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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義和團運動120週年。義和團運動不僅導致了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中國還為此付出了鉅額賠款。美國漢學家周錫瑞對義和團運動起源的研究成果面世之後深受好評，燕京書評就相關問題採訪了他。
採寫丨張弘
2020年，是義和團運動120週年。迄今為止，對於120年前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仍眾說紛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在眾多的研究之中，周錫瑞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尤其令人矚目。迄今為止，本書仍是義和團運動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
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中，周錫瑞對19世紀山東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區域性分析，對中西文化的衝突進行了深入的歷史溯源，尤其是對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和習俗如社戲、話本、宗教、尚武、民謠等，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做了細緻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進行了宏觀的歷史概括，認為魯西北的社會結構、中西文化衝突和獨特的社會文化心理間的“互動”、教民和中國普通民眾的糾葛、西方傳教士與地方官員的衝突等原因的結合，最終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爆發。
《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周錫瑞著， 張俊義、王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此外，周錫瑞還糾正了珀塞爾的《義和團運動：背景研究》力圖說明的一箇中心問題，即義和團由反清到扶清的立場轉變 ，後來的大多數教科書和二手論著在描述義和團思想轉變時皆追隨珀塞爾。周錫瑞以最新的證據，尤其是口述歷史，無可置疑地證明，義和團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勤王運動，它從未經歷過反朝廷階段。
周錫瑞對義和團運動起源的研究，始於1979年。1979年至1980年，在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支援下 ，周錫瑞到山東大學進行訪問研究，得到了山東大學的路遙教授及其他同行的幫助，並給他提供了1960年代山東大學歷史系師生們所做的口頭歷史調查的原始採訪記錄。從這些資料中，周錫瑞第一次得以從農民的角度瞭解這次大規模的中國農民運動。另外，山東大學還兩次安排周錫瑞去鬧過義和團的鄉村地區旅行，做了進一步的採訪。這些史料和經歷，讓周錫瑞理解了社會經濟條件的地區差異的重要性——它也是義和團運動興起的因素之一。
《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在1987年出版後 ，立即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 ，當年就獲得了美國曆史學會費正清獎；兩年後，又獲得了美國亞洲協會列文森獎和加州大學出版社伯克利獎，為周錫瑞贏得了極高的學術聲譽。
自1840年以來，清廷在與西方列強的戰爭中屢戰屢敗，一次次被迫簽訂城下之盟。但是，備感憋屈的清廷，又對此心有不甘。慈禧利用義和團運動，向多國宣戰，原因也正在於此。官府和朝廷對於義和團運動的蔓延和擴大起到了哪些作用？義和團運動對於中國的歷史走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帶著這些疑問，燕京書評專訪了美國漢學家、《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作者周錫瑞。藉由歷史的追溯和他人的眼光，或能有助於國人處理中國與世界、文化與文明之間的關係。