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物質和心理上都對西方文明造成了破壞。這種破壞與生命的喪失令人驚愕，每次戰鬥都會有無數的戰士陣亡。許多人原本以為邏輯、科學與技術能夠帶來更美好的世界，但情況卻出現了可怕的偏差。19世紀的進步並沒有造就更美好的世界，反而產生了機槍、遠端大炮、坦克、潛艇、戰鬥機和芥子氣等高科技武器。

對很多人而言，民族主義變成了一個具有破壞性的概念，而1917年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在俄國的誕生則似乎帶來了救贖的希望。共產國際的分支在世界各國出現，其目標是創造一個沒有國界的世界，這個世界由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他們就是為資本主義體制提供勞動力的工人階級。其他人則堅信，如不搗毀舊秩序，就無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於是極力宣揚無政府主義，在戰後的幾十年間持續造成威脅。雖然人們具有創造無國家、無階級世界的慾望，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掌握歐洲政局的卻是法西斯主義。這是一種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將國家置於個人之上，要求人們向唯一的領袖效忠，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其中受到凡爾賽條約羞辱的德國尤為如此，戰後的德國經歷了劇烈的通貨膨脹，並最終經濟崩潰。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黨逐漸迷惑了德國人，並巧妙運用經濟危機和反猶主義鞏固了自己的權力。義大利和日本也出現了相同的情形，法西斯分子在個人魅力非凡的領導人指揮下攫取了統治權。這幾個國家都裝備了新技術製造的破壞性武器，終於在1939年再次將世界拖入另外一次大戰之中。

當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主主義紛紛在歐洲謀取統治權的同時，美國則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歷史學家將戰後的經濟與文化繁榮稱為“咆哮的二十年代”，那是一個爵士樂、地下酒吧、收音機廣播和電影盛行的時代。城市也在20年代逐漸成為國家的標誌。技術與機器統治著美國，那裡僅用一年時間就興建起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然而，這種令人興奮的經濟發展隨著1929年10月股票市場的崩潰戛然而止，甚至使得整個世界都進入了經濟低迷期，即貫穿30年代的大蕭條。反動的極端運動也影響了歐洲與美國：歐洲出現了法西斯主義，美國則出現了保守的地方主義與孤立主義。儘管如此，30年代仍然標誌著美國自由社會與經濟改革的到來，這就是弗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政府所設立的政策。羅斯福相信經濟市場具有與生俱來的不穩定性，於是推行新政，由政府資助創造了數百萬個工作機會，其中也包括提供給藝術家的大量機會。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於藝術家最具決定性的影響可能就是戰爭本身，以及賦予戰爭如此巨大破壞力的技術、科學與啟蒙理性主義。戰爭直接導致了達達主義的產生，其旨在創造無意義的虛無主義藝術，向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與傳統習俗發起攻擊，其中也包括反對技術信仰。達達主義者的目標在於掃清哲學上的障礙，引領人們走上通往世界新秩序的道路。其他藝術家則擁護“機器時代”的現代化，將其看作創造無階級烏托邦的捷徑。同樣也有一些藝術家反對現代化，於是在日益物質主義、喪失靈魂的世界中，尋求更高的真理，或者有意義的精神性。兩種藝術家都求助於抽象來實現其願景。支援技術的藝術家採用機械時代的幾何化與機械化面貌，而持反對態度的藝術家則運用有機或者生物形態的語彙來追求更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