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曾國藩的大名可謂婦孺皆知，且很多人都知道曾文正的功業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裡面“內聖外王”這一路徑。曾國藩一生佩服的人不多，特別是與他同時代的人很少有能入他法眼的。但倭仁例外，倭仁不僅官做的大，而且多次批評過曾國藩，曾國藩對這位亦師亦友的倭先生也心悅誠服。

倭仁，烏齊格里氏，字艮峰，又字艮齋，蒙古正紅旗人，中進士後歷仕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官至文華殿大學士，首輔大臣，是同治皇帝的老師。論官位一點不比曾國藩小。 倭仁是正兒八經的“蒙八旗”，家世顯赫。但是他並沒有靠家裡資源而是刻苦讀書，透過正牌科舉渠道進入仕途的。 道光末年，曾國藩與倭仁同在京師為官。平時，相互切磋理學。 倭仁根據自己多年來的修身經驗，教曾國藩寫日課，“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當天即開始寫日課，“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還把自己的日課冊送給倭仁批閱指教，倭仁毫不客氣地教曾國藩“掃除一切，須另換一個人”，曾國藩“讀之悚然汗下”，以此為“藥石之言”。

據費行簡的《近代名人小傳》記載倭仁“軀幹短小，而慈祥之氣溢於眉宇” ，又說，倭仁為人嚴謹簡樸，最反對侈靡浪費，曾以古人咬菜根之意，創立吃糠會。倭仁自己以身作則，他冬天有件狐裘，皮革已破損外露，無錢購新，就用布在外面打上補丁。 倭仁“有姻家官廣東澄海縣知縣，以卓異覲京師”，於是順便帶了千兩銀子送給倭仁，但遭到倭仁“峻拒”。姻家官“堅請納”。倭仁坦言：“姻婭之間原不廢投贈，特君方述職，予適為冢宰，雖一錢亦不敢納，況千金乎！”這的確是一種很高潔的克己奉公的精神。 據《蕉軒隨錄》所載，倭仁“一生寒素，至無餘資乘轎”。時人稱歎倭仁“為操守第一人”。

作為理學大師和廉潔典範的倭仁被後人詬病為保守落後的緣由是一場關於“要不要西學”的論戰。同治年間，京師同文館建立後，起初目的只為培養翻譯人才，以應付日漸增多的涉外事務。隨著洋務運動的展開，洋務派逐漸發現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的重要性。1866年，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恭親王奕上奏要求在同文館中設立天文算學館，招收科舉考試出身的官員入館學習。奕的上奏立刻引起守舊官員的強烈反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倭仁。

倭仁反對科舉出身的官員學習西方科技，理由是他認為西方基督教自兩次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招收了大量信徒，讀書計程車大夫是維持人心的關鍵，如果連讀書人都學習西方科技，中國人將完全被“西化”，因此“立國之道尚理義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 但倭仁空有道義理論，但卻也拿不出有效的辦法來變革圖強。一直到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彌留之際的《遺疏》中，仍念念不忘要兩宮皇太后“勿忘庚申之變”，要同治皇帝“毋以誦讀為具文，毋以《詩》、《書》為迂闊”，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國恥，另一方面他仍然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救國的唯一法寶。對此遺疏，曾國藩與友人“交口稱之，謂倘非自撰，不能抒寫其心中所欲言”，併為“昔年故交零落殆盡”而“黯然”神傷。稱倭仁“不愧第一流人。”

一個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熏習的名臣面對世界潮流束手無策，也是個時代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