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柴榮本人沒改過名，他始終叫郭榮，柴榮是宋朝皇帝改的。
五代時期，因黃河多年堤崩水決之故，在楊劉至博州的120裡之間，形成一片巨大無比的沼澤地帶，面積達數百平方里，淹沒大片農田，直至海濱。朝廷多次派人堵塞決口，都沒能完成。
柴榮上任後，命宰相李谷前往實地調查，並徵調六萬民夫，僅用一月時間便堵塞成功。隨後又貫通黃河與汴河，引導汴水注入蔡水，打通糧食運輸通道；派人疏浚五丈渠，向東流過今山東境內，連線境內各州的水路交通。
柴榮在交通建設上的大手筆，帶動了京畿地區的迅猛發展，使大梁城開始顯現出一國之都的皇家氣派，到了宋代更是全國乃至世界規模最大、設施最佳、經濟最強、文化最盛的國際大都市，終使開封成為千古名城。
中國歷史上滅佛的皇帝有“三武一宗”，除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這三個皇帝外，剩下的這一宗就是周世宗柴榮。
後周時期，全國寺廟氾濫，百姓私自剃度，藏汙納垢，許多人還有自傷自殘的行為。有鑑於此，柴榮下詔在全國進行專項整治。他要求，除朝廷特准興建外，其餘的寺院一律拆除；禁止私自剃度和尚、尼姑，凡想要出家的人，必須徵得親人同意，且只在兩京等少數地方設立剃度戒壇；禁止和尚捨身、燒臂、煉指、掛燈、帶鉗等愚蠢行為；兩京及各州每年編造僧侶名冊，有死亡、還俗的隨時登出。
經過整頓，後周顯德二年（955年）全年，全國拆除寺院30336座，保留2694座，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其中，僧尼還俗達61200人。當時拆除的寺院有許多佛像，柴榮下令，除政府同意儲存外，其他民間的銅器、佛像，由政府付錢購買，用於造幣。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特別讚道∶“像柴榮這樣，可以稱為仁慈，不愛他的身體而愛人民；像柴榮這樣，可以稱為英明，不讓無益的事，妨礙有益的事。”一切為了民生，當是柴榮治國理政的核心。
後周顯德六年（959年），淮南一帶發生大饑荒，柴榮下令借糧食給百姓，當時有人就說∶“民間太窮，將來恐怕無力償還。”於是柴榮便下令無需償還。
執政期間，柴榮看到唐代元稹的均田圖，大為稱讚，稱均田制乃是治政之本，遂下詔頒佈均田圖發往各地，均定天下賦稅。據載，後周實施均田制後，繳納賦稅的田地，比原來增加了四萬二千多頃，大大推動了後周社會的經濟發展。
柴榮非常留心農業發展，對農民的感情發自肺腑，不飾雕琢。他命人用木頭雕刻農夫和養蠶婦女的塑像，放在皇宮的殿堂庭院裡。在中國歷史上，在皇宮裡設定農民的雕像，柴榮絕對是第一人。
在那個遙遠而又專制的時代，很難看到官員如此保護百姓的場景。有些帝王話說得好聽，但實際根本做不到，或是做得很少。而絕大多數統治者，根本就沒有這個理念，不盤剝、屠殺百姓就算好的。
與之相反的情形則比比皆是。李克用當年惹下“逼宮之禍”，導致唐僖宗棄京出逃，當時就有大批難民跟隨，在崎嶇的山路上摩肩接踵，混亂不堪。田令孜遂命神策軍使王建為清道夫，負責保護皇帝透過。接到命令，王建帶領十兵手持長劍，見人就砍，逢人便殺，硬是為他們的皇帝殺出了一條血路。
柴榮繼位後，在後周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這場風暴席捲全國，上至三公九卿，下至九品官員，幾乎每年都要查處四五起大案要案，最多的一年達到八起。柴榮執政近六年，親自查處的反腐案件有30多起，在五代時期可謂首屈一指。
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因侵佔草料稅、縱容稅官擾民、超額徵收損耗糧食而被賜死；工部侍郎王敏因推薦女婿做官、御史中丞楊昭儉因審案不實、太僕卿劇可久因舉官不當，均先後停職；秘書少監許遜甚至因借書未還，而被降為蔡州別駕。這些，都是當時被嚴懲的高階官員。
有一次，朝廷四位官員到浙中公幹，回來途中私自逗留，遊山玩水，過了時間才向朝廷覆命，類似現在的公款旅遊，結果全被降職處罰。
當然，柴榮終究是人而不是神，其父曾因怒殺人，卻未予追究；刑部員外郎陳渥、左藏庫使符令光潔身自好，卻因工作失誤被處極刑，非議頗多。柴榮未能做到十全十美，恰恰映襯出歷史的真實，這些瑕疵亦無損於他巨大的功績。
另一方面，柴榮對下屬十分寬厚，感情真摯。宰相李谷因患病請辭，柴榮不準，反而寬慰他，不必為拿俸祿而覺得有愧；功臣鄭仁誨、王樸先後去世，令柴榮十分悲痛。鄭仁海去世後，柴榮前去弔唁，左右隨從認為時辰不對，柴榮大怒∶“君臣情義何等重大，還講什麼時辰！”而到王樸靈堂祭悼，則用玉鉞狠狠敲打地板，傷心慟哭，不能自制。
柴榮這些愛憎分明的做法，絕不僅僅是懲治腐敗、獎掖功臣這麼簡單，它的重大意義在於，自唐末五代以來喪失殆盡的中央權威，透過他的努力，正慢慢得到恢復和建立，開始步入法制的軌道，開始走向依法的治理。
一種對遵紀守法的普遍共識，正在人們的意識中培育；一種對違法亂紀的敬畏，正在人們的習俗中樹立；一個獎罰分明的國度，正在人們的共同維護中成長；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正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
二徵南唐攻佔揚州，沿江招討使向訓將揚州糧倉大門上鎖加封，移交給當地的主管官員，又派人到城中巡察，對城裡居民沒有一絲一毫的侵犯。揚州居民非常感動，在後周軍隊撤走時，都揹著乾糧去給他們送行。
將領曹彬出使吳越，任務一完就匆匆上路，吳越官員拎著禮品乘船追趕。一番推辭後，曹彬無可奈何地說∶“我若再不接受，怕是有點沽名釣譽了！”他將這些禮品一一登記收下，一回到國內就立即上交。
柴榮得悉大為讚賞∶“過去派出的使節，都一味地向人家索取財物，結果使人家看不起朝廷。你能這樣，實在難得。不過，這是人家送給你的東西，你就留下吧！”曹彬叩頭稱謝，把禮物全部分給親朋好友，家裡沒留一樣東西。
執政期間，柴榮制定《大周刑統》，對其後《宋刑統》產生深遠影響；修訂曆法，頒佈施行《顯德欽天曆》；研究禮樂，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開設科考，提拔人才，這些法規制度，大大推動了後周社會全面發展。
也正是柴榮上臺後的一些列措施，使戰火不斷的五代開始逐漸恢復到依法治國的時期。朝廷公信力的增加，百姓安居樂業，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等等都為趙匡胤後來統一亂世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