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得益於燕趙文化的浸潤滋養，河北古代女詩人的群體特徵較為獨特。在性情上，展現出質樸磊落、堅強隱忍；在創作特徵上，其作品著重體現出日記體的敘事方式、語言書寫的不事雕琢，注重詩歌功能的世俗化以及濃重的女德色彩。與江南女性創作相比，兩者的差異性體現在詩歌寫作傳統的偏重不同、性格稟賦與價值觀念的不同等方面。總體上，河北女性作家質樸尚實的創作對於當時女性創作纖美旖旎的整體風貌是一種反撥。研究河北古代女性作家群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關鍵詞
：燕趙文化 河北古代女詩人 地域文化
在以往的古代女作家研究中，江南地區的女性作家作品一直是重中之重。而河北作家群、閩南作家群等的研究卻仍有非常大的空間。初步統計，河北古代女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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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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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然這一資料遠遠不能與當時女學蔚為繁盛的江浙地區相提並論，但仍然出現了一些詩詞名家值得研究者關注。其中紀玘文、蔡琬、馮思慧、竇蘭軒、金至元等人均有別集留世，存作豐富且風格鮮明。並且也出現了家族中女性皆善詩文之風雅現象，如大興胡氏、文安紀氏等，以她們為代表的河北女性作家群是古代女性文學研究中不容忽視的存在。
一
河北古代的女作家群體分佈相對零散，在當時的直隸區域如安平、柏鄉、保定、博野、大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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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州縣內均有女詩人存在，其中大興與宛平是女詩人分佈最為集中的地方。並且與全國女詩人的興起時間一致，河北古代女詩人以明清時期居多，佔到河北歷代女作家總數的三倍以上。生活在燕趙土地上的女性作家，其為人為文都與這片土地上的文化密切相連。
燕趙文化因為滋長於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交融之處，所以頗有遊牧文化與中原文化交融的影子。二者的交流碰撞使燕趙文化既保留了中原文化裡慷慨報國的豪情，也帶著遊牧文化中任俠仗義的情結。正是得益於燕趙文化的浸潤滋養，河北古代女詩人的性情與作品都與江南女作家不甚相同，形成了特殊的風貌。
首先，
質樸尚實、豪俠仁義的燕趙文化為河北古代女性作家注入了剛健風骨，形成了女作家錚錚鐵骨的性情，也成為無數女性作家崇尚的價值取向。歷來燕趙詩人性格多陽剛豪邁，樸實敦厚。他們關心家國天下，憂國憂民的思想與磊落俠義的性情貫注其中，變為其精神血脈。與此相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燕趙女性作家也將這樣的文化沿襲傳承下來，滲入到了自己的性情之中。如：
鄭義宗妻盧氏：盧氏，范陽人。適鄭義宗。夜有盜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氏冒刃立姑側，為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況姑而可棄耶？萬一不幸，有死而已。”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於婦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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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
陳俞妻賈氏：賈氏，慶雲人。諸生陳俞妻。正德六年，值舅病卒。家人挽之避，痛哭曰：舅尚未斂，婦何惜一死。身服斬衰不解。兵至，縱火迫之出，罵不絕口，刃及身無完膚，與舅屍同燼。年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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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