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1942年年出生，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師從費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1966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畢業。當今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曾獲得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兩個最高獎——費正清獎和列文森獎，以及加州大學伯克萊獎等。
回望：慈禧太后表態之後，義和團運動才擴大
燕京書評：你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國群眾性的民族主義興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迄今為止，義和團運動至今近120週年，那麼，你如何看待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程序中的作用？
周錫瑞：
在中國現代程序中，民族主義起到了很基本的作用。在這方面，我們不應該太籠統地把它和義和團聯絡在一塊。義和團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要說它是民族主義，也是有點過於簡單。因為義和團沒有民族意識，它的目標是扶清滅洋：扶持清帝、清朝，滅洋人、洋教、洋物。
儘管排外和民族主義是相關的，但不能同日而語，所以要區別開來。到後來梁啟超、孫中山還有“五四運動”，有一個比較成熟的民族概念興起，才可以說有了真正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一般老百姓中間，就是在抗戰、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一般老百姓親身體會到帝國主義的入侵是怎樣以後，才產生了真正的民族主義。
燕京書評：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王學典教授曾寫過一篇題為《語境、政治與歷史：義和團運動評價50年》的文章，對於百年以來，在不同的學術語境和精神氣候下，學術界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與討論，進行了認真地分析與總結。他認為，在“五四”時期的“反傳統”啟蒙語境下，義和團運動是一個迷信、矇昧、鬼道充斥的反現代化運動，是一種落後的象徵；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反帝國主義”的救亡語境下，義和團運動是一種英雄主義的愛國運動，是一種“進步”的象徵；在五六十年代“反西方”的冷戰語境下，對義和團的評價是“救亡語境”的繼續；而到了八十年代後，在“反封建”新啟蒙語境下，義和團運動則被視為既具有反帝愛國的革命性質，又帶有盲目排外的封建矇昧特點的農民自發鬥爭。那麼，你覺得應該怎樣看待義和團運動？
周錫瑞：
我覺得現在也有少數人盲目排外。我記得1986年來到中國參加義和團80週年的一個會議，正好那個時候開始討論是不是反帝反封建（之前被定義為反帝反封建），有不少人說不能叫反帝反封建，根本沒有什麼反帝反封建。學者就在那裡公開爭論，大會上的發言還不肯定是不是反封建的；不過到1990年，就已經不是反封建了。到一百週年，那是2000年，那時候已經改革開放，中國要進入WTO了，根本不要談義和團了，不要把我們劃入那個時代。所以，那幾乎是批判和反對義和團的一個時代了。
當然，現在還有學者說義和團有愛國主義的因素在內；不過我想，人們也不以為然了，誰都不想看到中國的愛國主義是跟義和團有關的。義和團是時代的一個表現，我們不應該老以為要做一個評價，對現在來說有什麼現代的意義。
本圖由中國畫報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國畫報看庚子事變》。
清朝船隊在白河上航行。圖中還能看到他們攻打歐洲人時使用的炮臺。由哈勒斯登的A。T。愛德華茲和利特爾漢普頓的N。P。愛德華茲拍攝。
燕京書評：用理性的眼光看，義和團運動中有反智主義、盲目排外的一面，但你在書中幾乎沒有這般強調。因為你是一個美國學者，你才這樣做嗎？
周錫瑞：
這也可能是因為我是一個外國人。當然這個書先出版的是英文版，面對的是外國讀者；外國讀者之前寫義和團，經常寫成中國人反洋人、反洋教、欺負洋人，殺洋人，殺教民。我主要是要強調這一方面——得理解為什麼中國一般的農民會這麼仇恨這些教民和傳教士。義和團當然有盲目排外的一面，不過我沒有強調。我的意思是，要去理解為什麼會這樣；你要讓當時的一般老百姓做一個完全現代化的民主意識的人是太不科學了。
