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各國統治者為適應建立君主官僚政治體制、加強中央集權、富國強兵的需要，進行了一系列的變法，取得了一定成效。

各國變法未能取得理想效果的原因

從總體上說，這些變法持續的時間不長，侷限性較大，也沒能使變法的國家走上長期穩定發展的道路，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首先，由於這一時期的法家尚處於萌生時期，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各國的變法都處於探索和實踐之中，缺乏完善的理論指導。

其次，各國宗族勢力十分強大，他們是宗法分封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具有較強的政治勢力，對任何變法的主張都堅決反對。主持變法者基本上沒有宗族人物，而且吳起、申不害等還是“客”，變法的阻力可想而知。吳起尋求變法的艱難歷程很能說明這一問題，吳起是衛國人，善於用兵。

在魯國為了獲得信任，能夠帥兵抗齊，毅然殺了從齊國娶的妻子。雖然指揮魯軍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是依然受到了魯君的懷疑，只好投奔魏文侯。文侯去世，在魏國也受到排擠，又來到楚國。在楚國主持變法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楚悼王去世後，卻被宗室貴族殺害，新法盡廢，楚國政權依然操縱在昭、景、楚三家貴族手中。由於宗族勢力的強大和對變法的抵制，一旦支援變法的君主去世，變法自然也就前功盡棄了。

第三，各國的文化傳統也與法家的變法主張有矛盾衝突之處，使變法難於深人徹底。例如，魏文侯一方面利用李悝、吳起等法家為將相，實行“法治”；另一方面又尊奉儒家卜子夏為“師”，“受子夏經藝”，並敬重儒家田子方、段幹木，宣揚儒家的“仁義”和“王道”。趙國公仲連改革時既採用法家的政策，“選練舉賢，任官使能”、“節財儉用，察度功德”，也實施儒家的主張，“以仁義，約以王道“。

吳起在楚國的改革，不僅受到來自宗族的強烈反對，而且受到楚國流行的道學的責難。屈宜白攻擊吳起富國強兵的主張是“陰謀逆德，好用兇器”，並詛咒吳起的變法主張是“禍人”，攻擊支援吳起變法的楚悼王是“逆天道”。反對吳起任用賢才的行為，說“楚國無貴於舉賢”。各國的傳統文化中，與法家變法思想相矛盾、相牴觸的內容很多，使變法難於深人發展，變法成果也難於鞏固和持久。

雖然戰國初期的變法成效有限，但是卻為法家理論的成熟和完善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素材，各國在變法中的經驗和教訓，也為後來商鞅變法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法家學派代表人物在各國的境遇

如前所述，戰國時期各國為了適應時代發展和競爭兼併的需要，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變法和改革，但當這種改革深人到一定程度時，就遇到了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的頑強抵抗，從而使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

法家思想並不原產於秦國，春秋和戰國早期，秦國文化相對落後於中原文化，秦國尚不具備產生大思想家的條件。與秦接壤的三晉是法家輩出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三晉地區的文化傳統中，有許多與秦文化近似的東西，晉人也曾被稱為“虎狼也”，民俗中也有剽悍、重利輕義的風尚，《漢書●地理志下》說魏地“

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韓地

“其俗誇奢，上力氣，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

，趙地

“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

，邯鄲

“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

，

“上黨、太原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衿誇功名，報仇過直"

，

“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幞忮，好氣為奸，不事農商，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

秦與三晉地域接壤，屢相攻伐，社會風氣互相影響。法家文化產生於三晉，也說明了在秦文化中，有接受法家思想的環境和因子。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周文化，也就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文化，對三晉各國的影響還是占主導地位的。

商鞅對法家學派的形成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曾做出過巨大貢獻。他出身於衛國，是衛國國君的“孽庶公子”，衛國不斷遭到趙國的攻擊，只是在魏國的救援下，才得以苟延殘存。商鞅感到報國無門，殘破的祖國已經無醫可治時，來到了魏國的都城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投到連任魏武侯和魏惠王兩朝國相的公叔座門下，做了他的家臣“中庶子”（《戰國策●魏策一》作“御庶子”）。

