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經過如此之多的內戰之後，似乎預示著一次傳統價值的普遍迴歸，大宋王朝從一開始就關注著為這次復歸提供一個明確的智力基礎。趙匡胤從他作為王朝創立者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依靠儒士，他和他的繼任者們都從儒士階層中招收管理人員。為了保證新成員的穩定供應，他們重建並改造了科舉考試製度，這一制度從那時起就擁有了它的最終形式。

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在各主要城市創立了府學，在首都創立了太學，而且重建了包括三個主要科目（經義、詞賦、策論）的考試大綱，從而完善了這些措施。

最後，他把最重要的公共職務委任給了當時兩個最著名的文人：歐陽修（1007—1072）和司馬光（1019—1086），兩個人都是有名的歷史學家，前者還是個著名詩人。不久之後，文人的內部出現了分歧。儘管他們全都藉助於儒家正統，但他們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卻各不相同，對他們那個時期的經濟社會危機所提出的解決辦法也不相一致。在神宗皇帝統治時期（1068—1085），改革者們在鼎鼎大名的王安石的領導下開始掌權。實際上，在他掌權之前，改革已經箭在弦上，蓄勢待發。

在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的治下，1057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分配穀物給老幼貧病者。

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儘管是個有保守傾向的統治者，但他還是投入了百萬緡錢捐贈給常平倉。在豐收之年，物多價賤的時候，這些官倉就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買進穀物，在歉收之年，物價飛漲的時候，就以較低的價格把這些穀物投放市場。這些官倉就這樣服務於雙重目的，儲備穀物以應對匱乏時期，打擊投機以平抑物價。然而，王安石很快就超越了這些溫和的努力。王安石（1021—1086）是中國歷史上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在有生之年遭到過如此猛烈的攻擊。

他因為教條主義者的倔犟、因為他的不修邊幅和不乾不淨的臉，而飽受責難，所有這些都與其他文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然而就在最近，他又被人們吹上了天，不僅被視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而且還被認為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和孫中山的先驅。實際上，他的改革似乎一直都受到了牽制，尤其是財政因素的牽制。為了讓國家從普遍的繁榮中獲得財富的增長，就必須幫助人民提高產出。正是抱著這一雙重目標——在讓國家富強的同時也讓人民擁有更好的命運——1069年，王安石創立了一個常設的改革委員會，由他自己領頭。經濟體系的重建立即就開始了。

王安石制定了一套收入和支出的固定預算，不得以任何藉口超出這個預算，支出被削減了百分之四十。

農業，是迄今為止中國財富最大的來源。為了增加產量，王安石決定要保護農民免受貧困，免遭債權人的掠奪。為了這個目的，國家同意貸款給農民，以收成作為擔保。這些貸款在春天給農民，到了秋天，收穫之後，就向國家償還本金和利息。農民們的另一項抱怨就是地方官下令讓他們做苦役時所使用的專橫方式。王安石廢除了強迫勞役，代之以歲捐，用這筆錢建立了一項基金，用於支付公共工程的費用。這是一項重大創新，因為這項稅捐是最早按個人徵收的稅賦。

與此同時，他還把土地測量的記錄重新整理到了最近的日期，這項革新措施因為9世紀的耕地改變而變得絕對必要。

在古代中國，土地稅一直是按照農民的土地徵收的，而這些土地又常常是村民的財產。自從9世紀以來，當那些小塊土地消失、被併入大莊園的時候，就有必要尋找另外一種辦法。這正是王安石在重建土地登記時縈繞心頭的事情——不，正像有人所聲稱的那樣，這不是重新登記，而是一次財產的重新分配。1073年，他把整個國家按一平方里（一里約為630碼）為單位進行了劃分，這是新土地稅定額的基本單位。

正如馬伯樂曾經指出的那樣，這是一次純粹的財政改革，不帶任何“社會”特徵：“土地所有制依然沒有改變，而且跟這些新的財政分割也毫無關係。

在地產的部分或整體屬於同一地區幾個土地所有者的地方，每個人按照自己在整個地區所佔比例繳納一部分稅金。”這套地產製度依然是大領地的制度（就連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也沒考慮拿它開刀），但帝國卻因此得到了一份準確而便利的地籍測量。這期間，國家控制是成功的。1074年之後，每一位土地所有者都不得不對自己擁有的每件東西進行申報，“包括豬和雞”。商業也得到了管制。一切日用品都由官吏定價，他們規定強制性的市場價格。國家收購全部未售出的貨品。

