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進中舉》因其諷刺清代的科舉制度和人們捧高踩低的社會風氣，而成為一篇中學語文必學科目，無論是范進中舉前後自身的酸腐、胡屠戶的前倨後恭、張鄉紳的殷勤結交，都無不顯示著“
舉人
”這個名頭的分量。
稀罕的舉人老爺
受現代小說、影視作品中狀元滿地走，進士不如狗的情形，在我們的潛意識裡，讀書人不中進士皆是無用。更不要說與豪紳惡霸身份成為標配的舉人了，既然舉人這樣不堪，
為什麼范進還會被胡屠戶稱為文曲星下凡呢？而中舉後的范進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官呢？
上圖_ 范進中舉老版插圖本
吳敬梓所寫《儒林外史》雖然假借明朝故事，根據卻是清朝背景。因此范進中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清代讀書人衝破階級枷鎖的一種生活狀態。當然在小說中，范進最後又中了進士，甚至做了山東的學政，但這些都是簡單帶過，遠沒有他中舉時寫的精彩詳盡。原因無他，即使被胡適敬稱為“安徽的第一大文豪”的吳敬梓也不過是秀才出身。
在清代做官的群體中，最正統的有四種出身：
進士、舉人、五貢、廕生。
進士不必贅述，舉人則是透過全省的鄉試而選拔出來計程車子；
五貢則是指的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五種臨時政策性的做官門路；
至於廕生，那是因為祖宗積德，長輩身居高位，或是為國捐軀被皇帝恩賜的做官資格。
上圖_ 吳敬梓（1701年－1754年12月11日 ），字敏軒，一字文木，號粒民
上圖_ 《儒林外史》是清代吳敬梓創作的長篇小說
作為實打實經過科舉考試的舉人，雖然不如進士榮耀，卻也是封建社會應試教育下各省的拔尖人才。作為一名讀書人要先成為童生，由童生參加縣試、府試而成為秀才；秀才參加本省組織的鄉試，通過後方為舉人；舉人入京參加會試，通過後稱為貢士；貢士再參加殿試，由此才算得上是進士。
對比來看舉人老爺比如今公務員的省考要值錢得多。
在清代如果無特殊情況，各省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按小說中范進屬於廣東人士，以清初順治年間廣東每屆鄉試只能取90餘名舉人，到了乾隆時期改為72人的名額來看，范進中了廣東鄉試的第七名，這已經是一個很高的名次了。
成為舉人也就初步具備了做官的資格
，所以平日裡高高在上，做過一任知縣的張鄉紳才會折節來和范進敘情，並且一出手就是五十兩銀子、一所三進宅院的見面禮。
上圖_ 清代科舉考試
為舉人開啟的一扇門
只是中舉而已，又不是進士的范進能做得到什麼官職呢？
這就不得不提到清代為了籠絡讀書人，制定的優待政策了。按清代乾隆年間的規定，舉人如果參加會試三次，都沒有考中進士的，朝廷就會為這些落第的舉人開啟一扇新的大門即：
大挑
。
所謂大挑，就是將符合上述條件的舉人按照二十個一批的順序，由皇帝指派王公大臣對他們進行當面選拔。
但是這次改變舉人命運的選拔，一不看學識，二不拼文采，只是看這些舉人的外貌條件。“相貌魁偉”是唯一的評判條件，對於那些參加大挑的人來說，只恨自己的皮囊不好，真真印證了學識高不如長得好的觀念。
因此范進中舉前胡屠戶罵范進時，才有“你不看見城裡張府（張鄉紳）裡的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樣尖嘴猴腮，也應該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惡毒話語。
上圖_ 清代舉人官職牌
但是大挑並不是二十個人都能入選，因為只選取相貌堂堂，魁梧大方的一等三人，二等九人，一共十二人。剩下的八名則美其名曰：八仙，不入等次，純屬陪跑。
大挑中被評為一等的三人，可以做知縣，分發到各省當差。二等的九人可以做教諭、訓導之類的教官，回到其所在省份，候補各縣的“教委主任”，執掌該縣的文廟祭祀，教育所屬生員。
看起來這樣的官職不過爾爾，可是對於寒門出身的舉人來說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以清代一位普通的教官高照煦為例，他是在光緒庚辰年既1880年參加的大挑，被列為二等。雖然高氏自覺相貌堂堂，心有不忿，可就是這個二等候補的身份，他也一直等到光緒乙酉年既1885年，才補上了陝西省宜川縣的訓導。
對於大挑這種全看相貌和眼緣的制度，很多舉人多有不滿，有舉人曾攔下參加大挑選拔的王公大臣問到：
“大挑以何者為憑？”
，卻被大臣恥笑回答道：
“我挑命也”
。國家的基層教官選拔、舉人一生的運數，只以相貌為憑。
上圖_ 江南貢院 清代最大科舉考場戊子科（1888年）
而對於這樣的兒戲選拔，並不僅僅存在於大挑中。清代曾有主考官做了一副對聯諷刺考生：