魏國是戰國時期實行變法的起源地，李悝、吳起的變法主張仍然具有深厚的影響。從貴公子淪為家臣、從弱國出走到強國的特殊經歷，使商鞅對法家的思想和主張有著特殊的興趣。他“少好刑名之學”，因為當時尚無“法家”的概念，“刑名之學”也就是法家那套以刑罰、名實治理國家的學問。

在來到魏國之前，商鞅已經對李悝、吳起等法家先驅的思想有強烈的愛好，來到魏國，可以親身體驗和更加深人地進行研究。以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內容和魏國李悝變法相比較，可以看出，李悝重視耕戰、實行“平糴”法、重農抑商、加強中央集權和厲行法治的措施和精神實質，都被商鞅繼承和發展。

不難推定，在魏國期間，商鞅在學習繼承的基礎上，其變法的理論和思想不但基本成熟，而且還在國相公孫座面前有所展示，公孫座病重時，向魏惠王鄭重推薦：“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同時，他也預感到惠王難以真正重用商鞅，建議如果不用，就一定要殺掉，不能讓他流向外國。魏惠王認為商鞅的思想是荒謬絕倫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他對左右說：“公孫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正是由於對商鞅思想的拒絕和輕視，惠王既沒有重用也沒有殺掉他，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改寫了歷史。

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統一前後秦國政治體制的設計者。他是“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一起拜荀況為師，由於口吃，把主要精力用於著書立說，在才識和理論的建樹上，李斯自知無法和其相比。韓非出身於韓國的貴族之家，在他出師時，韓國已經成為戰國七雄中最弱的一個，韓非所設計的改革之路，是為了韓國的生存和富強。

但韓非不是一個狹隘的目光短淺的孤立主義者，他認真總結了六國衰敗和秦國不斷強大的歷史經驗，從歷史發展的趨勢著眼，從全域性出發來為韓國尋找出路。在韓非看來，韓國要想變貧為富，變弱為強，變被動為主動，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治國的政治路線。他指出韓國存在問題的關鍵是：

“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

還由於韓國無一定之法，造成了政治的不統一，步調不一致，加速了國家的衰敗。

“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

改變這種局面的根本措施就是厲行法治，“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主張“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韓非為韓國開出的藥方是，由以仁義治國變為依法治國，統一全國的政治，加強中央集權，從而富國強兵。韓非把自己的思想寫成文章，多次上諫韓王，但是韓王始終沒有采用。

需要指出的是，韓非本人是韓國的宗室貴族，他的學說不被重用，不是因為君主對他不信任，主要原因恐怕還是韓非的學說與韓國固有的治國理論與傳統的文化觀念存在著衝突和矛盾。韓國原為夏朝的發祥地，

“夏人尚忠，其弊鄙樸”

。

漢代開國“三傑”之一的張良，其祖先在韓亡前曾是五代君主的相國，韓國傳統的治國理念對張良無疑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張良身上，道家、儒家的思想比較顯著，法家的思想並不突出，《史記平林》引用過宋代真德秀的一段話，評述張良說：

“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之間，其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

從這段評價可以看出，張良所長為“王伯之學”，也就是儒家以仁義取天下、治天下的學說，這裡無疑會有家學的影響，而張良家族的特殊地位，足以表明其家學與國家的政治思想之間存在的密切關係。在具體的謀略上，張良又深得道家的精髓。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都與法家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衝突。

這可能也就是韓非為祖國設計的救亡之道被棄之不用，卻在敵國秦國開花結果的原因所在吧！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言：

“法家之士多出於三晉，而其功顯於秦，則法家故西北民族之精神人中夏與三代文物相漸漬，雖獨成一家之說，而與儒家之說相沖擊，若冰炭之不可相器。”

參考資料：《漢書●地理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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