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23年，
延伸到包頭的京綏鐵路通車以後
，
包頭在西北地區商品交流和外向型經濟發展中的橋樑作用，得以更加迅速地體現出來。
1923年設立包頭設治局，1926年升為縣。包頭城“分內外二城。內城清同治十年（1871年）由包頭巡檢崔際平、鎮守大同總兵馬陛建立，十二年工峻”；；“外城系民國十四年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建立”。
由管理漢族移民的廳縣誌所演變成的城鎮
內城的城內，
“
有大街十道，小街十道，小巷七十道。市場一處，今廢。街衢與歸、豐兩縣情形相同。當時自由建築，漫無規度，大街小巷，參差不齊。由東門入城為東大街：再西為草市，為長勝街；又西為大公館街，直達西灘，至西門；由東大街向西南分道，為車市街。
至是又岐為二，一支南行為南圪洞街，再下為金龍王街；一支西行為前大街，轉南為富三元巷，與金龍王廟街均可直達南門。此外有東門街，西北門街，均通衢也
”
。現
“
為河套、甘、寧皮毛唯屯集之地。而後套之牲畜、甘草及各種藥材，五（原）、臨（河）兩縣之糧，亦必經本市轉銷於各處。故歷年為西北最大商埠
”
。
豐鎮（衙門口），乾隆十五年
（
1750
年
）
由豐川鎮寧衛所改設為豐鎮廳，
1912
年改為豐鎮縣，城池經過多次重修。民國年間，
“
城內有大街十六道，小街二十五道，小巷四十六道，市場一處。
豐鎮為綏省大縣，
城內街巷稠密，建築多磚質，惟縣城之範圍，由狹小而漸擴大。街市之部位，其始由民商自由建築，未能整齊，情形與歸綏大略相同。
以前市面繁榮狀況，雖亞於歸綏，然亦可與綏西之包頭等量齊觀。
故商民住戶，較他縣為多。
”
武川廳，
1903
年設立，
1912
年改為縣，治可可以力更。
“
縣城內有南北大街一道，直貫南北二門。餘僅小巷數道，亦無定名。大小商戶十餘家，市面冷落。
街之中心有關帝廟，縣人稱為巷前，為商販集售雜物之所
”
。
“
縣城東北一百二十里烏蘭花，為縣之巨鎮
”
，
“
鎮內分東、西、南、北四大街。東街長一百三十餘步，寬十七步：西街長四百五十步，寬二十步，路南、北有小巷三：南街長四百六十步，寬十六步，路東、西有小巷二；北街長九百一十步，寬二十步。鎮內街衡修治，市廛建築，均屬整齊。商業趨
重情形
與隆盛莊同，繁榮似猶過之。尤以十字街為全鎮之精華所萃
”。
由廟會集市演變成的城鎮
由廟會集市演變成的城鎮包括多倫諾爾、小庫倫、大板。
它們形成於清代前期，近代以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多倫諾爾在察哈爾省東境，據灤河上流，東通熱河，赤峰，北通外蒙古，西通綏遠，西南通張家口，地處內蒙古的通衝。它的興起和發展，都與當地兩個最大的喇嘛寺匯宗、善因密切相關。
王公府第演變成的城鎮
清代在內外蒙古地區實行盟旗制度，嚴格限定各盟旗的邊界範圍。
這一方面限制了蒙古牧民的活動範圍，變以往的大遊牧生產方式為小遊牧甚至固定放牧。另一方面，也限定了蒙古王公的活動和職權範圍，
使其統治中心由以前的遷徙流動變為固定在某一處所
——
王公府第。
人力、物力的集中，便利王公府第發展成為城鎮。如喀喇沁郡王府、公爺府、大沁他拉奈曼旗扎薩克王府、土默特左翼旗扎薩克王府、阿拉善旗的定遠營。
“
這種都市以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為代表。這兩個都市除蒙古妓女之外，沒有蒙古人住下，有中國人的寺廟而沒有喇嘛廟。
烏里雅蘇臺有俄人一百名，科布多有三百名，中國在兩市各有三千人。辛亥革命時代，兩市華人都大受殺戮，市集也變成廢墟的遺蹟
”
。
交通樞紐型城鎮
此類城鎮包括經棚、包頭、滿洲里。
經棚處在從張家口經過多倫諾爾而通往蒙古東部盟旗以至漠北蒙古，從古北口或喜峰口經過熱河再到錫林郭勒盟各旗以至漠北蒙古的交通樞紐地帶，漢、蒙交易和商旅往來相當頻繁。
礦業型城鎮
此類城鎮包括扎賚諾爾、吉拉林。前者為煤礦所在地，
主要供應東清鐵路西線的鐵路用煤。後者為金礦所在地，
1908
年（光緒三十四年）清廷在該地設定了設治局，隨著礦業和商業的發展，
1920
年這裡設定了室韋縣。
蒙古高原大量城鎮的出現，改變了當地的產業和社會結構，加快了其農、牧業經濟的開發，強化了草原地區與內地的政治和經濟聯絡。第二節人口增長與近代城市化
。
