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臺灣網友篩選出來的

垃圾奏摺集錦

，火了。

很多人笑完，在後臺問最愛君：大清智商最高、工作最拼的兩任皇帝，難道身邊環繞著一圈又一圈的逗比大臣嗎？

答案，沒有那麼簡單。

1

先說一說送芒果的

覺羅滿保

。他是滿洲正黃旗人，進士出身，真正又紅又專的人才。康熙五十年（1711）任福建巡撫，康熙五十四年（1715）升閩浙總督，一直到雍正三年（1725）逝世，在閩浙總督的位子上幹了十年。

康熙六十年（1721），滿保指揮南澳鎮總兵藍廷珍、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率水路軍，由澎湖赴臺，鎮壓臺灣朱一貴起義，以功加兵部尚書。

朱一貴起義是臺灣歸入清朝版圖以後，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朱一貴打的是反清復明的旗幟，起義被平定，康熙對滿保的能力還是很認可的。

雍正繼位後，對滿保的印象也很不錯。他曾在湖廣總督李成龍的奏摺上批示，透露說：

“天下督撫中，惟於伊二人

（指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福建巡撫黃國材）

批諭甚多，寫有數十萬字。”

那時候，滿保已經逝世了，雍正還提起來，說他給滿保的批示最多。可見，在雍正心目中，滿保的奏摺含金量還是很可以的。

回過頭來，看覺羅滿保給康熙進獻臺灣土產芒果，這個事笑一笑，其實頗堪玩味。

臺灣納入清朝版圖，是康熙的武功之一。進獻臺灣土特產，本身含有地方歸化中央的意思。滿保不至於昏聵到一而再再而三去刺激康熙對芒果的無感，事實上，在此之前，康熙已經多次表示過，

“蕃酸

（即芒果）

朕一次未見過，曾欲看看”、“番檨

（即芒果）

從來未見，故要看看”。

皇帝有這個強烈的訴求，滿保才會一再進獻芒果。不僅如此，

他還把芒果樹進呈到了北京，康熙命人將這些樹苗遍植京城。在這之後，皇帝過了新鮮感，才對滿保說“京城各處均已種植，不必再進”。

不僅是芒果，滿保還喜歡給皇帝進獻西瓜。最早是康熙給了滿保一匣子西瓜籽，讓他帶到福建試種。滿保把大部分西瓜籽送到了臺灣，到了收成季節，他開始主動加戲。

第一次，他把西瓜作為貢品獻給康熙品嚐，但受到了康熙的批評。

康熙說，此物，朕未曾令爾呈送，只是說在臺灣試種。（我送西瓜籽給你試種，誰TM讓你進貢西瓜了？）

滿保並未放棄送西瓜，第二次，他給康熙上了一個長長的奏摺，說試種恰逢雨水少，又長蟲，瓜皮有裂痕什麼的，說了一堆，最後忠心耿耿地表示，他用心挑了一些好的瓜，專門進獻皇帝您。並希望皇帝繼續賜西瓜籽。

奏摺原文如下，有興趣的可以體會滿保的用心：

竊照今年（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奴才派齎御賜西瓜籽到臺灣種植。今攜西瓜至，問之，言八月下種，雨水略少，十月正值生長之際，葉又生蟲，故西瓜表皮稍有疤痕，而瓜瓤仍好，自十一月二十日始成熟，今攜之來。等語。奴才親自選看，外皮略有疤痕，瓜瓤無恙，仍好。唯今秋臺灣雨水不調，故生長似有不足。今特派人齎捧御覽。叩請聖主施恩，復賜大內西瓜籽，六月帶往臺灣謹種。為此謹具奏請。

