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說法認為
，
歐陽修早年曾在錢惟演幕下任職
，
錢惟演是西昆派代表
，
所以歐陽修反對石介
，
很可能有著認同西昆派的思想背景在內
，
至少他對西昆派有所同情。加之歐陽修一生文學才情的培養、學思主張的積澱、人際圈的形成都是在任職錢惟演幕下的洛陽時代大致完成的
。
歐陽修一生都極為懷念他早年在洛陽生活的
日子，以致
很可能連帶的對在洛陽時每日耳濡目染的西昆體文學有一些特殊情感
，
至少不能下決心排斥。再聯絡他主張古文但並不排斥駢文的做派
，
我覺得這樣的推測很有道理。另外
，
聯絡到楊億等人的西昆體運動本身也有扭轉五代文風的初衷
，
只是後來事與願違
，
因而這也可能成為歐陽修同情西昆體的因素。
歐陽修只反對任何一種偏激的文體，他的古文觀念是包容的，而“太學體”正是過於偏激的文體，是偏執文學觀的產物
。和范仲淹一樣
，
歐陽修通矯西昆
，
也只是在批判楊億追隨者對西昆體的過度吹捧
，
而並非完全否認駢文和文采、批判楊億。相反
，范仲淹
曾在其《楊文公寫真贊》一文中盛讚楊億
，
而歐陽修也在《歸田錄
》
裡慨嘆楊億
“
成數千言
，
真一代之文豪也
”，
這又
一
次說明了宋代古文運動對西昆派的態度比對五代體的態度更為溫和。
談及君子之學，在歐陽修看來，生逢其時，便要有一番作為功業，至於文學，都是極為次要的。而失志的時候，則要有所退隱，寓情於文，把自己的想法寫進文章
。
由此我們能看到
，
歐陽修一生中既有積極政治的時候也有專情文學的時候
，
實際上正是他在
“
得君
”
和
“
覺民
”
間搖擺。
“
行道
”
的志向未曾改變
，
只是仕途得意的歐陽修會更傾向於選擇說服君主
，
而被貶失意的歐陽修則更想用文章來提振士風。這樣的矛盾同樣存在於範
仲淹
身上
，
存在於許許多多北宋科舉士大夫心中
。
正如宋人李綱所說
：
“
歐陽文忠公有言
：
“
非詩能窮人
，
殆窮而後工。
”
信哉
！
士達則寓意於功名
，
窮則潛心於文瀚。
”
今人研究宋代文學史
，
一定要留心到文風革新只是整體的社會風氣的變革的一部分
，
政治改革家不少都是文學改革家
，
古文運動中的革新人物
，
往往都是在政治仕途上遭遇挫敗後
，
轉而傾力投身文學改革。歐陽修能引領北宋古文運動走向勝利
，
與他晚年棄仕從文也有不小的
關係。
慶曆新政時期的歐陽修是剛直的
，
是對君王直言不諱的
，
他以為剛強非不仁
，
而柔弱者仁之也
”，
只有剛強地批判現實
，
才能構建理想中的
“
儒家的整體規劃
”
。然而
，
幾經宦海沉浮
，
晚年的歐陽修六十多歲就提前致仕
，
自稱
“
吾家藏書一萬卷
，
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千卷
，
有琴一張
，
有棋一局
，
而常置酒一壺
”，
並且
“
以吾一翁
，
老於此五物之間
”，
做起了悠然的
“
六
一
”
居士。
這實際上就是北宋士人的
“
轉向內在
”，
一種進退怡然的境界
，
這同時也折射著宋朝
士人
的宿命
——
他們積極進取的風貌
，
總是以
“
內在
”
的心理基礎為補充
，
現實作為失意後
，
他們便轉而
“
內聖
”
。
歐
陽修的一生就是進退自如的一生。
再看史學，歐陽修主張革新、復興古文、推崇韓愈，根本目的是建設儒家式人間秩序，而直接目的則是要先承接中唐以來興起的“文”的思想史傳統
。其實
，
宋代計程車人運動
，
整體而言就是對唐代詩人崇
“
文
”
運動的繼承和發展
，
這不僅表現在文學領域
，
歐陽修參與到北宋士風的變革中還有重要一點舉措
，
就是構建
“
周秦漢唐
”
的正統論。
所調
“
政治所資
，
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
“
，
在一些
士大夫
家手中
，
史學有時候就是表現其立場的工具
，
特別是對於並未被用來表達國家意志的私人著史而言。著史以鑑今
，
特別是資君王之治
，
這種做法就類似於文人寫詩諷諫、
“
詩言志
”
。仁宗初期
，
大臣張方平曾建議仁宗每天記錄兩條有利民生的德政以供日後參考
，
樞密使杜衍在評價張方平的建議時就說
“
此所謂陳古以刺今
，
詩人諷諫之旨矣
”，
說的正是史學和文學在表達社會觀點時共通的作用。
今天的一些史學研究受到新社會史和蘭克對科學主義史學的影響
，
經常進行
“
史料批判
”，
這實際就是著眼於歷史書寫在發生過程中的主觀性色彩
，
主張用審慎的科學精神考辨古人的歷史書寫。柯靈烏
（
柯林武德
）
說
