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豐富的戰爭實踐，也使軍事家得以總結經驗教訓，上升為理論，著成了許多兵書。這一時期主要的軍事著作，流傳至今的，如《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和《吳起兵法》若干篇，以及先秦諸子中的一些篇章。
《孫臏兵法>分上、下兩卷，共三十篇。書中對於《孫子兵法>所述攻、戰、守三種方式的作戰內容，都有一定發展。孫臏提出的作戰原則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
“天之道”是政治，戰爭正義還是非正義？“地之理”是戰場，戰場的地勢地形是否對我有利？“民之心”是人民包括軍隊將士的態度，是不是擁護？“敵之情”是敵人的情況，瞭解得越詳細，勝利的把握就越大……
他對於佈陣的觀點則是：
“用八種陣法，都要根據地形條件，採取適宜的陣形。任何陣形，大致都將兵力分為三部分，每種陣形都要配置前鋒部隊，前鋒之後都要有後續部隊，前鋒和後續都要待命而動。作戰時先以三分之一的兵力與敵交鋒，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待機行動；那三分之一兵力突破敵陣後，這三分之二的兵力乘勝殲敵，擴大戰果。”
《孫臏兵法>對於我們研究戰國時期的軍事思想，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東漢以後，這本書失傳了1000多年，甚至產生過歷史上是否真有兩個孫子的兵書的疑案。直至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出土了《孫臏兵法》的大量竹簡，才證其實而輯其篇，自然，由於竹簡的散佚受損，那已非全本了。
相比之下，《尉繚子》的傳世要順當得多。《尉繚子》的作者尉繚，有說是魏惠王時人，有說是秦王政時主管軍事的國尉，兩者相距近100年，已難考定。但《尉繚子》這本軍事著作，在宋代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一直完整傳存到今天。
《尉繚子》基本上繼承了商鞅富國強兵、以法治軍的思想。在戰略、戰術上，他主張不打沒有把握的仗：“進攻如果不一定能攻克，那就不要進攻，作戰如果不一定能戰勝，那就不要作戰。”
戰國流傳下來的兵書，內容最豐富的要算《六韜》。
《六韜》是用周文王、周武王與姜太公的對話形式寫成的，經考證，它是戰國中、後期的作品。所謂“六韜”，是以文、武、龍、虎、豹、犬為分目的六類韜略。
《文韜》主要講政治先於軍事，戰爭本無道義，要取天下，須得人心；要得人心，應當愛民。書中並且主張，準備戰爭要機密，一旦時機成熟，就發出公開號召討伐敵人。
《武韜》認為，作戰首先要師出有名，其次是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最小的代價取得勝利。
<龍韜>主要講軍隊的統帥和指揮，對於統帥部人員的組成，尤其詳細周密。
《虎韜》論述了兵器和裝備；突圍、渡河、對陣、伏擊、遷回、攻城以及反伏擊、反火攻等各種戰術問題。
《豹韜》分別論述森林、山地、江河以及險阻地形的作戰方法；應付突然襲擊、夜襲和以少擊眾、以弱擊強等特殊情況的作戰方法。
《犬韜》論述集中軍隊，捕捉戰機，挑選士兵，訓練軍隊，以及車、步、騎各兵種的效能、戰鬥力、陣法、戰法等等。
總的說來，《六韜>既講政治，又講軍事，主要講的軍事，講政治也是為使戰爭取得勝利而講的。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某些地方還發展或超過了《孫子兵法》的論述。
《吳起兵法》又稱《吳子》，其實成書於西漢。它原有48篇，大部分已失傳，現在只有6篇儲存在一些史籍中。
從現存的《吳起兵法》看，這位大軍事家在不少方面對《孫子子兵法》也有所繼承和發展。
比如管理士兵，吳起主張注重政治教育，搞好內部團結。
政治教育可以做到“發號佈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將士們樂聞號令，樂於戰敵，樂鬥而死還不打勝仗嗎？內部團結則表現為“四和”原則：“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國和、軍和、陣和、戰和，還能不打勝仗嗎？
在作戰指揮方面，吳起特別重視抓住有利戰機。他說，凡是敵人出現隊形混亂、鬆懈麻痺、疲勞飢餓、人馬疾疫、涉水半渡、險道狹路、精神恐懼等情況，都是虛弱和不利的表現，要大膽進攻，急擊勿疑。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這個時候，可行詐就用詐，可賄賂就賄賂，可睏乏就睏乏，可離間就離間，可恐嚇就恐嚇，可截擊就截擊，可引誘就引誘，可進攻就進攻，可水淹就水淹，可火燒就火燒，可偷襲就偷襲等等。
因此，作為軍隊的將帥，要善於把握住一切戰機，包括氣機、地機、事機、刀機等等。“氣機”是掌握士氣，在關鍵時刻激勵將士，使部隊具有壓倒敵人的氣概；“地機”是正確利用地形，使它有利於己，不利於敵；“事機”是透過使用間諜、佯動、偽裝等辦法迷惑和擾亂敵人，奪取主動，而使敵陷於被動；“刀機“是充分發揮武器、技術、裝備和戰術的作用，把人和物結合起來，有效地戰勝敵人。
除了上述這幾部軍事專著，先秦諸子如《墨子》、《商君書》、《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書中，也有不少關於軍事的論述。
最有趣的是墨子，他是主張“非攻”也即反對掠奪性戰爭的；但用這一思想去說服諸侯放棄兼併，卻說不通。墨子及其弟子制止不了戰爭，於是總結和創造了各種守禦器材和方法，成為軍事著作的內容了。
比如，《墨子》中有中國歷史上關於地道戰的最早記載。那是墨家的掌門大弟子禽子向老師請教守城方法，其中有一處問道；
“敵人挖地道攻城，守城者怎麼辦？”
墨子回答道；
“摸清敵人在哪兒挖地道，掘洞或也用地道對付。最便捷的，可以開一道長壕，地道就無能為力了。”
那麼，怎樣偵明敵人在哪裡挖地道呢？《墨子》記載了一個巧妙的方法，將陶罌埋在地裡，上面蒙扎薄牛皮，叫聽力敏銳計程車兵把耳朵貼在薄牛皮上辨聽。這法子真是既便當又科學。
中國歷史上最早關於軍犬的記載也在《墨子》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
軍犬除了守城池壁壘外，還可以用於防敵人挖地道，那就是讓軍犬在長壕中往來巡行。敵人如果挖地道，必有響動，狗的聽了過人，聽到動靜自然會叫，就可以知道敵人的行動了。
春秋戰國幾百年的諸侯征戰，在軍事上積累了大量的寶貴經驗，所著兵書至今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經濟建設，文化傳播等等都有了空前的發展。
可以說，春秋戰國是中華民族正源文明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