對此，康熙繼續賜下西瓜籽。

第三次，又是各種大風大雨，西瓜越長越小。滿保在奏摺裡，表達了十分憂懼的心情，說只能給皇帝送這麼多西瓜了，再多就小得拿不出手了。

搞得康熙只好對他連加安慰，說“西瓜事小，有何關係”。

此後，滿保每年都會向皇帝進獻西瓜，西瓜成了定期的貢品。

滿保為什麼會這麼執著地向皇帝進獻水果呢，無論西瓜，還是芒果？

因為，這是一項特權。

皇權體制下，不是什麼人都有資格向皇帝進貢的，有資格進貢的人，主要是親王、郡王、貝勒、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都統、織造及衍聖公等。作為地方大員，只有總督、巡撫、提督，才有資格向皇帝進貢方物。

乾隆年間，皇帝還取消了福建水師提督的進貢資格。

官員以個人名義向皇帝進獻貢品，那是十足的榮耀。反過來，就變成了官員向皇帝表達忠孝之意，博取歡心的一種手段。皇帝也心知肚明，康熙就說過，這些貢物哪有那麼珍貴，朕不過是藉此考察你們的誠敬之心罷了。

原來如此。

所以官員們拼命在新、奇、特等方面做文章，以便皇帝體認到自己的“誠敬之心”。滿保的優勢在於，他管轄內的臺灣有很多新奇土產，可以刺激皇帝的好奇之心。

你知道滿保送到後面，送什麼嗎？

送臺灣土著！

康熙五十六年（1717），滿保進獻諸羅縣（今臺灣嘉義縣）善跑之熟番7名、獵狗4條，供皇帝打獵時差遣。兩年後，他再進獻9名熟番，還是給皇帝打獵用的。

人家這“送禮”的腦洞，迎合上意的“能力”，比起嘲笑他不厭其煩送芒果的那些人，怎麼樣？

這麼說吧，我們這個國家歷史上的高官，就沒有一個蠢材。他能做到封疆大吏的位子，不僅理政能力槓槓滴，就是迎合聖意的本事，也絕對“高人一等”。

2

再說一下刷屏彙報雨情的

趙弘爕

。趙弘燮這個人很不簡單，首先他的出身就不簡單。

在金庸《鹿鼎記》中，韋小寶在天津衛見到大鬍子將領趙良棟。趙良棟對韋爵爺沒有絲毫阿諛奉承之意，搞得韋小寶說出了著名的“兩個凡是”：

凡是沒本事的，只好靠拍馬屁去升官發財；凡是不肯拍馬屁的，一定是有本事之人。

趙良棟不是小說虛構的人物，他是趙弘燮的父親。

在平定三藩之亂中，趙良棟立下赫赫戰功，官至雲貴總督、兵部尚書。官二代趙弘燮繼承了父親的能力，後來又繼承了父親的爵位。他在知縣的仕途起點上，就表現了非凡的魄力，曾改革當地陋規，並把革除事項刻榜公示，堪稱政務公開的老前輩。

趙弘燮後來歷任山東布政使、河南巡撫、直隸巡撫。調任直隸巡撫十年後，加總督銜。

直隸是拱衛京師的地方，位置十分重要且敏感，不是最高統治者視為心腹的人，不可能安排在這個地方擔任一把手。

透過父子兩代人與皇帝的緊密關係，以及有目共睹的政績，基本上已經可以懷疑：趙弘燮需要透過刷雨情彙報，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嗎？

答案不用我說。

那麼，這些雨情奏摺是怎麼回事呢？

一般人的想象中，給皇帝的奏摺，肯定都是軍國大事，芝麻綠豆的事都不好意思煩皇帝勞神。事實恰恰相反，官員給皇帝的奏摺中，絕大部分都是小事，小得不能再小之事，比如有關雨雪情形、年景收成、米價貴賤等常態化的奏摺最多。

這種彙報地方國計民生情況的奏摺，在康熙中期以後，基本上已經制度化。康熙透過指定特定的人向他彙報這些情況，從而掌握整個帝國的基礎——農業情況。

有幸被指定向皇帝彙報雨雪、糧價等情況的人，鐵定是皇帝的親信。比如，蘇州織造李煦，他有專門彙報當地雨水情形的奏摺，稱為晴雨冊；江寧織造曹寅，也有專門彙報雨水情形的奏摺，稱為晴雨錄。