“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
這其實也合乎蘭克對歷史書寫的認識。有時
，
蘭克和柯靈武的觀點往往被看作絕對的對立
，
竊以為
，
他們的分歧主要在對史料的處理能否最終求得歷史的真實這一點上
，
而不在於歷史書寫是否存在主觀性。
當年有人問清代乾嘉學派考據大家章學誠
“
事功氣節
，
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
？
”
章學誠就回答
，
“
史學所以經世
，
固非空言著述也
”
。
史學和文學一樣，都有著“載道”的功能。
歐陽修的作品也印證著這一點
，
他大量的史評、史論著作以及其正統論歷史觀的確立
，
為儒家
道德
倫理和價值觀在士人間的滲透和流行起到了極大的積極影響。
內藤湖南曾說
，
“
正統論之盛
，
始於歐陽修
”
。士風改良和
“
覺民行道
”
的實踐都需要一種意識形態的灌輸和宣傳
，
宣傳的途徑不僅可以是直接寫文章
，
也可以是將意識形態灌輸進士人所要閱讀的史著中。歐陽修寫《五代史記》的目的便在於此。
歐陽修的史著是夾雜有大量的、對歷史人物的道德評判的，這就表現了他著史為教化的目的
。而且《五代史記》語言樸素曉暢
，
絕無駢儷之辭
，
完全是古文作派
，
有敘有議
，
實際上也表明歐陽修在文章寫作上反對純駢文的態度。
不論是
《
五代史記》還是《正統論
》，
它們所要建立起的歷史書寫的框架
，
必然都是服務於書寫者的個人目的。史學從來不是純粹的紀實
，
它總是一種由書寫者進行的被動或主動的史料剪裁、一種選擇性記憶
，
其實所謂
“
一手材料
”，
不論是正史、野史、口述史
，
其實都是
“
二手
”
的。這並不是說
史學不
去求真、不能求真
，
而是要強調
，
史學對社會的影響
，
更多就體現在它對個體思想或主觀認識的表達功能
。
這之中
，
歷史學家的存在尤為重要，是因為有了歷史學家，才有了我們通常理解的實為“歷史事實”的“歷史”
。史學理論大家杜維運在講何為
“
歷史
”
時就凝練地總結過
：
“
一般性的事實變為歷史事實
，
完全繫於史學家。史學家在浩瀚的事實中
，
選擇自認為有意義的事實
，
使其變為歷史事實。歷史事實在量的方面
，
佔一般事實的絕小部分
，
歷史則系所史學家根據歷史事實寫成
”
。
歐陽修開始寫作《五代史記》的時間不晚於宋仁宗景祐三年
（1036）
，
他寫《正統論》是在康定元年
（1040）
，
兩件事都在慶曆新政發生之前。他最主要寫作《五代史記》的時段
，
是景祐黨議失利後被貶夷陵和慶曆黨議失利後被貶滁州這兩個時期。因而可以確定
，
在參與慶曆新政之前
，
歐陽修已經形成了他的史學思想
，
且這種思想和他匡扶儒家的主張是一致的
，
同時也與他的政治仕途、革新思想息息相關。
特別要提到
，
有說法認為歐陽修約尹洙一同撰寫了《五代史記》
，
此說當為不實
，
歐陽修有這樣的想法
，
但最終並未實現。另外他還就書稿徵詢過梅堯臣的意見。這可以說明
，
歐陽修的史學評論及其史著中表達的思想
，
不僅是他個人的思想
，
可能不少都是尹洙、梅堯臣等其他與歐陽修同道的
士大夫
的共識。
我們研究歐陽修的史學，實際上就能見微知著，一窺改革派的思想。
在《五代史記》中
，
歐陽修肯定了五代時期簒奪唐朝政權的後梁與五代時期其他政權的平等性。本身後梁政權在儒家看來就是手段不正
，
算是
僭
越得位的王朝
，
因而五代後期和北宋初期都把後梁視作偽朝
，
《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都採用了這種立場。可是歐陽修卻將後梁與五代的其他四個朝代並列
，
當時有人就問他
為什麼
不稱後梁為偽朝
，
認為歐陽修的做法是
“
獎
篡
”，
歐陽修自詡《五代史記》是春秋筆法
，
可別人卻指出他抬舉後梁不是
“
《春秋》之志
”
。
結果歐陽修說
，
他這麼做恰就是遵循了
“
《春秋》之志
”，
《春秋》裡對魯桓公、魯宣公、鄭厲公、衛公孫剽四個得位不正的君主都如實記錄
，
承認他們
，
因而不把後梁視作非正式的政權
，
反而是《春秋
》
之法也。歐陽修也是認為後梁太祖朱溫算是僭越地位的
，
那他還要這樣寫
，
自然不會是為了
“
獎
篡
”，
他是為了
“
著其罪於後世
”，
免得日後史實出現偏差
，
是為了
“
勸戒切
”，
達到
“
善惡明
”
。
結語
從這段可以看到
，
歐陽修的史評是服務於現實教化的，正如後人所說歐陽修“拒塞邪說，尊崇元聖(周公)”，歐陽修的文章最終都是指向復興三代的儒家禮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