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的春秋戰國，最終是秦笑到了最後，兼併了其他諸侯，建立了大一統的王朝。而分析原因也不難理解，一個是從公元前350年開始的商鞅變法，從此秦國國力大幅度提升，從而有了雄厚的財力。第二個是秦國運氣屬實不錯，後期接連出了幾個明君，秦昭襄王、秦惠文王再到秦始皇嬴政，都是雄才大略之主。

很少有人料到的是，秦之所以能夠吞併六國，竟然和《史記》作者司馬遷的祖先有著密切的關係，司馬錯，秦國名將，太史公的八世祖。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夠發揮出最大的效果，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是因為底蘊深厚，不然像七雄之一的韓國一樣，就算進行了申不害變法，然而畢竟地盤只有那麼一點，侷限性很高。

而早在公元前623年，秦國第九位國君秦穆公就出兵關西，開闢千里土地，成為了春秋五霸之一，但對於秦國的危急局面而言，卻依然沒有改變。

單單從地圖上，就不難看出秦國的侷限性，秦國的祖先，本來是商紂時期大臣，參與叛亂後被周平王提拔為護衛，允許在邊疆鑄造城池，並且擁有鐵器，除此之外，周天子還將被西戎佔據的大量土地賞賜給了秦國，然而這不過是畫大餅而已，之後才因為養馬有功，才將秦國國君提升到侯的爵位。

秦國要想稱雄，首先受到了地理上的限制，作為拱衛周天子的第一道屏障，他們隨時隨地要面對西戎的威脅，這導致秦國曆代國君採取聯姻的做法，為此沒少受到東方六國的嘲笑。

司馬錯，生卒年不詳，秦惠文王時期的謀臣，儘管在他任期之內，秦國發展壯大不少，但幾乎沒有諸侯會將偏遠的秦當作逐鹿中原的頭號競爭對手，而到了公元前316年，發生了一件決定秦國命運的大事。

當時的秦惠文王，打算擴充土地，將處於中原，勢力又比較弱小的韓國當成首要目標，結果南方的巴國和蜀國之間爆發戰爭，卻都找秦國幫忙，秦惠文王又將目光瞄向了蜀國，但是他又擔心韓國的偷襲，隨後展開了軍事會議，群臣之間也是爭論不休。“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

其中以丞相張儀為主的一幫人，極力主張攻打韓國，理由也很簡單，韓國能夠成為進入中原的敲門磚，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大夥紛紛附合，然而司馬錯卻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在他看來，此時的秦軍，尚且不能和中原諸侯所對抗，一旦將韓國作為目標，很有可能會被當成眾矢之的，不如先將蜀國作為自己的根基，進一步擴充國力，再為將來做打算。

“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

司馬錯的一番話，打動了秦王，在此之後，他隨即被任命為大將，進軍蜀國，迫使其投降，秦國國力進一步強盛，在此之後，司馬錯又於前289年和前280年進攻魏楚，先後攻佔了其60座城池。

相比較商鞅白起等人，司馬錯的存在感並不高，然而正如劉禹錫所寫下“將軍將秦師，西南奠遐服。”但是司馬錯提倡秦國佔據巴蜀的決策，卻成為最妙的一步棋。

巴蜀擁有著大量人口和耕地，為秦國帶來了勃勃生機：“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裡。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裡，裡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這一段年代，也正是蘇秦佩戴六國相印，組建反秦合縱聯盟的時期，巴蜀地區幫助秦抵擋住了十多年的壓力，成功拖到了聯盟的破滅，正如《華陽國志》所寫：“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出蜀道的秦軍因此獲得了楚國大量土，司馬錯的功績的確不能讓人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