賈義妻王氏：隆慶州人。宣德間義樵古城山中遇虎。氏聞之，踉蹌往救。義已死，王氏奮身號叫奪夫屍，負之而歸。虎隨至，繞其屋，咆哮久之去。……之後自縊而死，同棺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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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
前兩則材料中的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與陳俞妻賈氏（慶雲人）都能做到面對匪兵臨危不懼。她們的行為與燕趙文化的精神血脈頗相一致，無怨無懼，即使持刀相向，危在旦夕，也敢於和匪徒直面反抗乃至搏鬥。當然這樣的行為也與以孝為先觀念緊密相連，反映出她們深受儒家文化“教孝即教忠”的影響。第三則材料中賈義妻王氏（隆慶州人），因丈夫在山中遇虎，王氏前去營救，奮力在老虎出沒的山林將丈夫屍體揹回家。老虎尾隨至其家，也無可奈何之。這些層出不窮的某某氏都是生活在燕趙大地上的平凡人，但在危急時刻，她們內心的正義、孝道、無所畏懼卻在道德與修為的感召下被激發出來，形成強大的精神力量，使她們直面猛虎與匪兵，無懼死亡。
此外還有敢於直諫請求代替丈夫死罪的楊繼盛妻，張貞（容城人）；獄中上書為自己辯解冤屈，終得天子憐惜釋放的李玉英（順天人）等。這些生活在燕趙熱土上的女性們不管是面對賊人，還是面對猛虎；不管是面對官府，還是面對皇帝，都頗有臨危不懼、橫刀立馬、捨生取義的任俠豪氣。這樣的錚錚鐵骨反映出的正是女詩人們輕生死、重仁義的俠骨柔腸。燕趙大地的風貌鑄就了燕趙女詩人們豪爽無偽飾的性格，這也為她們作品的質樸面貌奠定了基礎。
其次
，在燕趙大地農業文明安土重遷以及地理環境的影響下，燕趙女性也頗有敦厚良善、剋制隱忍的性格特徵。這種性格特徵促使她們時時匡正自己言行並將其化為行為規範，敦促自己在艱難世事中依然要保持品行純良，道德高尚。如：黃中理妻李氏（保定人），兵難之際，獨自撫養夫家與父家的兩個幼子，艱難困苦，終得幼子成立。如果說李氏的行為還有為兩姓存後嗣的封建思想，那麼馮淑安的行為卻體現出燕趙女性根深蒂固的以隱忍求生存的艱難情狀。
馮淑安，大名人，李如忠繼妻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篤。馮引刀斷髮，誓不他適。既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來山陰，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朝夕哭泣。久之，鬻衣權厝如忠與蒙古氏兩柩，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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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
馮淑安（大名人）的生活際遇頗多磨難與隱忍：夫死，艱辛撫育兩子；被人奪財，隱忍不予計較；二十年做女塾師辛苦自給。這是河北古代女詩人的代表性品格：在面對生活給予的磨難之時依然保有堅韌不拔的態度與隱忍堅強的生活習性。這樣的性情與品格，正是河北古代女性創作的基礎。
二
燕趙文化孕育了河北古代女性的性情與品格，為河北古代女性創作的紀實典重奠定了基礎，形成其宗經務實的質樸文風。她們將自己的豪邁磊落、敦厚良善、剋制隱忍等傾注在文學作品中，平實的記錄自己的閨中生活，藝術上少雕飾少華彩，基本上以平實淺易的語言加以描述。具體來說，河北古代女詩人的創作特徵主要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河北古代女詩人創作中最明顯的特點是日記體敘事。
即詩歌的日常生活化與情感的私人化。女詩人們面對著有限的空間與閱歷，心中無限的訴說的渴望不得不聚焦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上，她們把自己日常生活裡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用敏感細膩的筆觸記載下來，形成富有個人生命體驗的日記體敘事。如竇蘭軒（豐潤人）在詩集《蘭軒未訂稿》中，記載了她與蓮溪居士的往來，包括《送蓮溪姊》《秋日寄蓮溪》《寄蓮溪》《中秋寄蓮溪》《清明邀蓮溪遠望》《哭蓮溪》《寒夜挑燈閒翻舊卷，蓮溪桂園手跡依然，念及當日感慟盈懷，聊寫短句以志悶意》等等。這些作品連綴起來，幾乎可以說是兩人交往的組詩。其中有相聚時談古論今的暢快，分離時依依不捨的情感，得知蓮溪去世時萬念俱灰的訴說，以及後來生命中時不時會出現的刻骨的想念。這些作品，如果單論題材，並不特別；如果單說藝術，也並非精工至極。但它們是作者的情感實錄，是反映作者心靈史的一個見證與片段。這時候的文字，更多的是作者用於記錄情感的一種工具，是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的一種方式。這種書寫如同一部個人色彩鮮明的日記，帶領讀者領略詩人的內心世界和生命歷程。
其次，河北女作家的創作特徵還表現在詩歌語言不事雕琢，敘寫純任性靈。
