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憂內患的情況下,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由此誕生並發展

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的形成,是有其時代背景和自身因素的。當時中國內外交困,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國際上西方列強,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急於開拓海外市場,觸手已深入中國內地,憑藉堅船利炮,不斷對我國提出不合理的經濟和領土等要求,邊疆危機不斷加深。

時代背景:閉關自守的古老中國,被鴉片戰爭的炮火轟開國門後,西方國家實力就不斷湧入,本處於封建王朝末期的清朝社會矛盾,在內外合力下迅速激化,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太平軍轉戰東南長江沿岸各省,作為南北天塹的長江,其防禦重要性再次凸顯,特別是其外連大洋,內接內地,不但農民起義軍,利用其便利之交通轉戰各地,外國侵略者也可經由它深入內陸,如此戰略要地的防禦,自然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

在外憂內患的情況下,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由此誕生並發展

近代以來,隨著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現,海路運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西方列強和平時期,操縱遠洋巨輪向我國傾銷商品,戰時則堅船利炮自海面犯我國門,海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後,侵略性愈發增強,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已成包圍之勢:沙俄環伺我國東北至西北漫長之國境,不時鯨吞蠶食。

英國在中印邊境進逼。法國侵犯我國藩屬越南,覬覦西南河山。日本在朝鮮不斷挑釁,威脅東北。美日又聯合進犯臺灣。中國已處在列強的包圍之中,瓜分危機迫在眉睫。

在外憂內患的情況下,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由此誕生並發展

自身因素:日益嚴重的邊疆危機呼喚相應的國防思想,迫使關注國家存亡的有識之士,為之思索並提出應對策略。作為中興名臣的彭玉麟,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彭玉麟本為書生投筆從戎,其自幼讀聖賢之書,亦慕聖賢之道,早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他身處湖湘,尊湘學大師曾國藩為

滌師

,深受當地文化經世致用之風的影響。

士大夫的救國救民責任感,使彭玉麟對國防大計自然格外留心。此外,彭玉麟統帥水師多年,在長江流域豐富的作戰經歷,對江防的重要性知之甚明。

在外憂內患的情況下,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由此誕生並發展

其後數次奉諭籌劃江防海防、特別是在援越抗法時,

粵督辦軍務籌防等實踐,以及列強的步步緊逼使彭玉麟深刻認識到,新式兵艦等武器裝備的出現,不但使江海作為天然門戶,阻遏強敵的功能已失,而且成為列強兵輪的坦途,如不細心籌備佈防,國之門戶將洞開。

由於江防海防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為了建立國之藩籬,籌備江防海防。彭玉麟在其自身統軍實踐中,根據形勢的變化和自身認識的提高,不斷完善其思想,在軍隊建設、政治制度、經濟建設、文化思想等方面,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江防海防思想。

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是經歷了一個由產生到發展並最終完善的一個過程的。其產生階段大致是從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到同治十三年日本侵臺這一段時間。在此階段,彭玉麟主要是大體形成了一個江海同防的初步認識。

在外憂內患的情況下,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由此誕生並發展

作為湘軍水師主要統帥的彭玉麟,在東南大定後,又投入到改湘軍水師,為朝廷經制長江水師的工作中,彭玉麟縱橫長江多年,深知長江作為我國第一大水域,溝通大江南北,特別是其貫通東南沿海直至中國腹地,實為國防門戶。

彭玉麟很早就認識到江防海防實為一體,籌江防必須備海防。早在同治七年,彭玉麟在致曾國藩的書信中,就說麟本擬防江必須防海,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此時雖僅處於發軔階段,但已具備一定的大局觀,他不侷限於東南一面,而是認為整個海岸線皆需防守,由南至北聯絡一氣。

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從一開始就能從全域性考慮,這和他本人的遠見卓識,和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感是分不開的。彭玉麟的江防海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階段,是從日本侵臺後至光緒九年中法戰爭這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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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日本侵臺戰爭的發展,和法國入侵越南在西南邊疆的進逼,彭玉麟參與的江防海防實踐增多,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逐步深入。

主要表現為,第一,江防海防的警惕性提高。同治十三年日本侵臺,東南沿海形勢驟然緊張。彭玉麟隨即做出反應,致書時任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提醒其長江下游應立即佈防。隨後又回函兩江總督李宗羲,對其錯誤的佈防進行阻止。

在預謀佈置防禦的同時,彭玉麟還主張對侵略者應強硬,縱使和談也不可鬆懈防禦和警惕。在致郭嵩燾的信中提到然縱歸和局,不過目前苟安,未為可恃。和事可百年不背,而兵事不可一日不防。自強之道,是所望於疆吏,作三年蓄艾之計,萬萬不可幸和而松江海之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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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認識到江防海防與修內政的關係。彭玉麟目睹時局艱難,內患外侮伏於無形。深感憂慮耿耿於心,如負重疚。彭玉麟在長期的籌防實踐中,認識到江防海防的有效籌備,需要有內政的配合,為此,彭玉麟在清吏治、嚴軍政、端士習、蘇民困這四端論述內政治理,對於籌防江海乃至自強的根本性作用。

第三,數次督辦江海防。隨著日、俄、法等國在我國邊疆的進逼,彭玉麟也數次投入到江海防的籌備中,日本侵臺之時,曾有傳言說日本將進犯長江,謀取金陵。彭玉麟聞此即對長江下游沿岸進行佈防,整修炮臺,調遣兵船。

光緒六年,奉命出使俄國修約的崇厚受沙俄愚弄威嚇,擅自

簽定

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朝野譁然,中俄關系緊張,沙俄威脅要從海陸兩疆進犯。彭玉麟因此受命籌備邊防,彭玉麟在遵照海防邊防並設原則的同時,認為內地水陸防務也不應該有疏漏,因此就長江防務也進行了相應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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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八年,法國侵佔越南,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陳保小捍邊當謀自強之計,折清廷即令彭玉麟、左宗棠、何璟等會同籌劃海防事宜。在群臣討論中,針對張佩綸的觀點,彭玉麟在駁斥和論述中,他的江防海防思想得到充分體現。

此外,他還對水師提督駐地、防區劃分、水陸舟師配合的必要性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將自己的將海防思想,付諸具體的策略和方法。不斷的籌防實踐,使彭玉麟的將海防思想進一步發展。其主要特徵是江海同防,守海口而外洋安,有海防無海戰,傾向於建造小輪船。反對購進鐵甲鉅艦,有一定的侷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