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全球化的到來，我國眾多學者教授都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西化”、“傳統化”之間的鬥爭激烈，這讓小編不禁疑惑道：“莫非我們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就因近代受到外強的欺凌就全盤否定嘛？”當然不可能，要知道中國在古代長期以來處於世界領先的霸主地位。當然近代的落寞是事實，我們無法否定，西方的文化的確有其可取之處，那麼對於西方我們應該用何種眼光來看待？

王曉明教授開出的“方子”是“雙重質疑”，即用“本土”質疑“世界”，也以“世界”來質疑“本土”，透過這樣反覆質疑，從而創造出適合中國的現代性的想象與實踐。要做到“雙重質疑”，知已知彼是前提條件。此外，還必須有全球化眼光，視野太窄不行，不能想到“世界”就是“西方”，就是紐約、巴黎、倫敦，實際上東歐、南美、東南亞、非洲國家，他們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社會變遷和問題，對我們同樣重要，甚至更有啟發。還要把著眼點落在我們自己的問題上，或者說，要落在當代中國的問題上，而不是跟在別人的理論後面，把別人的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

針對長期以來一些學界人士在文史研究中出現的把當代、現代與近代幾個階段相割裂，例如把“五四”、“1949年”都作為歷史斷裂的標誌，而且每次斷裂都是以否定以前為代價來強調自身的合法性等現象，張旭東教授指出：回顧中國“現代性”歷史經驗，我們應該看到，雖然這個過程中出現過很大錯誤、彎路甚至倒退，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總體看來，其中存在著很大的合目的性和合理性。批判是知識分子的天職，何況對中國目前存在的那些不盡人意的、不合理的醜惡的現象，知識分子理應有批判的立場。但是，如何在批判和否定自己的過程中肯定自己的歷史的更大意義上的正當性，這是西方學術的一個長處，很值得我們借鑑。不承認自身歷史的合法性，以一種抽象的關於“人”、“自由”、“個體性”以及世俗生活“常態”的意識形態的論述，去取代歷史的嚴格的分析，其結果就會導致中國對自身生活和“現代性”經驗的理解流於片斷化或區域性化，更不利於建立自身歷史的連續性。

談到與國際接軌的標準時，張旭東教授語重心長地提出：中國知識界應該有這樣一個抱負，不但別人的問題是我們的問題，而且我們的問題也是所有人的問題。如果中國學者能對自己境況的反思推進到這個程度，就必然會對西方和其它非西方世界產生一系列影響。中國學術“國際化”的一個良性指標，是看能否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對西方理論產生衝擊，並對“普遍性”的概念體系提出修正。中國學術如果沒有一種超出中國範圍之外的相關性，對世界範圍內的學者的思考有所啟發，就談不上有什麼國際性。

對於上述所言，小編只想說，在當今的這個世界，中國即是地球的一分子，那麼關於中國的問題自然也就屬於全球化的一部分。所以說我們在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時就應該有著一種覺悟，即中國問題亦是世界問題，解決中國問題，也是我們對全人類的一種幫助，換個角度而言也是把握了整個人類的前途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