女性創作發展至清代社會，可以說一切可以描寫、體會的情感都已經出現在詩人筆下，因此在清代中期，出現了像李佩金這樣專事詞藝開拓的詩人。既不能在作品題材的疆界內有所拓展，就致力在詞藝的精美上努力。但是這樣的情況並不出現在河北古代女詩人的筆下，她們的寫作遵從日記體的寫作方式，似乎根本不在意詞藝的錘鍊。例如對於春日的吟詠是女詩人筆下常見的題材，尤其在江南女性筆下，春景是非常優美的，“鳥聲知日暖，樹影覺風微”（常熟席佩蘭《春暮》）“暮雲千里碧，春色一庭幽”（上海李心敬《春日晚眺》）這些作品大多透過藝術化的表現手法展現出一幅幅靜態的優美的春光圖。而河間府金至元的作品則顯得不盡相同。其《春日》有云：鉤簾乳燕多尋壘，隔巷吹簫已賣餳。忽見侍兒來插柳，始知節物近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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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像是在不事雕琢的筆觸裡，展現春光中的動態景象。整首詩歌是素樸和自然的。因為詩歌之於她們，是私密的個人日記，無需透過雕琢與世人分享她的這份情感。此外，她們的作品沒有詰屈聱牙的詞彙，也不刻意用典故堆砌顯示自己的文學修養，而是純任自然的全憑性靈而出。如林佩環“修道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作梅花”；張錫齡“卻恨無雙翼，乘風遠送君”；齊景雲“願將雙淚啼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等等。這些詩句清新自然，雖少學力，卻充滿了藝術感染力。
再次，河北女詩人的創作注重詩歌功能的世俗化。
在中國文學史上，詩歌的功用一直是重要且複雜的。男性文人在《詩經》傳統、詩賦取士的制度下，多數把詩歌當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來對待。但當詩歌發展至明清，文學不再是經國大業和不朽盛事，而僅僅是一種生活中詩意的裝點。因此對於文人來說，詩歌功能的改變使得他們“不必追求詩歌內容的崇高與藝術的創新……所謂漁樵耕讀，各司其業，詩歌對於這些文人是份內之事，是其生活和生命的自然反映，或是消遣歲月的智力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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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寫作的崇高感被消解的時代，女性作詩也明顯承繼了這樣的傳統，浸染了這樣的風氣。
在河北古代女詩人的作品中，用日常語言來吟詠身邊事、眼前物、一己之情的佔到了大多數。她們的寫作，既不要求在內容上深重闊大，也不要求在詩藝上極求精工。在詩歌功用上，既不像科場士子要爭名逐利，也不像官宦文人要千秋留名，甚至也不為社交應酬，她們的詩歌寄託的是自己的當時情懷。如查為仁《芸書閣剩稿》序雲：“予索視至三，偶出數首，旋復毀去，曰吟詠非婦人所宜，聊以抒一時之懷抱耳……嗚呼，吉光片羽，孺人豈求世知，予之存此者，蓋不忍孺人之淑慧能文竟以夭折，終泯滅而無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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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玘文（河北文安人）《重刻近月樓詩稿》自序曰：“別而存之得若干首，譬如田家之梧角，童子之蘆笙，天籟自鳴，聊適已，意而已……非敢謂此編堪傳，蓋以志天倫之樂於不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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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非常隨意的“聊以抒一時之懷抱”的寫作動機使得女作家們的作品關注的不是崇高的詩歌功用，而是詩歌的記錄功能。因此她們的作品更像是女詩人閒暇之時的情感記錄，記載著她們短暫的出遊，思鄉的苦悶以及生活裡大大小小的片段。這些片段共同構成了女詩人個人化的生活史或者生命史。在放寬了詩歌評價尺度的背景下，詩歌的題材之重與藝術之美並非收錄詩歌的唯一尺度和標準，詩歌的功用改變使得世俗化日常化的詩歌題材也有了留世的可能性。
最後，河北古代女作家的作品充滿了濃重的女德色彩。
女德作為封建社會女性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以其受眾廣泛與教條嚴厲濡染到了女詩人作品中。在眾多河北女作家的筆下，關於女德的敘述比比皆是，其內容大致可分三類。
一是切實發生在女詩人身上的女德。
