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渙《出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這首詩雖然不一定就能視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作，至少是唐人七絕中的上乘作品之一。管世銘在《讀雪山房唐詩鈔·七絕凡例》中說：“摩詰、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勝收；王之渙獨以‘黃河遠上’一篇當之。彼不厭其多，此不愧其少，可謂拔戟自成一隊。”王之渙的這首詩的確是可以與王維、王昌齡、李白的那些名篇相抗衡而無愧色的。

唐玄宗天寶三載（744），距王之渙去世只兩年，芮挺章編選的《國秀集》就收錄了這首詩，但可能因傳抄訛誤，除個別字有出入外，將一、二兩句的次序顛倒。全詩寫作：“一片孤城萬仞山，黃河直上白雲間。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詩題則寫作《涼州詞》。後來有不少選本也沿用此題。因此，有人對“黃河遠上白雲間”句產生了疑問，如吳喬《圍爐詩話》說：“黃河去涼州千里，何得為景？”

一些人主張，這句應如《集異記》、《文苑英華》等書所引載，作“黃沙直上白雲間”。但《國秀集》雖把此句與次句顛倒，並把“遠上”寫作“直上”，卻並沒有把“黃河”寫作“黃沙”。後出的《集異記》、《文苑英華》等書之所以作“沙”，如有人所指出，可能因草書的“河”與“沙”在字形上極為相似的緣故。而且，就詩句內容而言，“黃沙直上”與“白雲間”在景色上似不協調，因為如果是“黃沙直上”的天氣，詩人望到的將是高邃《別董大》詩所寫的“千里黃雲白日嘿”的景色，而不可能是“白雲”了。至於詩題問題，據《碧雞漫志》記述，《涼州》是開元、天寶年間流行的一個樂曲名稱。王之渙的詩是按照這個樂曲寫的歌詞，其內容不必是寫涼州。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就並沒有把這首詩歸入屬“近代曲辭”的《涼州詞》中，而把它歸入屬“橫吹曲辭”的《出塞》中。

唐代以長安為起點西行出塞的幹線，經州（今陝西彬縣）、蘭州（今甘肅蘭州）、涼州到敦煌（今敦煌縣西），再分南、北兩路：南路出陽關；北路出玉門關。這首詩前兩句所寫，很可能是詩人經由蘭州沿黃河西行途中親眼所見或雜以虛擬的景色。可是，詩倒不一定寫於黃河邊，很可能寫於玉門關，因為《國秀集》中還收有一首高滴寫的題作《和王七度玉門關上吹笛》的七絕，根據岑仲勉在《唐人行第錄》中考證，題中的“王七”就是王之渙，所和的也就是這首詩。而在玉門關能不能寫黃河呢？作為一首出塞詩，寫出塞沿途所見景象，是不妨從黃河上游寫起的。何況唐人的邊塞詩，為了烘染邊塞氣氛，加強感染力量，在運用地理名詞時，往往只是象徵意義上的泛指，是不考慮其方位和彼此間的距離的。

如果從欣賞角度來看，“黃河遠上白雲間”句遠較“黃沙直上白雲間”句為勝。它在詩的一開頭就為讀者展示了一幅壯闊遼遠的畫面。它的立意與李白《將進酒》詩中“黃河之水天上來”句相似，但寫法是由下寫到上，而李白是由上寫到下。這是一個氣勢突兀、意象清遠的起句，既有藝術真實，又有藝術誇張，生動地表現了黃河上游的壯觀。接著，詩人更用“一片孤城萬仞山”這樣一個只由兩組名片語成的特殊結構的詩句，顯示出當時塞上的雄奇而荒涼的景象。這個名詞句，形式簡括，挺拔勁健，與它所描寫的內容互為表裡，同時與起句彼此襯映。兩句合起來，不僅把雄遠荒闊、極目萬里的邊塞風光收攝無遺，使西北一帶的山河形勝和關塞天險得到藝術再現，而且景中見情，使下半首詩中要表達的情思也浮現紙上了。

詩的下半首，“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兩句，寫的是出塞之人聽到羌笛而觸發的情思。古人送別時常折柳相送，而《折楊柳》是一個唐時流行的笛曲，所以唐人詩中寫到怨別懷鄉的感情，往往從楊柳或《折楊柳》曲構思造意。如李白《春夜洛城聞笛》詩中“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句，杜甫《吹笛》詩中“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句，其機是相同的。王之渙另寫有一首題為《送別》的五絕，更是鏡中取影，從楊柳的遭遇來照見人間離別：

楊柳東風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苦，應為別離多。

對照來看，“羌笛”兩句寫於荒寒的邊塞之外，而不是寫於楊柳成行的御河之上。這裡，既沒有東風吹拂，也看不見柳條拖青，只空自聽到悽怨的《折楊柳》笛曲。此景此情，正如王送《折楊柳》詩所寫的“塞外無春色，上林柳已黃”，更如李白《塞下曲》所寫的“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不過，王送、李白的詩句寫得比較平直，意盡句中；王之渙的這兩句詩則寫得意味深婉，耐人咀嚼。詩人本要極言此行之遙遠、邊塞之荒涼以及出塞人的離情相思之濃厚，而這裡卻採取欲發還斂、走處仍留的手法，先在上句以“何須怨”三字，用問語、反語襯墊一筆，形成頓挫，從而使最後點破全詩主旨的“春風不度”句有引滿而發之妙。

這最後一句是從折柳傷別上更進一層地構思造意，說明以折柳聊表離情，固然可悲，如今連寄託離情的柳條都沒有，就更加可悲、更令人難以為懷了。從這一句再回過來看上一句的“何須怨”，才知正是怨極之詞。這樣寫，就把出塞人的離情鄉思表達得更為曲折、更為深刻，在曲折中顯示其深度。這首詩的結句可能還另有一層含意。楊慎在《升庵詩話》中說：“此詩言恩澤不及於邊塞，所謂君門遠於萬里也。”李鎖在《詩法易簡錄》中也說：“不言君恩之不及，而託言春風之不度，立言尤為得體。”這是說，詩句所諷喻的是當朝者對邊疆開發和塞外軍民生活的漠不關心，其篇外意、弦外音更是值得探索的。

關於這首詩，前人還喜歡提到《集異記》中的一則記載。據說，王昌齡、高滴、王之渙在一個下雪天同到旗亭飲酒；有梨園伶官多人招集了一些歌女也在那裡飲宴。三人相約。聽歌女所唱歌詞中誰的詩最多，每歌一曲，畫壁為記。起初，有兩位歌女分別唱了兩首王昌齡的絕句，有一位歌女唱了一首高通的絕句。王之渙遙指一位梳著雙髻的最美的歌女說：“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詩，終身再也不敢與你們較量高低了。”等這位歌女一開腔，果然唱的是王之渙的這首《出塞》詩。

這一記述的可靠性頗可懷疑；但當時的絕句本來是可以歌唱的，靳能撰寫的王之渙墓誌銘中也稱讚他“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嘗或歌《從軍》，吟《出塞》，激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章，布在人口”，說明這首詩確是當時廣泛傳唱的歌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