稅捐可以用實物抵付。官吏彷彿成了官方的倉庫管理人，他們囤積這些產品，在播種時節或者在匱乏時期重新分配它們，作為預付款。

“這些措施的目標，就是把價格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阻止任何非法提價或日用品價格的過度下跌，以此打擊投機。”但在這裡，最終的目的又一次是財政目的。倉庫裡的商品應徵收百分之二十的年稅，這是以商品本身和貯藏商品的建築物做抵押的。如果稅捐沒有及時繳納，就會按百分之二的比例遞增。與收成抵押貸款一起，王安石在1071年至1072年間還創立了財產抵押貸款，這樣做為的是鼓勵商業行為。更準確地說，這是“專門為市場中的貿易組織建立的一個法庭”，它有權貸款給以抵押作擔保的商人。

王安石是個文人，但他認為，科舉考試的科目所產生的更有可能是三家村學究，而不是管理人才。

1071年，他裁掉了文體比觀念更重要的詞賦考試，以及所有純文學意義上的文學。打那以後，考試科目就只包含：經義（依據這位改革家的新解釋）、策、論。判斷投考士子所依據的，更多的是他們的個人觀點和實踐知識，而不是他們遣詞造句的典雅。正是這些文學上的改革，而不是他在經濟上的創新，把王安石暴露在大多數官僚的最猛烈的攻擊之下。他按照自己的理念對儒家經典所作的新解釋，在保守派儒士們看來，是一種褻瀆聖賢的行為。

他的所有改革被當做笑柄看待，後來的關於這一時期的記載，讀起來就像是一份直接針對他的長篇小冊子。

事實上，由於歷史是由他的那些獲勝的死對頭們所撰寫的，要想形成一個沒有偏見的觀點恐怕也很難。然而，他的耕地改革似乎導致了生活費用的降低。據他自己證實，只要他的改革依然在發揮作用，就會“五穀賤如水”。他的一首詩真摯感人（像他那個年頭的所有文人一樣，他也是個詩人），顯示出一種深沉的人道主義情懷，正是這種情懷激發了他的那些經濟措施：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併。

然而有一點倒是真的，這些改革（或許操之過急）因為採用了惰性的形式而引發了所有更強烈的反對。由官方實施的產品儲存，需要一個廉潔公正的管理機構，而實際上的管理機構遠不夠廉潔。即便是播種時節發放給農民的貸款，也產生了與立法者的意圖背道而馳的結果。經常出現的情形是：那些接受貸款卻沒能償還本息的農民，結果發現自己的財產被當局給沒收了。保守派領袖、歷史學家司馬光，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以此為理由反對整個制度：“在理論上，華而不實，堂皇美妙，無過於此者；而在實踐上，為害國家，亦無過於此者。

你把穀物借貸給百姓，他們始而吃喝浪費。你再貸給他們穀物，他們就賣掉它，他們的能動性就消失了，變得懶惰了。”

對此，王安石答道：“士大夫行路，只會跟著祖宗亦步亦趨；如果向他們指出一條更安全、更有益的道路，他們根本不會屈尊嘗試著走上一步。”對王安石的改革，最嚴肅的批評是：國家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發放青苗錢。這比起私人放債者百分之五十的利率來，無疑算是一個相當溫和的利率了。同樣肯定的是，農民因此背上了異常繁重的債務。如果收成很糟，或者像司馬光所預言的那樣，如果他們草率地揮霍掉了貸給他們的青苗錢，那麼，當還貸的時間到來時，他們就只能選擇：要麼被沒收財產，要麼逃之夭夭。

危險越來越大，因為當窮人幾乎無法抵抗一筆意外資金的誘惑時，地方官也樂於讓窮人屈從以符合自己的利益。

結語

由於這些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青苗錢於是成了地方收入最豐富的來源之一，因此導致行政部門施加一切可能的壓力，勸誘農民揹債。儘管王安石的用心良苦，其意可嘉，但青苗錢卻成了從那些頭腦簡單或窮途末路的農民那裡榨取的附加稅，從而顯得面目可憎，而這個改革者的政府，則扮演了一個大規模放債的高利貸者的角色。從根本上講，王安石被懸在了中間，一邊是渴望幫助人民的良好願望，一邊是恢復國家財政的必要。

跟他作對的保守派則顯得遊刃有餘，不乏技巧地把他的青苗錢制與更溫和也更穩妥的“常平倉”計劃（我們已經解釋過）相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