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對武將極其忌憚，為了監視武將的行動，唐朝皇帝派遣大量太監進入軍隊系統。這些太監在皇帝的授權下對軍隊的影響越來越大，不僅能夠監視將領，甚至還掌握了軍隊的財權分配，成為軍隊名副其實的話事人。
今天我們就一起了解一下唐朝宦官在軍隊中的財權。
一、宦官出任肥差征馬使
征馬使是唐後期馬軍中常見的使職。
唐前期馬軍中普遍擇善牧養者任征馬將，唐後期征馬使很可能由原征馬將設使而來，滿足軍中征馬及馬匹牧養之需要。左右神策軍是唐後期中央禁軍主力，其下亦有徵馬使之設。據《唐會要》所載，“貞元十四年四月，敕鑄左右軍征馬使印各一紐”，其中左右軍指的當是左右神策軍。由此可知貞元十四年（798）神策軍中征馬使已有鑄印，當已成為固定常設之使職。
史料中所見唐後期神策軍中征馬使主要有以下四例
：姜子榮（762-819）在憲宗繼位後“特加寵命，遂賜緋魚袋。俄遷左神策軍同州朝邑、夏陽、韓城、郃陽等四縣征馬群牧使”，又姜子榮建中四年（783）涇原兵變後曾任奚官局丞，因奚官局隸屬於內侍省，可知其身份為宦官。武自和（779-841）在憲宗元和時期任右神策軍征馬使，“自憲宗朝，授職軍器使監作，不更歲，遷監右神策軍征馬使，歷福建監軍判官，再遷殿前內養”，由其元和十五年（820）“官授登仕郎、內侍省內府局丞”，可知武自和為宦官。
喬萱大中二年（848）以前曾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任右神策軍征馬使
，喬萱子喬師錫墓誌中載其家“歷代著稱，實為士流”，喬萱父喬居巖，皇朝任右金吾衛中郎將，子喬師錫大中二年（848）時任右神策軍散兵馬兼押衙，喬萱當不是宦官，而很可能是神策軍系統下的武官。馬國誠（？-876）鹹通時期以右衛將軍任押先鋒兵馬使兼左神策軍征馬使，其墓誌載“遠祖援，為東漢名將……公即其後也。有遠祖風，年弱冠以騎射稱，遂委質轅門，頗為軍帥異。自升職列將，公方戎容，靡所不至”，可知馬國誠當是武將。綜上，唐後期神策軍征馬使很可能兼由宦官或武官充任。
關於征馬使的職能，可以透過征馬使任職者墓誌中的相關記載進行探討。
《姜子榮墓誌》載志主姜子榮（762-819）元和初期任左神策軍同州朝邑、夏陽、韓城、郃陽等四縣征馬群牧使時“掌其駒牧，騋牝斯蕃”，可知姜子榮掌牧馬之職，但其同時兼任征馬使與群牧使，此二使在馬匹畜牧工作中又如何分工呢？
據《仇志誠墓誌》，志主仇志誠（775-839）長慶三年至開成四年（823-839）任振武軍征馬使，“元戎賞之，後伯樂也，辯驥追風，鑑之以馴良，皆有垂韁之性也”，征馬使在牧養工作中很可能側重於對馬匹的鑑識、馴良等。宦官既有擔任神策軍征馬使，當掌管一部分神策馬鑑識牧養之職。
而關於神策軍中之馬政，作為唐後期北軍主力的左右神策軍，其精銳部隊正是騎兵，因此馬政對於神策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神策軍中也蓄養著大量的馬匹
，據宋白《續通典》的記載，順宗時左神策駐防軍中有馬八千四十四匹，京西北八鎮外駐軍中有馬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六匹；右神策駐防軍中有馬五千九百五十一疋，京西北外鎮軍中有馬四千七百八疋，左右神策軍馬總計約三萬匹。如此數量的馬匹，軍中又是如何管理的呢？
“元和四年（809）正月，右神策軍奏絳州龍門臨河鄉河曲無居人田業請為牧地，從之”；寶曆元年（825）閏七月，有“同州韓城縣百姓王文秀等於本縣左神策軍渚田內放牧馬”，左右神策當是在京兆及京西北駐地選取無人之田業設牧場以牧管馬匹，而征馬使亦是隨軍而設，負責牧馬事務。唐後期不止左右神策禁軍，河東、成德、盧龍、振武、昭義等地方藩鎮中亦有設征馬使。
考之諸藩府中的征馬使，則任職者都為武官，並不見有宦官充任，左右神策中有宦官征馬使當是一特殊現象。
要探究這一特殊現象產生的原因，可以從征馬使選任條件入手。
征馬使所管牧馬事與騎兵戰鬥力息息相關，在選任時往往“重委在腹心”、“職難其人”，頗受重視。地方藩鎮中的征馬使多為地方節度使所署或由皇帝親自任命。貞元十四年（798）卜璀（757-822）隨司空於頔節制山南東道，並被署為節度總管知征馬五屯；仇志誠（775-839）長慶三年（823）隨從節度使至單于，受振武軍隨使衙前虞候，亦掌征馬事；王傑（749-813）弱冠時就謁見相國李抱真，為其所重，在朱泚之亂中跟隨其前後歷百餘戰，後以“以征馬務重，職難其人”，被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署為隨使征馬軍兵馬副使，以上幾位征馬使均與節度長官關係密切。