這部分女性之所以留名青史，多數不是因其作品，而是因其德行。如郝湘娥（保定人）《絕命詞》雲：“一女如何事二天，甘心畢命赴黃泉。誓為厲鬼將冤報，肯向人間化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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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湘娥為竇鴻妾，才藝雙絕，某大戶人家欲強娶，便誣陷竇鴻致死。郝湘娥作此詩，遂投筆殉夫。另有被大婦嫉妒，與夫君無緣得見的扈氏，作有《衣帶詩》：“飛燕伯勞此日分，斷腸無計暗銷魂。願從野蝶依青草，攜手雙雙到鬼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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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情感是如此決絕，生死在她們心中的信念之前顯得無足輕重，為了保持情感的堅貞，也為了維護自尊，她們情願以生命為代價，毅然決然地獻身赴死，保全自己的氣節。其可謂性之所至，情之所及
！
在這些史料中的“她們”不曾作為自我存在過，始終以女德為閨範和終極目標。也正因此，這樣的“女德”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頗多侷限。
二是為不相識的貞德之女立傳頌揚。
如竇蘭軒在《吊於烈女》中寫道：“女灤州人，父舊家子。字同邑張氏。婿赴武闈，故於京。貞女聞訃，吞金卒。”並賦詩：“麗質娟娟殞夜臺，歌成黃鵠志堪哀。貞魂化向瑤池去，化作蓮花並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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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中頗多讚許。又紀玘文《題平陽範氏三世節婦》詩云：“三世煢煢系此身，飲冰茹櫱倍艱辛。舅姑喪葬皆如禮，孫婦劬勞盡蹈仁。金石為心光日月，山河誓志表楓宸。宜家宜室垂閨範，千載能令慕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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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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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陽範氏一門三代節婦，這些女性上事舅姑，下撫兒孫，飲冰茹櫱，備嘗艱辛。所以作者讚許道宜家宜室垂閨範，宣揚女性應忠孝守節。
三是為歷史女性翻案，以全其女德。
如紀玘文的《秋胡行》對秋胡妻的論述就顯得頗令人難以置信。詩云：“結髮為婦恩不輕，職司中饋家道成。失意一人是永畢，豈有觸忤遂輕生。秋胡之婦雖激烈，揚夫之惡成己名。雄雉詩人明大義，相勉君子慎雞鳴。御者之妻昔請去，其夫改惡揚休聲。胡不流涕相勸勉，即赴波濤未為貞。夜闌挑燈讀列女，中壘編輯若不精。寄謝閨中俠腸女，死比鴻毛未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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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胡戲妻的行為歷來遭到眾人非議，而紀玘文卻從女德的角度對秋胡妻作出了批評。認為秋胡妻應該識大體明大義，及時勸勉秋胡，而不是徒徒跳河失了性命，也壞了丈夫的名聲。這樣的死，比鴻毛還輕，不算貞節，也談不上光榮。事實上，類似紀玘文這樣的態度不在少數，女德的巨大影響力與濡染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這些時代造成的侷限與她們身上的女性意識交相輝映，成為中國古代女性作家非常明顯的標誌。
總之，河北古代女作家在先天不良的條件下，仍然在燕趙文化的浸潤中，以性靈為觸發點，透過對瑣碎單調的日常生活的描寫，構建了北方女性文學的群體創作特徵。她們用日記體的寫作方式，描述日常化生活化的景物和事件，展現女性相似又獨特的生命世界。她們的作品只為記錄，並不期待留名。因此，無意在詩藝上超越前賢，作品也不注重精工雕琢。詩歌在她們筆下，不再承擔經國大業式的重任，而是世俗化的代言工具。但遺憾的是，因為女德束縛與自身侷限，她們並不能跳出性別的禁錮，成為引領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一批人。
三
