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物資短缺時期，一些商店只有出示莫斯科居住證才可以購物。
“靜態管理”這個詞是新鮮的，但作為官僚體系中“高度計劃統籌”行政思想的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在歷史上出現過多次。今天就來說說，蘇聯透過“居住證（propiska/прописка）”管理人口的一些歷史概要。
在蘇聯時代，居住證看起來就是護照上的郵戳，蓋在你被官方認定的現居住地址之上。一個人必須在三天內通知當局自己的任何移居活動，包括離開居住地的旅行、度假。
沒有居住證的後果非常嚴重，因為沒有居住證，你就會落入“理論上無家可歸”的境地，四捨五入，就是流浪漢，然後就要被拉走了。
護照是在18世紀的沙皇俄國時期才引入的。從1724年開始，一種叫做護照的檔案被分發給擁有建築技能的農民，他們被召集到聖彼得堡、莫斯科或其他城市參加建築工程。此外，對於離開居住地到其他地方工作的農民，護照上應該配有他們的外貌描述。1803年，農民的護照被警務部門管理的“地址票”所取代。
這麼做的目的非常明確——有了這些檔案，內政部控制了全國各地農民的流動，以防有人逃跑，並監督他們最終回到各自的地主手中。
沙俄時期，“境內移民”的註冊現場
1903年，列寧在《致鄉村窮人們(К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бедноте)》的文章裡寫道：“社會民主黨要求人民有完全的行動和貿易自由——摧毀護照……俄羅斯的輕壯男依舊如此被官員們奴役，他們不能自由地搬到其他城市，也不能自由地去開墾新的土地。這不是農奴制度嗎？這不是對人民的壓迫嗎？”
沙俄時期的護照證件
在布林什維克掌權後，他們立即禁止了沙皇的護照系統——但引入了“就業記錄簿”——以控制人口並找出那些沒有工作的人。
1925年，居住證的概念首次被進入蘇聯現實：蘇聯公民的身份證上印有他們的永久居住地。1932年，護照系統被全面重新確立，居住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功能，它可以讓公民在居住地獲得政務服務，以及醫療幫助。
對於官方來說這也是根據階級觀念，進行人口“類別管理”和制定稅收政策的重要依據。
1930年代，幾乎所有的蘇聯農民都沒有護照。直到1980年代，農民們必須申請“特殊許可證”，才能離開村莊，到城市學習或工作。
乘火車來莫斯科打工的農民，喀山火車站
從1960年開始，在蘇聯沒有居住證生活超過3天就構成刑事犯罪，將被處以1年的拘留或100盧布的罰款(相當於一個有經驗的工程師的月薪)。
然而，在1967年，官方資料顯示，37%的蘇聯公民沒有護照。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根據當時的蘇聯法律，護照只發給居住在大城市、城鎮和城市定居點（比如附屬於工廠、軍隊等的生活區）的人。
農村居民沒有護照是為了“遏制城市人口的增長”。這種情況給農村人口帶來了多重困難，他們在就業、結婚、上學、甚至透過郵政收發信件和包裹方面，都會遇到問題。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壓根不能正常出行——在不能當天來回的城鎮，他們找不到提供住宿的地方。
結果就是，大多數農村居民都呆在原地，在自己的集體農場裡幹活，無法移動和搬家（有點農奴制時期，被繫結在土地上的意思了）。
當城市出現用工短缺時，許多農民工就被允許持有短期居住證在城市裡工作。例如，二戰後的重建工程，以及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建設，都有大量農民工參與。
1974年，蘇聯官方最終決定向所有類別的公民發放護照——然而，這個程序從1976年開始，直到1980年代初才完成。不過，即使有了護照，蘇聯居民也被限制在特定的居住地，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非常不現實的。
由於在蘇聯沒有正式的私人財產，普通人居住的公寓實際上屬於國家，然後按照計劃將其“分配”給居民。
基於居住證的住房分配製度，是從1920年代起實施的。國家根據所謂的“衛生標準”來科學計算和管理居住空間的使用，
在蘇聯的大部分時間裡，符合“衛生標準”的居住面積是每人9平方米，某些特權階層還會增加。
俄羅斯女演員 Alla Dovlatova 曾經在接受《生意人報（Kommersant）》採訪時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結婚後，我母親和父親住在一起，在父親的公寓登記入住。兩年後，我祖父母搬到了自己的公寓，他們想把舊的小單間留給我母親，但被當局拒絕了：居住證上顯示，女兒已經被分配跟她的丈夫住在一起，祖父母的單間將被上交給國家。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父母不得不離婚，之後我的母親才可以登記住在祖父母留下的單間裡。六個月後，我父母才復婚。”
顯然，大城市的居住證非常難獲得，尤其是在莫斯科這樣的地方。
許多人竭盡全力去獲得它，並利用婚姻作為一種“權宜之計”
，當這種婚姻最終破裂的時候，外來遷入的一方就會遇到特別多的麻煩和不便。
但是如果在另一種相對來說比較“體面的婚姻”中，比如，結婚雙方是來自聖彼得堡、莫斯科這種大城市的男女，即便他們最後無法維持婚姻關係，另外一方也可以繼續保留在大城市的居住證。
這種帶有明顯地域歧視的政策，雖沒有明文規定，卻在實際操作中被官僚系統廣泛採納。
1990年，蘇聯憲法監督委員會承認，“
居住證制度，以及限制居民在境內必須獲得居住許可的相關法律，限制了他們出行活動的自由，選擇自己居所的自由。這些限制必須從立法中刪除。
”不過，在解體後的1990年代到2000年代頭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居住證仍然是一個嚴肅的大問題。
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甚至有灰色的婚姻中介機構，可以找到大量虛構的在莫斯科出生、擁有莫斯科身份的“丈夫”、“妻子”，外地人可以透過和他們結婚，獲得行政上的便利身份。目前，沒有居住證可能會導致2-3000盧布左右的行政罰款，也可能更多。但登記過程比蘇聯時代容易得多。
編寫：吳韃靼
參考：
www。rbth。com/history/333374-propiska-in-soviet-union
‘The Soviet-Russian production of homelessness： Propiska， housing， privatisation’， Tova Hjdestrand
Лимитчики в СССР： на что были готовы провинциалы ради московской прописки
ru。wikipedia。org/wiki/Прописк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