治空氣開始變得活躍起來，王堯臣、歐陽修、尹洙等紛紛敦促仁宗改革弊政。仁宗目睹呂夷簡等人在複雜的社會形勢面前一籌莫展的窘態，決心一改舊弊。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范仲淹祖輩原為官僚，二歲喪父，家道中落，青少年時期曾經有過一段困苦的生活。
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歲的范仲淹，中了進士，他滿懷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報國熱情從此步入仕途。范仲淹憑藉著在民間生活的切身體會，對宋的統治狀況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天聖三年（1025），他向皇帝提出了一道奏疏，指出了“賞延”之弊，也就是宋恩蔭太濫給官場帶來的消極影響。
這時的范仲淹不過是一個從九品的小官。兩年以後，他又寫了一篇《上執政書》，批評朝廷滿足於歌舞昇平的表面現象，聽不進不同的意見。他指出宋王朝現在面臨著許多危機，諸如兵久不用、邊備不修、內外奢侈、國用匱乏、官無訓練、缺賢少能等等。針對這些，他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民器、備戍狄、杜奸雄、民國聽”的具體建議。
可是范仲淹的幾次上奏都石沉大海，杳無迴音。慶曆三年 （1043）九月，在朝野上下一片改革的呼聲中，范仲淹將自己多年來的改革主張加以系統總結和發揮，向仁宗提出《上十時疏》，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公舉，四擇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減徭役，九覃思信，十重命令。
慶曆三年十月至四年五月期間。仁宗洗詔令的形式，先後將這十項改革措施頒行全國，當時稱之為“新政”。新政雖然沙及到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但主要是以整頓吏治為核心內容。憂外患的嚴重局勢，穩定宋專制主義統治，首先必須進行官僚取治的整頓工作，以此作為一切改革的基礎，即所謂的“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仁宗時，宋代的冗官問題已經十分突出，龐大的官僚隊伍和軍隊加在一起，耗費了國家寶貴的財力，將宋朝的社會經濟漸漸拖入了窘困的境地，造成冗官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恩蔭制度的泛濫。憑藉這項制度，學士以上的官員，在二十年內就可以有二十名親屬取得京官的職位。如此快速的晉升速度，又怎能不使官員的人數成信地增長。
所以范仲淹提出了“抑僥倖”，也就是要儘量抑制和減少官僚子弟透過恩蔭途徑步入仕途，這樣既可大大削民官僚的特權，又避免了官宜子弟與貧寒之士在仕途上競爭，為更多的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士進入統治機構拓寬道路、針對宋科舉制度偏重以文章、詩賦取人的局展性，范仲淹主張自州縣之學到科舉考試、都應貫徹“教以經濟（經世濟用）之業，取以經濟之才”的原則，學要學一些與國家家現實需要相關的內容，考也要考一些真正可以用到實處的知識。
這樣培養和選拔出來的人才，才能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要，才不會是隻懂聖賢書的呆子。除了從選官的方面清除原有制度的弊端外，范仲淹還對官吏的升遷考績等管理制度提出了他的主張。按來的“磨勘法”規定，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只看資歷，不同政績如何。這樣做便保證了官僚們不斷地升遷，以獲得高官厚祿，然而朝廷中的肥缺，被權勢子弟長期佔據，形成了官僚階層因循苟且，不思奮進的萎靡士風。
在這種風氣下，一些有所作為的官吏反而被視為“生事”，受到嫉忌、阻撓和譏笑。范仲淹認為，官員的升遷應當以政績為根據，京城的官員都應該懂得財務經濟方面的知識，甚至於只有在這些部門工作過三年的才可以磨勘提拔；地方官員則要以斷案理冤、勸課農桑的業績為遷官升職的依據。對於朝廷在任命地方官吏時的草率，范仲淹指出這是形成地方政治腐敗的重要原因，要杜絕它，就必須毫不留情地撤除那些貪汙無能的官員，選拔一些精幹的官員來出任地方官。
為了根治貪汙，范仲淹又提出了“均公田”的辦法，使州縣官在職期間，除正俸外，有職田的收入以資補助，使其衣食俱足、禮儀不廢，達到廉政的效果。這種做法類似於後世的高薪養廉。在方興未艾的農民起義的形勢下，加強整個官僚制度建設，根本上是使這個工具能夠更有效地對抗和鎮壓農民起義，從而穩定封建皇權的統治。
另一方面，對官僚機構的整頓，不僅可以防止過多的冗員，有利於國家節約開支，而且使官僚政治多少也得到改善，能夠執行“厚農桑”、“減徭役”的政策，減輕農民的負擔，從面有助於發展生產，使農民安心於田園土地、緩和農民的反抗，所以，官僚機構的整頓可以取得穩定封建統恰的效果，可見，范仲淹的改革謀略確是抓住了宋朝問題的關鍵，除了加強官像制度的改革外，“厚農桑”，“減徭役”是慶曆新政的另一重要內容。
范仲淹針對當時朝廷忽略農業生產，造成農業經濟萎縮的現狀。
參考文獻：《中國近代宰相的謀略和權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