河北古代的女性創作與當時蔚為繁盛的江南女性創作相比，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亦或者是名家的成批湧現，交遊的廣泛程度等方面都不能相提並論，但其也呈現出許多更為傳統的特質。與江南女性作家的大膽激進不同的是，她們似乎遊離於結社、追求文名、女性自我意識之外，她們安靜的固守在自己傳統的文字世界裡，去抒發傷怨，去記錄女德，去感懷故人。文字只是她們遣懷的工具，詩詞也並不拿來追求不朽與聲名。具體說來，南北女詩人的差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詩歌寫作傳統的偏重不同
。江南作家群偏重抒情，河北作家群更偏重於敘事。敘事傳統與抒情傳統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兩種表達方式。它們一注重事物、事件本身的描述，敘述客觀；另一個則注重情感的展現，帶有非常個人化的主觀色彩。河北女性詩詞中，展現更多的是她們經歷的事情，這些事情既真實也非常客觀，共同構成北方女性生存的畫面。而南方女性詩詞中，側重的卻是事件背後的情感流向，是詩詞背後湧動著的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生命體驗。我們以女性寫作題材中最為常見的季節描寫為例。同是送春，南北不同地域女作家的寫作偏重就不盡相同：
無端春去太匆匆，樽酒相酬意不窮。欲送韶光猶淡蕩，漸來微暑尚朦朧。一林綠暗三更雨，滿徑紅殘半樹風。小閣蕭條閒眺望，天涯一帶碧茸茸。
——竇蘭軒《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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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風雨連宵掩碧紗，空庭又見夕陽斜。尋常歲月過飛鳥，侍兒樓臺盡落花。垂柳多情牽別緒，遊絲不解系春華。忍聽杜宇催歸去，倚遍闌干只自嗟。
——張紈英《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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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竇蘭軒（直隸豐潤人）的作品用白描的手法展現舉酒送春的場景，綠肥紅瘦的暮春景象與小閣眺望的閨人形象。這些畫面是靜態客觀的，似一幅幅淡筆寫就的人物（故事）的片段。這種白描但是情感表現較少的詩作符合多數北方女作家的寫作習慣。而張紈英（江蘇武進人）的詩作則更注重作者內心情感的描摹，垂柳多情、遊絲不解、忍聽杜宇、自傷自嗟，蘊含了滿滿的送春不捨與詩人內心的傷怨，在送春的主題下，整首詩作的情感外露且明顯，這種把內心豐沛的情感灌注在作品中的方式則是南方女作家的專長。由此，兩首同題之作側重點可見一斑。當然抒情與敘事的分界並不是絕對的。“抒與敘界線清晰，而在中間卻存在一段混沌模糊地帶，在那裡是一種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關係（但若嚴格細分仍可分出你我），而文學，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又特別是佔據主流地位的詩詞曲賦和文章類作品，歷來最受重視從而被運用得最多的，正是這中間地帶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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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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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南北方女性作家在創作時有不同的側重，但並不代表她們的寫作模式是單一的，不互動的。敘事與抒情更多的情況下總是呈現不同比例的融合在作品中，用中間地帶的紀事言情給讀者展現特殊的美感體驗。
二、性格稟賦與價值觀念上有所差異。
受自然環境、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經濟發展程度等的影響，南北方女詩人的氣質不盡相同。南方女作家相對來說更加激進，她們生長在經濟狀況良好的江南水鄉，家族中普遍能文善寫，不少人就出生於書香或者官宦世家，開明的社會風氣讓她們開始思考為什麼女性不能跟男性一樣舞文弄墨，為什麼女性不能走出家門交遊結社，為什麼女性不能憑藉書寫千秋留名，於是在不少南方女性作家筆下，就表現出強烈的求名意識、女性意識、自我意識。