城市化是近代華北與蒙古高原經濟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則是城市規模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向標。
以天津為例，
1846
年以前，僅直接從事商業運銷的鋪戶和負販，就佔到了天津城區人口的
53%
，這還不算與工商業關係相對密切的鹽商、紳衿、船戶、傭作，真可謂
“
逐末者眾
”
。凡此，均能說明近代以工商業發展為主要功能的口岸城市、交通城市、工礦城市等，
城市人口快速增長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密切關係。
根據趙文林等人的統計，乾隆十四年
（
1749
年
）
華北
5
省的人口總數是
6685
萬人，佔當時全國總人口的
36
，
61%
：到
1840
年，人口總數增至
10484。7
萬人，佔全國人口的比重降為
25
，
63%
，少這其中，城鎮人口占據著一個什麼樣的地位、或者說中國城市化的水平如何呢？
據美國學者施堅雅的估計，
1843
年不包括東北等地區在內，中國有
2000
人以上的城鎮
1653
個，共
2072
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
5。1%
；其中包括山西，河南，河北省大部，山東全部以及江淮分水嶺以北的蘇皖部分地區的華北，共有城鎮
416
個，居全國
8
大區域之首；城鎮人口
465。1
萬人，次於長江下游；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卻僅為
4。2%
，低於全國平均值。
1893
年華北有城鎮
488
個，人口
5809
萬人，城鎮數量和人口數量均居全國之首；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前有所升高，為
4。8%
，但卻依然低於全國
6%
的平均值，與長江下游的
10。6%
更是相差甚遠。由施氏的估計可以看出，清代中後期的時候，華北由於區域範圍廣大、人口數量眾多，城鎮的相對數量也較多
。
但是，由於城鎮的規模小，人口聚集能力非常有限。只有國都北京鶴立雞群，是全國最大的城市。
1781
年，京城內外約有
87
萬人之多；其他的城鎮，都是為其服務的，如天津、通州、德州、臨清、濟寧、張家口、大同等，人口也都因此而有所聚集
。
另外就是直隸於國都之下的華北各省省會，也是一定區域的政治經濟中心，其周圍也有一些中小城鎮；最終形成一個以政治職能為主、經濟等其他職能為輔的北京為中心的傳統城市系統。北京和省會人口的高度集中，廣大地區城鎮凋零，正是該時期城鎮職能單一、社會資源集中掌控於專制政權之手的體現。
然而，施氏的估算，即便完全準確無誤，畢竟也只能代表清朝中後期的華北城市人口概況和城市化水平，根本不能替代此後的清末民國時期。事實上，
20
世紀以後的華北和蒙古高原的城市人口發展，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環境的改觀，有了新的飛躍。張利民先生的研究認為，近代以來的華北和漠南蒙古地區的城市人口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20世紀以前是起步階段。
進
入
近代以來，天津、煙臺等口岸被迫開埠通商，隨著城市功能的轉變，人口有較大幅度增長。天津是北洋大臣和直隸總督長駐地，後來又一度作為河北省的省會，外貿和近代工商業起步較早，
1840
年天津城區範圍內共有近
20
萬人，到
1903
年達到
36
萬人，增加了
81。6%
。
煙臺原是漁村，
“
貿易之盛，戶口之繁，較之省會給有過之
”
，
1901
年有
5。7
萬人，比
20
年前增加
1
倍。青島自被德國強租後，從數百人的荒僻漁村到
1902
年增至
1
。
4
萬人，
1909
年成為擁有
3。5
萬人的城鎮。
結語
秦皇島原被日本人稱之為
“
僻在北方海岸，特農家漁民所居之一寒村耳
”
，興建開灤煤礦和修京奉鐵路促使其自闢為通商口岸，建港運煤，數千名築港工人湧入，
1907
年，其常住人口達
4600
人。唐山，是一個因礦而興的
新興城鎮
，
1878
年開平煤礦建立，不久又出現了機車修理廠和洋灰公司，升格為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