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降下的災異究竟意味著什麼？人與
“天”的關係究竟如何？這是司馬遷極為關注的問題。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的學術目的，對於其真實內涵，歷來學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以往學者多從探究“歷史發展客觀規律與人的主觀能動性之間的關係”角度來理解，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但縱觀司馬遷的《史記》，我們發現，“天人之際”的內涵似乎又不僅僅如此。如果我們從自然史和人類史密切關聯、互相制約的角度來理解“天人之際”，這個命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應包括司馬遷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在古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就是“天人”關係問題。我們在此探究的司馬遷的“天人之際”，主要是針對這一部分的。此外，歷史已經證明，災異發生之時，也是古人心目中天人矛盾集中爆發之時，因而，天人關係往往集中反映在人事與災異之間的關係問題。這是我們首先要釐清的概念問題。
《史記
·天官書》中，司馬遷集中闡發了自己對“天人之際”問題的思考，這篇文獻也成為我們探究司馬遷天人思想最主要的史料依據。然而
，
在研讀《天官書》時，我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該篇的正文部分與論贊部分在思想旨趣上並不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是對立的。這就造成了研究上的諸多困惑，也正是基於此，學者在對司馬遷天人關係問題上的研究也呈現出很大的分歧與差異。司馬遷對待災異及天人之際問題的態度到底如何呢？對《天官書》正文部分與論贊部分的思想齟齬問題，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
作為一位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似乎不應該這樣自相矛盾。這從邏輯上肯定是說不通的。《天官書》的論贊部分顯然是司馬遷本人的思想，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那麼，《天官書》的正文部分會不會只是一種記錄，而並不代表他本人的思想觀點呢？要釐清這個問題，從邏輯上講，首先要搞清楚司馬遷撰寫《天官書》的目的是什麼。在《史記
·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談到了這個問題
。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司馬遷認為，星氣之書，多雜禨祥神秘之文，是荒誕不經的東西。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錄入了其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其中談到“陰陽之術”時，司馬談為其下的評語是：“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重視吉凶禍福的預兆，講究的禁忌避諱特別多，讓人受到很大的拘束，整天都得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的。這顯然是否定性的評價。
司馬談認為，“未必然也”。司馬遷繼承了其父的思想衣缽，在《孟子荀卿列傳》中司馬遷更是直接批評鄒衍的陰陽五行說“宏大不經”，並對“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的“濁世之政”進行了抨擊。可見，司馬遷對充滿禨祥神秘之氣的星氣、星佔等荒誕不經的東西是持一貫的否定態度的。這是司馬遷對星氣之書的總評價，是這段話的第一層意思。“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星佔家用這些星氣之書來占驗人間禍福，往往言之鑿鑿，屢試不爽。這說明星氣之書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這是第二層意思。
“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對於極具迷惑性和欺騙性的星佔之書，採用迴避的態度是不行的，司馬遷認為，要把這些星佔之辭一一羅列出來，再用天體執行的規律——“軌度”來加以檢驗，這才是對待這個問題的正確態度。這裡，司馬遷對《天官書》的整體結構已經做了安排，“首先把‘多雜禨祥
，
不經
’的星氣之書原貌展示給後人
，
以使後人知道當時人們生活在什麼樣的思想氛圍之中
，
然後再正面闡述自己對天人關係的認識
，
並用天體執行的規律去驗證星氣之書和星佔家們佔辭的荒謬。
”這是第三層意思。
事實上，司馬遷也的確是這樣安排這篇文章的結構的。《天官書》正文部分首先講述了中宮天極、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等五部列宿的分佈情況及各種象徵意義，日、月和歲
（
木
）
、太白
（
金
）
、熒惑
（
火
）
、填
（
土
）
、辰
（
水
）
五行星的執行情況，以及一些重要星體的方位、形態及相關預兆等。然後，正文部分進入第二個大問題——望氣之術，二者合在一起，就是一個相當完備的星氣之書了。這些內容，是否就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多雜禨祥，不經”的星氣之書呢？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天官書》正文每一個條目之後，都是某星主某事，某氣主某事，某現象主某事這樣的禨祥之辭。按照這樣的說法，人們面臨的一切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大到自然災害的發生、國君的榮辱禍福、戰爭的勝負，小到穀物的收成甚至魚鹽貴賤，都有
“星氣”的前兆，都可在星氣之術中找到確鑿的證據！冥冥之中，天上的星空決定了人間的一切禍福喜樂，人如同一顆棋子，被“星氣”——上天——這隻主宰一切的大手操縱著。這是徹頭徹尾的宿命論和禨祥迷信思想。若據此，司馬遷簡直就成了星氣之術及天人感應說的狂熱鼓吹者。我們認為，這些內容不可能是司馬遷的天人之際思想。這裡試舉幾例來看。
首先，作為太史令，司馬遷是一位優秀的天文學家，他曾經參與《太初曆》的制定。《太初曆》的一個很大的貢獻就是推算出了日蝕的週期性規律，自從有了這個週期規律，人們就可以據此矯正朔望，過去人們眼中可怕的災異
——“日食”，似乎也就不再像原來那樣是令人恐懼的“天變”了。如此，《天官書》正文部分出現的“日蝕，國君”云云，顯然就是“不經”之談了。司馬遷在理性上估計也不會大肆宣揚這些東西了。