如王貞儀將遺稿託付給友人蒯夫人，目的是“蒯夫人能彰我於身後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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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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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棻《濾月軒集》自序雲：“蓋疾夫世之諱，匿而託於若夫若子以傳者，故不避好名之謗，刊之於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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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藻：“願掬銀河三千丈，一洗兒女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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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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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貞儀：“六經諸書皆教人以正性、明善、修身、齊家之學，而豈徒為男子輩設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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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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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金作品中有對置身於家庭之外角色的思考，熊璉作品裡更是有對女性命運以及落魄文人命運的深刻關懷。這些對於求名的直接追求、對於女性命運的深刻關注都是南方女作家筆下的閃光點。與此相對的是，這種對於自身命運的深刻思考和為姓名流芳的奔走在河北女作家身上是鮮見的。受燕趙文化的影響，在河北女性作家群身上呈現出來的是俠義磊落之風，堅韌包容之態。總之，詩歌對於河北女性作家，更是記錄自己生活、抒發一己情懷的工具，他們並不希望藉此千秋留名，也無意於衝出和逃離女性身份的侷限，她們代表了封建社會能詩會文的更為傳統保守的一批女性。
三、交遊範圍有廣泛與狹窄之差異。
北方女性的交往通常出現在家族或親友之間，而南方女詩人的交遊相對更為廣泛。如北方女詩人紀玘文（文安人）與為親友的李學淑、李學慎、李汝瑛、方芬均有唱和往來。朱韞珍（大興人）作品基本都在敘述家人家事：臨帖、大捷、來歸、送別、思念等，均為家族內。而南方女詩人在社團的助力之下，交遊顯得較為廣泛。如隨園女弟子駱綺蘭的交友圈包括：畢汾、王倩、王瓊、席佩蘭、盧元素、鮑之蕙、鮑之芬、王貞儀、錢惠尊、鮑之蘭等。 清溪吟社張允滋與李媺、江珠、陸珍、沈纕、張芬、尤澹僊、沈持玉、王瓊、陸瑛、席慧文、朱宗淑等交往密切。 與陳文述關係密切的李佩金和歸懋儀、楊芸、許庭珠、吳藻、孫雲鳳、季蘭韻、梁德繩、顧太清、吳藻、汪端都有唱和往來的作品。當然，南北方女詩人之間並非兩相隔絕，女詩人的出嫁、隨宦等經歷使南北方詩人之間往來甚多。如北方女詩人陳蕊珠嫁入丹徒之後，延續了京江鮑氏一門的書香氛圍。鮑之蕙、鮑之芬、鮑之蘭三姊妹均有作品傳世。常熟的席佩蘭、甘泉（今揚州）的江瑛等均與北方女性詩人有書信往來。使南北女詩人的交往現象更加受到矚目的則是清中後期著名的秋紅吟社。此為跨越地域與家族的女性社交團體。社團成員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多為由南入北的女詩人與北方包括滿族的女詩人。她們的社團活動和成員雖不固定，但也展示了南北方女詩人交流的印記。
總之，江南女性創作與北方女性創作代表了女性文學中兩種不同的美學形式。鑑於兩地社會文化與地域背景的差異，江南女性作家更注重詩歌中抒情傳統的繼承，並且得益於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開明，此地更易於湧現出具有對女性自我角色反省與自身命運思考的一批人，她們承擔起了女性意識逐漸覺醒的重任，無論對女性文學的發展亦或是女性角色的轉變，都有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而河北女性作家則更為傳統的書寫著閨閣中的春花秋月與離情別意，固守著社會賦予的條框和束縛。她們發揚了詩歌的敘事傳統，在消解了詩歌崇高功能的背景下，把詩歌寫作當成了抒寫個人生命的方式，並且與燕趙文化的背景呼應，河北女詩人多展現出俠義慷慨之情，文風多質樸自然，代表了女性文學創作的另一種美感。
四