趙弘燮在這方面是後起之秀。他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開始奏報雨水情形折，當時他是河南巡撫。他的雨水情形折，次數之頻繁，內容之細，堪稱帝國之最。

仔細看那些被當作笑料的雨水情形折，就會發現趙弘燮彙報的是京城及順天府、河間等府、保定真定等各地的雨情，而不是反覆彙報一個地方的雨情。

要知道，康熙可是不好糊弄的主兒。

有人向他奏報說，眼下湖廣、江南、山東、陝西俱已有雪，來年一定豐收，結果遭到康熙的怒斥：明年的收成你就料到啦？你是大神啊？

他還會派人去實地驗證，那些人奏報的雨雪情形是否屬實，農作物是否遭遇旱災等，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掘地看視”。

趙弘燮的認真負責，無疑得到康熙的極度信賴。康熙曾諭令他訪報河南鄰省的年景，即要他把與河南相鄰的直隸、山東、湖廣交界地方的作物收成、蝗旱、雨水情況，都訪查明白，向康熙密奏。

這個任務是比較困難的。因為當時趙弘燮僅是河南巡撫，並沒有向外省發號施令要求報收成及雨情、蝗災的權力。但趙弘燮僅花一個月的調查，就完成任務。方法是派與鄰省相接的河南邊界縣前往密訪，最終把鄰省情況摸得比老婆還熟。

正是因為趙弘燮在奏報雨雪、蝗旱、收成等方面很認真仔細，康熙決定調他任直隸巡撫，成為拱衛京畿的心腹重臣。

現在再看，康熙在批示中，說趙弘燮奏報雨水情形“太密”，其實全然沒有責備之意。就像老闆對做事認真仔細的下屬抱怨“小趙啊，你的工作態度太積極了”，心裡顯然是極為滿意的。

3

最後說一說喜歡請安的

孫文成

。孫文成是杭州織造，與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寅，關係密切，彼此之間有親戚關係。江南地區有“江南三織造”的說法，指的就是擔任這三大織造的三個家族。

因為曹雪芹的知名度，大家都知道曹家在雍正年間被抄。雍正登基後，也曾派浙江巡撫去查孫文成的問題，查來查去，沒有問題。五年後，雍正以年老體弱為由，免去了孫文成的杭州織造職務。孫文成平安落地。

不要小瞧孫文成一月一次“皇上您好嗎”（恭請皇上聖恭萬安）的請安，這背後，實際上是一項嚴密而恐怖的制度。

這種請安折，一開始類似於見面打聲招呼，沒有特殊內容，是皇帝特許不在京城的臣工與其保持聯絡的一種權力。皇帝的回覆，一般也只批“朕安”兩字，身體有特殊情況，或心情大好大壞，才會多加描述。

就像最愛君前面說的，官員向皇帝進貢是有資格門檻的，請安同樣如此。康熙時期，有資格上摺子請安的臣工並不多，大多是督撫提鎮以上的官員。

在這些有資格上請安折的人中，又分出許多親疏關係，比如有些人可以隨時上折請安，有些人一年只能請一兩次。康熙曾責備山東巡撫佛倫，指出他請安的次數多了，“不必時常具奏”。

“江南三織造”與皇帝的親密關係，這時候就體現出來了。無論是李煦、曹寅，還是後來的孫文成，他們都是上三旗包衣出身，是皇帝極為信任的僕人，所以他們可以隨時上折請安。

孫文成的請安折，基本上一月一次，密集轟炸，正是因為他具有了這項特權。

請安折的功能，在康熙朝中期悄悄發生變化。

請安折一般由官員差親信家奴送到京城，再由皇宮專門負責接收的靠譜太監轉交皇帝，因此只有皇帝一個人可以看到內容，保密性極強。在此之前，無論是題本（官員奏請公事）、奏本（涉及私人事務）都是依靠政府系統傳遞、票擬，對皇帝而言，因為別人也能看到內容，所以都是公開的。