燕京書評：有人認為，義和團是用本土宗教抵抗外來宗教，你怎麼看待這一觀點？
周錫瑞：
我更強調為什麼變成宗教的衝突。因為兩方面都在利用宗教，為了個人的利益而爭權或是爭利。一些教民入教就是因為跟哪一個人有矛盾，然後得到利益；一些老百姓反對洋教是因為教民欺負他。根本的宗教衝突，我覺得是比較少的，因為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宗教衝突。
燕京書評：有研究傳教士的學者認為，宗教在中國農村遭到抵制，很大因素是因為它改變了中國農村傳統的權力結構，因為教堂一旦成為鄉村新的中心，教民就會掙脫宗族力量的束縛，而士紳的權威也會下降。所以，士紳和宗族勢力的主宰者就會出來反對，這與你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的解釋有明顯的不同。對此，你怎麼看？
周錫瑞：
這個現象倒是有，不過跟義和團有關的比較少。義和團主要是在魯西北和河北那一塊，華北很少。我也說了義和團為什麼在那一帶，就是因為紳士比較少，而紳士對於農村秩序穩定的作用很大。
燕京書評：我看到有讀者對你這本書的意見，認為你的著作在高層政治外交方面的史料薄弱，對運動最終擴大化的解釋力不足。距離《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出版三十多年了，你現在對義和團運動的擴大化有哪些新的見解？
周錫瑞：
沒有，因為沒有做什麼新的研究。義和團運動的擴大，主要是由於官方的支援，而且主要是在滿族官員在位的地方才擴大，南方沒有擴大。山西、內蒙和東北都是滿洲的官員，跟清廷有密切關係。具體說，主要是慈禧太后表態之後，義和團運動才擴大。
本圖由中國畫報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國畫報看庚子事變》。
義和團一般用豬來代表傳教士。豎著的牌子上是一些涉及宗教的政治畫。他們到處散播這些畫。
溯源：教民獲得了教會庇護，利用優勢地位欺壓普通民眾
燕京書評：《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在1987年出版，柯文的《歷史三調》在1997年出版，他從事件、經歷和深化的角度來考察義和團。這些年來，義和團的研究有很多新成果，但《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仍然是很重要的一本著作，這本書從地理、氣候、災荒、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政治、外交等多角度分析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從真實角度來說，戊戌變法對於義和團的興起有怎樣的關聯？
周錫瑞：
義和團運動跟戊戌變法是比較間接的關聯。因為義和團本身就是一個民眾運動，老百姓對朝廷裡頭爭辯的那些事不太關心。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戊戌變法為了保國而提倡民團，康有為他們要辦團練，這和義和團不謀而合。
第二，戊戌運動之後，慈禧太后又掌權了，好多外國公使就反對廢黜光緒皇帝，這大概對慈禧太后也有多多少少的刺激，她要考慮這些老外在幹什麼。她肯定不願意失去權力，這也導致她支援義和團。
燕京書評：你在書中的比較顯示，太平軍和義和團都起源於經濟不發達且比較閉塞的地方。那麼，地理-經濟因素應該是義和團運動的必備條件吧？
周錫瑞：
確實是必備條件。不過，在另一方面，那些比較閉塞和偏僻的地方，政府的勢力比較薄弱；義和團興起於魯西北和太平天國興起於廣西，地理經濟是很重要的因素。加上廣西客家和本地人之間互相交錯，民族分佈比較複雜，他們都有民團組織，把拜上帝會加進去，他說我們來保護你們社會組織……政府的勢力薄弱是很重要的原因。
燕京書評：《義和團運動的起源》顯示，19世紀90年代是帝國主義最發達的時期，中國的教徒達到了史無前例地增長。德國公使為安治泰主教要到了二品官的頂戴，使得中國天主教會成為政府中的政府。在山東，天主教會擁有很大的世俗權力。你在書中揭示了它導致的連鎖反應，這些外部因素對中國的老百姓刺激很大。
周錫瑞：
這是讓老百姓很討厭的事。當然也有一些人看見教會的勢力大了而想利用它；也有歪門邪道的人，還有土匪入教，讓天主教來保護他們。因為天主教的教義也說了，平民是善人，我們要愛護平民，大家都有罪，不能看不起這些人。所以，教會里頭有時候必然會說你們要接受我們的教義，要變成好人；你過去做罪人犯罪了，我們就原諒你了。
就因為這個原因，一些歪門邪道的人進入天主教，天主教的資料記載也比較多。這些人自己也說，天主教的勢力大。