河北古代的女性作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將燕趙文化的魂脈與自身性格結合起來，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創作風貌，她們的錚錚鐵骨與隱忍堅韌熔鑄在詩詞作品中，以質樸自然的語言、典重紀實的思索佇立在歷史的一角，在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首先，河北女性作家質樸尚實的創作對於當時女性創作纖美旖旎的整體風貌是一種反撥。古代女性的詩詞作品中，當然也不乏境界宏闊、風格遒勁的作品，但總體上因為女性生活背景的侷限與社會道德的制約，她們的視野多數集中在庭院的春花秋月與個人的悲歡離合。這類內容反覆詳盡的出現在女作家筆下，呈現出型別化、單調化的總體特徵。這類作品大致可以代表女性創作的總體風貌，即內容狹小，藝術偏向清麗纖美，個人特徵不甚突出。作為女性生活的真實記錄，這些作品的存在有自己的價值意義，代表了一定時期內女性創作的總成就。但是河北古代的女性創作卻將女性創作內容別開一路，她們更關注生活中的平淡日常、家人的叮嚀絮叨、課子育兒的生活艱辛等內容，展現出女性生活的另外一個側面。她們不只是只會閒立庭院、閒看落花秋月的無事少女，不只是只能繾綣情緒、哀怨傷懷的閨秀；她們更是承擔了大部分家庭責任、生兒育女、支撐生活的主婦。所以她們作品中才會更加傾向於表達真實的生活狀態，表達生活的艱辛苦楚，表達自己的錚錚鐵骨，表達自己對於情感的堅定不移。正是因為這樣的內容，其作品風格轉而質樸典重，客觀上為女性創作開闢了另外一種風貌，反撥了女性創作中盛行的旖旎纖美的文風。
其次，河北女性作家群的出現對於研究燕趙地域文化，探究地域文化與作家之間的關係有重要的意義。對於地域文化的研究數不勝數，上溯《楚辭》中迷離惝恍的氛圍與楚地文化的關係，下至清代大量以地名命名的文學流派，都可看出獨特的地域文化對作家作品的滋養。尤其對於古代女性作家而言，多數人的青史留名是因為家族中父兄的垂憐，師長的提攜，地域文化中女性作文的傳統。所以在眾多研究女性文學的論文中，地域與家族的影響始終是一個無法逃避的話題。對於河北古代女性作家來說，同樣是如此。燕趙文化的厚實積澱影響了無數的文人，甚至影響了一代人的審美觀念。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芸芸眾生們用刻在自己骨血中的質樸慷慨抒寫了一篇篇動人的華章。從《史記》對於燕趙文化慷慨悲歌的界定到漢唐邊塞詩中頻頻出現的遊俠之士，再到女性作家筆下對於燕趙文化的記載，燕趙文化的傳統被儲存與繼承，延續到了文人的筆下心中。所以去探究燕趙文化與女性作家之間的關係自然也就成為重要的視角，對於二者關係的研究也可為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影響這個大命題提供資料支撐與例證。
再次，河北女性作家群的研究是整個女性文學史的重要一環。在女性文學史中，對於大家名家的研究自然必不可少，但邊緣性作家群體的研究依然有重要的價值。中國古代的女性文學以江南地區最為發達，江浙一帶貢獻了多數優秀出色的女性作家與大量文學作品，如徐燦、熊璉、李佩金等清代女性作家幾乎都是江南人。所以傳統的古代女性文學研究一般以江南為重，即使文獻詩集的出版，也是首先看到了《江南女性文學別集》系列。因此，一部女性文學史，幾乎被書寫成了江南女性文學史，這毫無疑問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我們應該打破這種慣有保守的研究視野，拓展女性文學研究的範圍，對於曾經被忽視，被視為邊緣地位的女性作家、女性文學社團也應該一併納入研究範疇，以展現真實的女性文學書寫創作的歷史，改變目前研究中偏於主流、重視名家的單調局面。文學史的原本生態應該是精彩紛呈的，一段歷史的構成一定會有熠熠閃光的太陽，但一定也有皓若煙塵的星辰。
所以，在描述女性文學的發展線索時，除了江南女性文學群體這顆閃耀的太陽，我們也應重視由河北女性作家群、閩南女性作家群、關外女性作家群等組成的浩瀚星空。正是由於這些璀璨星辰的存在，女性文學的發展才最終迎來了自己的繁榮和高峰。或者換句話說，女性文學發展高峰的到來正是因為這些大大小小不同文學群體的湧現，只有將他們一併納入研究視閾，才可以真正展現女性文學創作的原貌，開拓女性文學研究的廣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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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河北指當時的直隸。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南與遼寧等地的少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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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韓榮榮（1986-），河北平山人，石家莊鐵道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