“爾小生論命莫論文，碰。咱老子用手不用眼，抽。”
可就是這樣全憑考官主觀臆斷的糊塗選拔方法，卻讓范進受益無窮。
因為在考取舉人之前，范進以童生身份從二十歲應考，考了二十多次都沒有考上秀才的功名，只因最後一次考試被周學道可憐，選中為秀才，才有了他後面發跡的故事。因此如果時年五十四歲，相貌平平的范進參加了大挑，最多也只能評為二等，候補一個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上任的縣學教諭。
但是並不能因此小看這縣學教諭，因為教官雖然與其他肥差相比，顯得清貧，但是卻也有自己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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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清代科舉考試試卷
基層教官的權力
比如“新生冊費”就是教官們非常重要的一筆收入。
每當童生考中秀才的時候，需要教諭、訓導這些官員給他們在“履歷”上蓋章子。
可這個章子不是白蓋的，新生必須要向教官們送上一份“心意”，才能夠得到官方的承認，如若不然，教官一句話就可以將來之不易的秀才身份剝奪，多年的寒窗苦讀就化為飛灰。
光緒年間，湖北武昌有一田姓秀才，因為家中富有，所以在蓋章時遭到教官的刁難，索要數百兩銀子的“意思”。可田家雖有錢卻也不是冤大頭，於是藉口等到田秀才入學之後再給。教官知道此時推脫，就是不給銀子，於是返回縣學向朝廷派來的學政告狀，說田秀才是靠舞弊才考取得功名。偏聽偏信之下，田秀才被革除功名，從縣學轟了出去，田家雖然家大業大，卻因不願賄賂教官，斷絕了晚輩的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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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清朝科舉考試的“號房”
清代筆記《瓜棚閒談》的作者曾肇堃，在上任做了敘永廳（今四川敘永、古藺等縣地）訓導之後有這樣一段自述：
“於是一介窮儒，乃得大成殿行走，管理紅牆一帶，統轄文武生員之職權。幾生修道，豈偶然哉”。
這段話不僅透露出高氏的得意，也表明了教官手中掌握著對該地區“文武生員”的生殺大權。
所謂大成殿就是各地孔廟的主殿，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在此處行走就是代聖人教授門徒，這就表明了教官之輩官職雖小，卻清貴無比，並且掌管該地的教育事業，雖然不如知縣、縣丞等人威風，卻也是蠍子粑粑——獨一份。
上圖_ 西方出版物中記錄的裝運食物等用品的中國箱籃，也是帶入科場的考籃的常見形制
光緒年間陝西省潼關廳的訓導張晨嵐，曾就自己的教官生涯作了一首《得字歌》：
一品官前坐得，兩回丁祭辦得。
三年考試盼得，四等秀才打得。
五品升銜加得，六旬太太苦得。
七品縣印代得，八條臥碑記得。
九兩齋夫扣得，十分將就算得。
這又可以與曾氏所說教官職權互為補充，
“一品官前坐得”
是說教官清貴；
“兩回丁祭辦得”
，則是指各地每年要在農曆二月、八月兩個月的第一個丁日祭祀孔子，其中花銷可以落下一些，而且祭品的整隻牛、羊、豬也歸教官分配。
“四等秀才打得”
，是因為秀才每三年要參加兩次縣裡的歲考，用以檢查功課是否紮實。考試中，評為一二三等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四等的秀才家麻煩了，輕則被當眾叱責，重則被各處功名，因此這其中不願被革除功名的秀才和掌握生殺大權的教官，自然又有文章可做。
上圖_ 1870年代，晚清的私塾，放學時候的情景
上圖_ 晚清的讀書人
至於
“十分將就算的”
，則是因為教官基本上沒有升遷的門路，官場歷來也沒有教官升任的規矩，所以對於那些心比天高的舉人來說，教官只是算不得出路的辦法，所以沒了上進的動力，很多基層教官也就尸位素餐，混吃等死而已。
表面看起來神聖光輝的清代科舉制度，卻是從根子上就弊病叢生。基層教官的選拔潦草如此，那大多數教官也自然把責任視同兒戲。所以清末教育改革才要興辦大學堂，廢除科舉，但已經是沉痾入骨，藥石無效。
文：魏四維
參考資料：
【1】《儒林外史》 吳敬梓
【2】《舊典備徵》 朱彭壽
【3】《世載堂雜憶》 劉禺生
【4】《近代筆記過眼錄》 徐一士
【5】《清史稿一百零八卷選舉》 趙爾巽（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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