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襲用明代“一條鞭法”。1713年，鑑於“戶口日繁，地畝並未加廣”的情況，清廷下令：按照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數2462萬作為徵收丁賦的固定數字，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按地丁雙重標準徵收賦役，地有地稅，丁有丁銀。丁稅的徵收，儘管有一些已攤入田畝之中，但按丁納銀仍是無地少地農民的一大負擔。

因此，農民隱瞞戶口成為家常便飯，甚至不願落戶墾荒。康熙帝繼位後的四五十年期間，全國人口數一直在1920萬——2000多萬的水平上下徘迴，出現“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

與此同時，清初剛經戰亂的洗劫，很多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逃亡，加上地主大批兼併土地，出現“窮民有寸土全無而受丁銀之累者，富戶有田連阡陌而丁銀與窮戶相等者，苦樂不均”的狀況。

為緩和社會矛盾、增加人口，保證稅收，清王朝開始改革賦役制度。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御史董之燧上疏康熙帝，首次提出在全國實行“攤丁人畝”。他說：“續生人丁永不加賦，皇上較念民生高厚之恩，真有加無已。但現在人丁尚多偏苦，各省丁制亦有不同”。“現在人丁之累也，朋後既不增額，則有定數可稽”。請求“行令直隸各省地方官，確查各縣地畝若干，統計地丁、人丁之銀數若干，按畝均派。”

不過，當時朝廷出現很多不同意見。康熙只好採取折中的辦法，一邊下戶部議，以“不便更張而止”，一邊卻默許在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

於是，“攤丁入地”率先在廣東、四川首先實行，將兩省所屬丁銀，按各州、縣地畝分攤，每地賦銀一兩，均攤丁銀一錢六釐四毫。

雍正帝即位後，加緊對吏治和錢糧的整頓。時任山東巡撫黃炳治理的地區內出現旱災，民不聊生，上疏請求為了緩解災情請按地攤丁，此議雖沒得到採納但還是引起雍正重視。

同年七月，直隸巡撫李維鈞上疏，請求將直隸州內丁銀並人田畝中。雍正帝把其奏摺交給戶部、九卿等探討，又屢次複議。

最終，雍正頒發詔令：自次年起，將丁銀均派到地畝中，造冊徵收。自此，正式在全國推行單一賦稅徵收標準的“攤丁人畝”稅制改革。

到雍正七年（1729年），攤丁入地的地丁制度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除山西、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官府將全國徵收的335萬餘兩丁銀，分攤入各地的田賦中，統一徵收。

首先，順應社會經濟發展趨向。攤丁入畝實施前，人頭稅與財產稅始終同時存在，既加重農民負擔，又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

“攤丁入畝”將丁役銀攤入田賦銀中統一徵收，進一步簡化稅收徵繳程式，在某種程度上防止官吏的貪汙舞弊，還減輕農民負擔，保證國家財政收入。

其次，促進稅收公平。“攤丁入畝”以土地多少為標準確定交納地丁錢糧數量，基本取消地主階級優免丁銀的特權，減輕自耕農和無地貧民的賦役負擔，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產積極性得到調動，階級矛盾得到緩和。

最後，進一步減弱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生產力得到解放。人丁稅的取消，意味著人民對封建國家人身依附關係的取消。到公元1740年，戶口的編審制度也被取消，農民可以自由地離開鄉里，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的農民成為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自由”僱傭者，從而為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總之，地丁合一是我國封建賦稅制度的最後形態，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取消人丁稅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