康熙決定在私密性極強的請安折上做文章。他指示部分親信，比如“江南三織造”，明確讓他們可以在請安折內，或另附摺子上報地方事務。

他給李煦的批示說，“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聞才好”。就是不管大事小事、流言八卦，都無任歡迎，多多益善。

在此過程中，無論是皇帝本人，還是獲得授權密報的親信，都把這件事當作最高級別的機密在操作。

康熙無數次在批示此類奏摺時強調“萬不可與人知道”，有一次還連續寫了四個“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李煦有一次派家奴王可成給康熙送奏摺，王可成在路上把奏摺弄丟了，卻謊報送進宮裡。康熙特別跟李煦交代，不要公開處理王可成，直接寬免，不然會使整個密報體制公開化，這樣很不好。

請安折就這樣變成了皇帝的密報系統，有資格請安的親信，也慢慢被髮展成皇帝安插在地方的密探。

康熙四十七年（1708），曹寅受康熙指示，秘密監視並上報大學士熊賜履的任何情況。熊賜履退休後住在江寧，曹寅的地盤，所以他是皇帝最合適的人選。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康熙多次在奏摺裡要求曹寅上報熊賜履的最新情況。曹寅也沒有辜負皇帝的厚望，把密探工作做得相當到位，打聽了熊賜履交往的都是什麼人、每日在幹什麼、寫什麼詩、生病吃什麼藥、叫哪幾個醫生、最後怎麼死的、死後家庭情況怎樣，甚至連他湖北老家的地產情況，事無鉅細，都摸得清清楚楚。

康熙一直擔心熊賜履造反，有了曹寅這麼得力的耳目，總算放寬心了。

雍正繼位後，把老爹這套密報系統更加制度化，同時擴大了上報官員的範圍。最高峰時，全國有1000多名官員、僧人、名流、退休老幹部等，可以直接與雍正實現點對點的資訊溝通。

有統計顯示，孫文成擔任杭州織造期間，向兩任皇帝上了200多個奏摺，其中有很多的請安折，但一句“皇上您好嗎”的背後，往往附帶著許多涉及閩浙地方事務的密報。

你以為人家很無聊，其實細思極恐啊。

皇帝在全國佈下這麼多耳目，鼓勵他們互相告密、打小報告，營造出一種“老大哥隨時盯著你”的社會氛圍。

臣僚間都不知道別人所上密摺的內容，故人人都時時處於可能被告密的狀態，行事都要小心謹慎。這本質上，已經是一種恐怖統治了。

對此，雍正十分自得，公開表示：“耳目不廣，見聞未周，何以宣達下情，洞悉庶務？”

過去我們說，軍機處使專制皇權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實際上，密摺制度才是鞏固專制皇權的老大哥，軍機處只能算二弟。

很多人對清朝沒有好感，但總說不出個所以然出來。密摺制度，絕對算得上清朝的首要罪孽。它扼殺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除了雍正的少數幾個心腹大臣稍微勇於任事外，廣大臣僚都人人自危，僅求自保。

張廷玉在雍正時也算是位極人臣的重臣，而他的為官箴言卻是“萬事萬當，不如一默”。整個帝國官僚系統的可悲，由此可見。

雍正元年（1723），湖廣總督楊宗仁向皇帝上了一個單純的請安折，雍正把他原折中的“奴才”二字塗掉，改為“臣”，並批示說，以後稱臣比較得體。

這就是當時官僚系統的一個縮影：都爭著當奴才，結果還被嫌棄說，你不配。

康雍之後，中國少了一味藥，一味可以讓脊樑挺起來的藥。

始作俑者不是別的，正是這些讓很多人笑出豬叫的請安折，那些你以為萌萌噠的“朕又胖些了”的背後，其實殺人於無形。

今時今日，我們可以嘲笑孫文成們的奴性，但不能嘲笑他們的逗比。這背後有比逗比更深刻的東西，它足足馴化了我們好幾個世紀，至今，我們仍活在這種奴性的傳統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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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史景遷著，陳引馳等譯：《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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