還有石神福（759-813），安史之亂時因“及乎攻武，便得穿楊”，為君主所知，收於戎伍，頻經戰伐，累效疆場，敘功見錄，悅暢君心，元和時期遷授成德軍節度下左金吾衛大將軍試殿中監，並“為征馬事，重委在腹心，兼令勾當右廂草馬使事”，元和八年（813）卒於任上。
憲宗立志削藩，元和四年（809）以後重點經略河朔三鎮，皇帝親自委任信任的中央武官以成德鎮征馬事，當有加強中央軍事控制之目的。
綜上可知征馬使選任之重要，地方節度使或皇帝多委派親信擔任。左右神策軍是中央禁軍，為宦官所掌，最高軍事長官護軍中尉也由宦官擔任，這很可能是神策軍中出現宦官征馬使的原因。
也就是說，左右神策軍下宦官透過擔任征馬使掌握一部分牧馬財權是以其軍事權力為根基的。
二、宦官任採造使
其次來看採造使。
上一小節中提到的姜子榮元和初“俄遷左神策軍同州朝邑、夏陽、韓城、郃陽等四縣征馬群牧使，兼丹州採造使”，其任左神策軍征馬群牧使的同時還兼任丹州採造使，可知神策軍下有采造使之設，而宦官既有直接擔任此使，當掌握部分採造之權。不止丹州，其他地區亦有采造使之設。太和元年（827）五月，“左神策軍奏，當軍請鑄南山採造印一面。”
既有鑄官印，且《冊府元龜》將之置於《帝王部立制度》中，說明大和時左右神策於南山、吳山、寶雞、扶風四所置採造使已經固定下來。
而實際上神策採造之所當遠不止此四處。據宋白《續通典》，順宗時左神策軍有六萬二千四百四十二人，其中在城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人，外鎮及採造二萬九千六百三人；右神策軍有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四人，其中在城二萬七千四十五人，外鎮及採造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九人，神策軍中，外鎮及採造共有49082人，雖然採造軍的具體人數不清，但其當為左右神策中之常設軍，且規模不小。
又“自神策兵分鎮畿縣及近甸諸州，若群牧採造之名，其類不一，幹法亂政，為蠹頗甚”，可知神策京畿駐軍之處即有采造。
又德宗貞元以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神策軍開始普遍外屯京西之地，採造使很可能隨左右神策軍外屯京西北諸鎮而設，即宦官採造之權實際上跟隨著神策軍勢力向京西北外鎮擴張而不斷髮展。
採造使具體負責的當是伐木事務。
白居易詩歌《宿紫閣山北村》描述了十餘個神策軍採造家，手持斧子砍伐一戶紫閣山北村人家中庭已有30年樹齡的奇樹的情形。《容齋續筆》卷15《紫閣山村詩》認為此詩所寫當為貞元、元和間事。這說明採造使本職工作之一很可能是掌伐木，並恃神策中尉之勢，暴橫欺壓百姓。
唐代本於出材之所置陳倉百工監、王屋就谷監、鄠縣庫谷監、陸渾太陰監、伊陽縣的伊陽監及斜谷監等，負責採伐材木，主要用於“舟車及營造雜作”。
百工等監與採造使均負責伐木事，二者當是互有分工的。那麼採造家所取之木材又充作何用？首先當是供京城修造營葺之用。“會昌開成中，含元殿換一柱，敕右軍採造，選其材合尺度者。軍司下週至山場，彌年未構，懸重賞”，可見採造之材木用於宮殿修葺。
而京都中不少修造事務是由神策軍負責的
，包括修築自雲韶門至修德里之夾城、於芳林門南置新市、浚魚藻池、築門下省東陽院牆、入內廷穿池修殿、修漢未央宮、曲江池等，上一章第四節手工業相關財權中亦有對宦官籍徵發神策官兵修造、掌握內外作財權進行過論述，神策軍採造使採伐之材木很可能用於本軍修造。
其次可能作供京城薪炭之用
。“貞元十一年（795）八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充京西木炭採造使，十二年（796）九月停”，裴延齡採造木材當是充作木炭之用。唐代邦固薪炭供應之事為司農寺鉤盾署所掌，據《唐六典》之記載，“凡京官應給炭，五品已上日二斤，蕃客在館，第一等人日三斤，已下各有差”，可見京城薪炭需求量之大。而木炭供應主要來源於和市木幢、於京畿等地募丁輸送等，但往往供不應求，“如用不足，以苑內蒿根柴兼之”。據此，神策採造之材木很可能有用於補京城薪炭供應之不足。
三、總結
安史之亂後，宦官進入軍隊，作為唐朝中央軍精銳的神策軍中也出現了大量宦官的身影，這些宦官逐漸開始出征馬使等職位，
這些職位對軍隊，尤其是神策軍的精銳騎兵的戰鬥力有重要影響，宦官全體也因此獲得了大量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