其次，對於國君的強弱禍福，戰爭的勝負之數，司馬遷顯然也不認同
“不經”的星氣之書的解釋。他認為，“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有德”才是國君強大的保障。至於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集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對於項羽的失敗，司馬遷認為，項羽之失敗是因為“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這才是根本原因，而不是什麼“天之亡我”。可見，司馬遷對星佔之書中關於戰爭勝負的觀點也是持否定態度的。
再看星氣之書中所說的
“魚鹽貴”問題，司馬遷是一位頗具經濟頭腦的歷史學家，他對物價漲落問題有精準的認識，“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物價的漲落是國家的貨幣政策和物品的供求關係客觀決定的，星氣之書中講的“匏瓜
，
有青黑星守之
，
魚鹽貴
”就純屬可笑的無稽之談了。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天官書》正文部分絕不可能代表司馬遷的天人思想。司馬遷欲探究的
“天人之際”，不可能體現在這些“不經”、“荒謬”的星氣之書當中。《天官書》正文部分既然不屬於司馬遷的“創造”，那麼這些東西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天官書》正文部分記有五星反逆行、變色的現象，這和司馬遷讀過的“史記”是吻合的。這樣，我們可以推斷，《天官書》的正文部分，就應該是司馬遷所看到的“史記”，或者說類似“史記”的其他文字記載。那麼，“史記”又是什麼呢？
《太史公自序》中有這樣一則材料：
“
（
司馬談
）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掌天時星曆，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這些事情歷來是太史令的工作職責，所以，司馬遷當上太史令之後所看到的“史記”，應該是歷代太史令之類的職官記載的史書及天時星曆之書，它們與“石室金匱之書”一樣，都屬於國家檔案。所以，“史記”應是一個泛指的統稱，而不是一本具體的書籍。《天官書》的正文部分，就應該是歷代太史令所作的天象記錄及基於星氣之術的註解。
唐代史學家司馬貞在《史記索引》中談到，《史記》中
“八書”的作用是“記國家大體。”既然是“記國家大體”，那麼《天官書》正文部分記錄當時“官方”的正統天人思想及星氣之術，也就是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且，從邏輯上講，司馬遷要闡發自己的“天人之際”，首先也應該羅列出當時社會上通行的天人思想，若沒有這些東西作參照物，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又如何體現呢？因此，《天官書》正文部分記錄的乃是當時通行於世的“官方”星氣之書，並不能代表司馬遷關於“天人之際”的真正思考。論贊部分所蘊含的思想才是真正屬於司馬遷天人思想的“一家之言”。
幽王、厲王以來，時間已經很久遠了。自古以來所見的天變，國皆異具，所說不同。至於
“家佔物怪”，人們所用的“合時應”的書，“其文圖籍禨祥不法”，這樣的不經之談，並不值得人們信任。這段話是司馬遷對自古以來星氣之書和占驗之辭的總體評價。這與《太史公自序》中“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司馬遷還認為，孔子從內心裡也是不相信這些奇談怪論的，或至少是保持存疑的態度。
司馬遷認為，禨祥星氣之說盛行與否，與時代環境是緊密相關的。星佔家們還往往依據現行人間秩序，對星象隨意解釋，前後矛盾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本來二十八星宿主十二州的說法，
“所從來久矣”。但秦統一中國後，頭頂的星空未變，人間的格局卻是舊貌換新顏了。秦本為“夷狄之國”，屬陰，太白主之。秦並六國後，一統天下，成為人間格局的主宰者，則應屬陽，這時的太白也就不再主“夷狄”，而是主中國了。此時，仍被目為夷狄的胡、貉等遊牧民族國家，只好由辰星來“主”了。這樣翻來覆去的解釋，星佔家用一句“更為客主人”就輕輕帶過了。對此，司馬遷是非常反感的，認為這種隨意胡說的東西“無可錄者”，毫無價值。
司馬遷認為，
“為國者”心中必須要有這種宏大的時空觀念，經過三大“紀”
（4500
年
）
的探索和總結，或許才可以搞清楚“天人之際”的真正內涵。在《天官書》的末尾，司馬遷再一次重申了這種思想：“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只有深刻觀察，深入思考，辨別真偽，貫通古今，才能對天人關係有正確的認識。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他是相信天人關係是有客觀規律可循的，而且規律是需要透過相當漫長的觀察和探索才可能掌握的。那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的具體天象變化，顯然並不是人間秩序變化的直接預兆。
正是在這種思想認識基礎上，司馬遷對當時流行於世的星氣之書和占星之術冠以荒誕
“不經”的總體評價。在司馬遷看來，天象和人事之間應該沒有必然的聯絡。對於大談天人感應和推陰陽災異的漢儒董仲舒，司馬遷還給予了毫不客氣的批評。再如，對於集中闡發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的“天人三策”，班固《漢書》中一字不漏地予以記錄下來。但司馬遷在《史記》卻一字未提，其思想旨趣可見一斑。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司馬遷的天人思想中充滿唯物主義、自然主義的氣息，在當時的思想大環境中，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有學者認為，司馬遷的天人觀，是
“樸素的唯物的自然觀”，司馬遷的天人思想，“代表了當時人們對天人關係認識的最高水平。”⑤儘管略有拔高之嫌，但對司馬遷天人思想的整體把握，應該說還是比較準確的。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作為太史令，職業的特點加之時代的影響，司馬遷自然也難以完全擺脫天人感應及災異之說。一方面，他對這些東西總體是懷疑的，另一方面，他對這些東西中有的思想成分又是相信的。譬如，司馬遷對帝王封禪就是非常贊同的。此外，《史記》中還記載了不少怪誕的故事。這些都體現出了他思想中的矛盾之處。但總體來說，司馬遷的天人思想包含著一種樸素唯物主義的清新氣息，對天人關係及災異的理解也是比較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