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朱椿生於洪武四年（1371年），他是明太祖的第十一子。他的母親是朱元璋的郭惠妃。惠妃乃滁陽王郭子興的女兒，她生了三個兒子，即朱椿、朱桂、朱橞。他們雖為同胞兄弟，但朱椿的兩位弟弟後來卻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洪武十一年 ，八歲的朱椿被封為蜀王，封國在今四川成都。由於當時朱椿年齡尚幼，故暫時留居宮中，接受優良的皇家教育。朱椿從小就聰明好學，秉有賢德。優越的皇家子弟生活為他的成長創造了極好的條件。他抓緊一切時間學習，“讀書為文，苦志不懈”。由於他的刻苦努力，學業進展很快，在諸位兄弟中嶄露頭角。

洪武十八年，太祖命朱椿隨諸位兄長居住中都鳳陽（今屬安徽）。這年他十五歲。十五歲的青年充滿青春活力，正是喜愛玩耍的時候，但朱椿沒有虛度韶光。他一到鳳陽，就闢一書房，名日“西堂”，作為自己讀書的場所。他牢記前人的教導“務學不如求師”。於是延攬當時的名土李叔荊、蘇伯衡為自己的老師。李叔荊當時正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掌中都國子監 ，頗有文名。蘇伯衡更是警敏絕倫，博洽群籍的學者。朱椿虛心向他們求學問道，他們則答疑解惑。朱椿還經常和他們在一起探討經史，商榷異同，有時甚至廢寢忘食。朱椿不僅潛心儒術，而且還對佛教、道教頗有興趣，認真加以鑽研。他曾邀請當時名僧來複前來講授佛經，聽後頗有所得，撰有四箴：曰正心、日觀道、日崇本、曰敬賢。

中都五年，在名師的指教下，加上自己的勤奮努力，在學業上朱椿已成為諸位兄弟中的佼佼者，太祖見到後十分高興，親切地呼他為“蜀秀才。洪武二十三年 ，朱椿奉命前往封國，年方二十的朱椿正式開始了自己的藩王生涯。如果說在京師或中都，父皇還常常加以管教的話，那麼到了成都，真正是“天高皇帝遠”了。但他在理政之餘，並沒有忘記學習。他時常延攬士大夫講學論道，或至夜分，從不為聲色遊畋之事。他平時所讀之書多是正心、修身之書，例如宋末趙善素曾採宋代名賢言行可以為法者，編成《自警編》，此書即成為朱椿時常閱讀的書。另外，象《孝經》、《仕學規範》、《基命錄》、《蜀鑑》以及諸子百家等書也成了他案頭必備之物。他要效法前人的嘉言懿行，做一個賢王。應該說這是基本符合朱椿情況的。好學之人皆愛才。朱椿也十分重視儒士，禮敬儒士。

王府長史陳南賓年老行動不便，朱椿特造安車賜之，以示優待。當他知道浙江義烏王紳是位有賢名的飽學之士，就立即將其禮聘至蜀，待以客禮。王紳父親王禕因公殉職雲南，王紳欲往求父親遺骸，朱椿不僅贊同，還給予資助。總之，眾多享有文名的學者無不受到朱椿的禮遇，成為他的嘉賓，或成為他的密友。所謂“廷多漢長者，座有宋耆英”“吾王講藝餘，特賜群儒宴”，正是朱椿優禮學者的生動寫照。在朱棒與儒士學者的交往中，他與方孝孺的深厚友誼堪稱歷史上的一段佳話。方孝孺是明朝開國文臣之首宋濂的高足，道德文章，馳名遐邇。在政治思想上，由於方孝孺力主教化，而明太祖則倚重刑法 ，兩人思想鑿枘相違，故方孝孺在洪武朝未受到太祖的重用。洪武二十五年 ，太祖只任命他為漢中（今陝西漢中市）府學教授。方孝孺雖受到太祖的輕視，卻得到朱椿的垂青。朱椿素聞方孝孺“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 ；尚志立言，為當代之重”，加上漢中與蜀地毗鄰，於是隆重禮聘方孝孺為自己兒子的老師。而方孝孺也久仰蜀王賢名，欣然應允。

方孝孺

洪武二十七年 ，方孝孺赴蜀，朝見蜀王。兩人真是相見恨晚。他們朝夕在一起談經論道 ，切磋學問。朱椿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與方孝孺可謂心心相印。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旨趣，使他們結成了牢固的友誼。從此以後兩人時相往來，過以甚密，真所謂“書啟往復無虛日”。方孝孺曾號自已的書齋為“遜志”，朱椿特賜號為“正學”，故人們也稱方孝孺為正學先生。朱椿曾寫詩盛讚方孝孺“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逐之，金至之質。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方孝孺也在他的詩什中時時回憶這段難忘的交往：“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在這段日子裡。每逢講藝之餘，蜀王總要宴請群臣，方孝孺也一定是座上嘉賓，“牲醪山珍賜，果蔬隨物產。”賓主一邊開懷暢飲，二邊談文論道，氣氛十分融洽。而每當這時，朱椿總是“凝情觀眾妙，博問取所長。”從眾人的談論中汲取營養。夏去秋來，各種時鮮佳果成熟了。地方有司總是把最好的鮮果獻給蜀王品嚐，而蜀王自己不吃，首先頒賜群臣。正如方孝孺的一首詩中所說：“涪州丹荔擅時稱，翠筐來庭色尚新，獻罷未曾登玉案，先教頒賜與群臣。”尤令方孝孺感動的是，當自己在漢中生病時，朱椿親自賜以珍貴藥劑，贈以錢幣，派人送至漢中加以慰問。

方孝孺diaosu

朱椿不僅對方孝孺十分禮敬，即使對郡學教官也很關心。當他到成都府學講學時，瞭解到博士薪資微薄時，就拿出自己的祿米來補助他們，使每人每月達到一石米，並說：“後世子孫都要像我這樣補助博士。”從此形成定製。另外，他還經常重刊一些有利於教化的書頒賜給府學生，嘉惠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