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幾乎都是多種事件和現象並行發展的，但卻不是所有事件排成一行同時並進。事件的發生有先有後，其發展不但不會齊頭並進，反而會先後不一，呈現出一種參差不齊的狀態。這就是歷史敘述複雜曲折的主要原因。如果歷史學家無視這一點而只敘述他認為重要的事，歷史也許變得更易理解，但卻成為應試用的教科書。敘述歷史就像製作珍珠項鍊。如果只想用顏色一致、光澤又好的大珍珠來做，那麼顆粒稍小但顏色光澤俱為絕品的珍珠就派不上用場。可這些珍珠具有價值，不能捨棄。平庸的匠人大概會用這些珍珠做成戒指之類的物件，而想象力豐富的藝術家則會在珍珠周圍鑲上極小的鑽石或寶石，做成的首飾比單使用珍珠更富變化感，且不會損害珍珠的美感和價值。
下面我們要敘述的就是地中海歷史上的小粒珍珠。它們不具備左右以後地中海世界歷史的力量，是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雙方都一直把它視為異端的緣故。古羅馬的尤里烏斯·愷撒有這樣一句名言：“不論以後成為多麼惡劣的事例，開始時的原始動機都基於善意。”這是真理。歷史上充滿了這樣的事例，簡直是毋庸贅言。但反過來表述這個真理，難道不也正確嗎？“不論以後成為多麼美好的事例，開始時的原始動機都基於惡意。”公元9世紀的當時，西西里伊斯蘭統治的負責人、常駐巴勒莫的“酋長”並沒有在西西里構築新天地的高尚想法。他只是企圖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已。以往巴勒莫的“酋長”必須遵從被北非伊斯蘭教徒奉為聖都的凱魯萬“酋長”的命令。可是，凱魯萬與東方的巴格達不同，隨著宗教色彩的愈發濃烈，被任命為“酋長”前來巴勒莫上任的人也有了變化。
派來的當然都是被稱為原伊斯蘭教徒的阿拉伯人，但與其說這些“酋長”是行政官，不如說一任接一任都是伊斯蘭的法學家和導師。其結果是身在突尼西亞的“酋長”卻給巴勒莫“酋長”下達命令。這就使巴勒莫的“酋長”心生厭惡。站在他的立場上，理由並非不可理解。第一，持續了50年之久的征服西西里行動，只有開始時是依靠突尼西亞所派兵力進行的，後來的軍事行動都是定居在西西里的伊斯蘭教徒所為。第二，這些人雖然多為被稱為原伊斯蘭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他們已經厭倦了北非經常爆發的柏柏爾人、摩爾人等新伊斯蘭教徒的反叛。北非不穩定因素很複雜，不光是“原”與“新”的差異，也不僅是由此引起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還有宗派之間的抗爭。什葉派和遜尼派之爭，在這一時代已經極為熾烈。
第三，他們似乎受到了西班牙伊斯蘭教徒統治方法的啟發，這一點可以想象得到。不管伊比利亞半島的伊斯蘭統治者是叫“埃米爾”，還是叫“哈里發”，他們與北非同輩的關係都相當淡薄。第四，西西里雖是島嶼，但其面積足可匹敵突尼西亞“酋長”統治的地域。如果不用地理面積而用生產力做尺度衡量，可以說西西里還在北非之上。古羅馬時代，雖然西西里也一直向本土出口農產品，但重要程度卻遠不及同時代的突尼西亞。在古代，說起非洲幾乎就是指突尼西亞。那個時代的突尼西亞，有以迦太基為中心的農業和商業，特別是有從非洲內地運來的黃金，使其具有足夠的價值，從而被視為北非要地。可是，北非在帝國末期被北方蠻族汪達爾人征服，後來又遭受拜占庭帝國的連連惡政，到了公元7世紀歸入了伊斯蘭統治之下。
羅馬式思維已死，被譽為帝國糧倉、繁盛的農業已死。居民沒有活路，遂使以突尼西亞為中心的北非化為海盜的巢穴。而這個時期的西西里躲過了北方蠻族的襲擊，沒有成為蠻族與拜占庭帝國之間戰爭的舞臺，所受拜占庭帝國惡政的影響也小於其他地方，走過了一個比較安泰的時代。當然，大部分居民也一直是基督教徒。與改信伊斯蘭教的柏柏爾人和摩爾人等共生共存的北非不同，阿拉伯伊斯蘭教徒征服西西里以後，他們所要統治的是仍然保留著古希臘和古羅馬古風的基督教徒，統治方法有所改變亦屬自然。常駐巴勒莫的“酋長”不知玩弄了何種計謀，巴勒莫的“酋長”不再由凱魯萬和突尼西亞的“酋長”任命，而改由巴格達的哈里發直接任命了。從突尼西亞到巴勒莫只有一兩天船程，而命令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格達傳到巴勒莫的時間無法與之相比。
上司所在越遠，受命行動之人的自由裁量權就越大。巴勒莫的“酋長”似曾一度僭稱“哈里發”，他對西西里的統治已經具備了更加西西里化的基本條件。伊斯蘭教徒對西西里的征服，從公元827年開始到878年敘拉古陷落結束，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完成。當然，他們在西西里的統治並沒有等待敘拉古的陷落，而是很久以前就已開始，敘拉古陷落之後也一直延續了下來。這條統治路線就是伊斯蘭方面自畫自贊的“伊斯蘭的寬容”，並在西西里取得了成功。首先，一神教的最大特點是不承認其他神祇，一神教的伊斯蘭教把另外一個一神教基督教徒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但在西西里卻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個殉教者。就是說，沒有人拒絕改信伊斯蘭教而為基督教殉教。但也不是整個西西里的基督教徒都改信了伊斯蘭教。
其次，可以舉出這樣的事實，當同為基督教徒的人在敘拉古遭到了進攻，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卻幾乎無人趕來參加保衛戰。保衛戰持續了9個月之久。在此期間，如果西西里的其他地方爆發反伊斯蘭起義也不足為怪。趁統治者把兵力投入到前線，後方空虛之際舉行起義，是被統治者的常用方法。然而，西西里可以說幾乎沒有發生過起義。敘拉古是過去拜占庭帝國惡政的象徵，不願意為救援敘拉古而賣命的心情可以理解。即使敘拉古防衛成功，整個西西里也不會立即回到拜占庭的統治之下。西西里全島幾乎都已處於伊斯蘭統治之下，當時的敘拉古也只是一座孤城。即使在9個月的保衛戰期間發生了起義，大概也不過是對伊斯蘭統治的反彈，而不是要回歸到拜占庭的統治之下。這一連9個月，敘拉古以外的西西里基督教徒們都是老老實實的。
最後，西西里屈服於伊斯蘭統治之後，來自於此的襲擊“魯米”之地的海盜行動幾乎絕跡。實際上，“魯米”也已從這時起，開始區別使用“撒拉森人”和“阿拉伯人”的稱呼。“撒拉森人”指居住在北非且以海盜為業的伊斯蘭教徒，“阿拉伯人”則指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蘭教徒。西西里在歸入伊斯蘭阿拉伯人的統治以後，甚至享受到了不優於卻也不亞於古羅馬的繁榮。這也是伊斯蘭阿拉伯人的統治方法之所賜。那麼，這種統治方法的支柱“伊斯蘭的寬容”又是怎樣的實際情況呢？在現代，正像“伊斯蘭各國”的說法那樣，伊斯蘭教徒也分國別。非伊斯蘭教徒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在伊斯蘭教中原本不存在國家這個概念，只有涵蓋所有伊斯蘭教信徒的“伊斯蘭之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