燕京書評：你的研究表明，很多加入天主教的教民獲得了教會庇護，因而利用優勢地位來欺壓普通民眾，比如包攬詞訟，動輒利用教會力量欺壓一般民眾，讓他們請唱戲，請酒席並磕頭認錯。就常情來說，一旦教民普遍這樣做，就必然導致教民與非教民的矛盾。《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揭示，這種現象很普遍，對此我有一點點疑慮：1.這種現象是否真的那麼普遍？2.這種容易引發衝突和報復的行為，是否會一再出現？
周錫瑞：
這種事件肯定發生過，而且教會里面有文獻記載。這方面有教民和傳教士，有天主教也有耶穌教，耶穌教經常喜歡批評天主教，然後天主教也愛批評耶穌教。
當然像你說的那樣，教民欺負普通民眾，導致後者報復，而教民又要報復回來，所以是鬥來鬥去的。我覺得利用教會勢力欺負人的現象，不見得會特別多。因為有幾件事就報復，然後對方報復回來，影響就會大起來，就會傳播開來。這種邏輯肯定是有的，最後出現這麼一個現象：我們幫助你們去打抱不平，導致矛盾越來越大。
本圖由中國畫報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國畫報看庚子事變》。
被英軍俘虜的義和團。根據本報特約畫家約翰·舍恩伯格的速寫繪製。
真相：官府擴大了老百姓和教會、教民的矛盾
燕京書評：中國學者張鳴的研究認為，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基督教雖然開禁，被允許放了進來，但對於清政府來說，這只是高壓之下的權宜之計。清廷大員們的如意算盤是明開暗禁，用奕盉的話來說，就是天主教系屬異端，“雖已開禁，仍當暗為防範。”（《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僅某些官員出頭限制甚至撲殺教會人士，而且一些鄉紳有組織地對基督教進行抵制活動，背後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衝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參與調停審理，多半是在兩邊“拱火”，刻意把雙方的敵意人為地加以擴大。《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沒有提及這一面，你在研究中是否發現？
周錫瑞：
對，這一面肯定有。清廷讓傳教士到內地去傳教完全是被迫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傳教士往往也要建立一個教堂來吸引教民，他們經常就是要找一個比較大的合適地區，買下一些已經作廢的老廟。後來老百姓發現基督教把我們的老廟買下來了就反對，其中士紳尤其反對，認為是邪教洋教在毀掉我們的老廟，所以不讓傳教士買這個廟。在這方面，中國人有各種各樣的方案來抵制，這是我們的廟，一定要賣給你嗎？不一定的，條約也沒有那麼說，外國說你們就是抵制我們，這個矛盾是很大的。但是，官府暗中的抵制是非常明顯的。
燕京書評：關於教案，有一個流行的說法，說是官府一般都屈從於西方的壓力，偏向教會一方。張鳴研究後指出，這個說法其實只說對了一半。據他查閱教務教案檔的所見，事實的後一半是這樣的：每當發生教案的時候，只要打上衙門，負責審理的官員開始都向著民方，有時甚至是毫無道理地偏袒，整個審理呈現一邊倒的面目。但是，在這種時刻，西方國家的公使和領事往往會出面干預，這種干預有時甚至帶著炮艦。在根本不對等的外交壓力下，由於總理衙門的參與，案件又開始翻過來，到了這個時候，官府又開始向著教會和教民了。“教方恆勝，民方恆屈”，僅僅是一個統計不完全的結果。產生這個結果的過程，往往被人們忽略了。那麼，你在書中為何沒有提到這種現象？
周錫瑞：
很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兩個村民互相之間的鬥爭，為了爭地爭財產，你的牛吃了我的莊稼，你不賠然後打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有人想要打贏，就讓教士來幫，於是就入教，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就大起來了。有些教會覺得有人反洋教，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對付他們，他們就把事鬧大了，小事變大事，大事變巨事，這樣越鬧越大。
一般而言，村民之間只有小矛盾，調解一下很容易；一有教主或者是領事來插手進去，那就不得了了。
本圖由中國畫報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國畫報看庚子事變》。
在總理衙門門口的俄軍士兵。卡頓·伍德維爾繪製。
燕京書評：張鳴還發現，在民教案件中，“無論怎樣審理，官府是絕不會讓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許許多多的指控，諸如教會淫亂、挖心、採生折割之類的謠言，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敗的情況下，並沒有人來澄清事實，消除誤會，給人感覺是官府屈從於洋人的壓力，胡亂斷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氣壯的民方感到含冤負屈，誤會不但沒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地方官員在審理過程中，發現衝突的民方原來對教會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時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題大做，過分懲罰“肇事”的民方，同樣激化了矛盾。（參見張鳴《被燎掉的大鬍子》，《讀書》1999年6月）官府利用資訊的控制、權術的運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對西方讓步，也點燃了民眾對西方怒火的目的，為官府日後在和西方爭鬥中，利用“民氣”，埋下了伏筆。同樣，《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也沒有論及，為什麼？
周錫瑞：
我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中沒有直接寫到這一塊，國外有人研究這類教案。這種說法，我覺得是完全正確、完全合理的，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確實普遍存在。你在地方上做官，最麻煩的事就是教案。你想要的是把大化為小、小化為無，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但是，剛才說到，天主教變成一個國中國，它可以直接通到總領衙門，總理衙門是中央的部門，它就通到省長、縣長，又來找你麻煩。
外國人一干涉的話，那就是要把事鬧大，才可以滿足他的教民。兩邊都在騙，都在說話，清廷的地方政府說謊是常事，就是想解決問題，你們好好的，不要再鬧了，不要影響我的工作，所以政府會又騙外國人又騙老百姓，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為了自己的利益，他考慮的是怎樣把這個問題解決。你們兩邊可以好好談談，我們來調解這個；要是兩者不想調解，那最後就是我不多說話，不公佈資訊，也不闢謠。這確實導致了普通老百姓對傳教士、教民的仇恨越來越大。
燕京書評：1899年10月平原城西18華里的森羅殿戰鬥中，有大批義和拳拳民死亡，恩縣和平原的農民覺得刀槍不入儀式不靈，義和拳自此消亡。直到1900年夏天官方鼓勵，義和拳才再度興起。（294頁）既然義和團的神靈附體和刀槍不入都已經破產，勞乃宣也在處決義和團團民時當眾戳穿了這種謊言，那麼清廷為什麼還是覺得義和團可用？讓“神靈附體，刀槍不入”這套把戲繼續上演？
周錫瑞：
這是宗教迷信，一直到現在還有些老百姓不想打預防針，擔心打預防針會有這個毛病那個毛病，這完全是迷信，科學就完全否定這個，連現代國家還有一些人相信這些。
對於法術失靈的現象，義和團有各種解釋，比如他們的儀式沒做對，沒有讓神靈附體成功，好像猶豫了，前天晚上跟老婆做愛了……各種各樣的原因，義和團說你一定要這樣做那樣做才對、才靈。
慈禧是否相信義和團“神靈附體，刀槍不入”誰也不知道。不過我覺得，到那一地步她就已經看到了，這套東西其實是能動員好多人，朝廷可以利用這個來動員一大堆老百姓來保護清廷。
本圖由中國畫報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國畫報看庚子事變》。
清政府致歉代表團前往德國：9月4日，德皇在波茨坦新宮殿中接見醇親王。皇室成員洛茨（Looz）伯爵繪製。
反省：滿族官員仇視洋人，利用義和團滿足私慾
燕京書評：有人認為，毓賢的懷柔政策導致了山東義和團運動的擴大。你在書中強調，他希望公正地對待教民和拳民，並且強調了他對義和團“懲首解從”政策的失敗。但你在書中也寫到，毓賢到北京與王公會面時，表達了對拳民的忠誠和正義辯解，他還用一些證據證實了義和拳刀槍不入法術的魔力，這讓那些苦於無法對付西方先進武器的人有一定吸引力。（319頁）那麼，毓賢對義和團的支援以及傳播錯誤的訊息，對於清廷後來與列強開戰的決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周錫瑞：
這一塊我沒有仔細研究，因為我是研究義和團的起源，不是研究義和團的發展。不過，毓賢這些做法毫無疑問起到了作用，儘管這方面的文字資料比較少，而且一些回憶錄不完全可信。但是，毓賢在山西任職之後很殘忍，屠殺了那邊的傳教士，包括婦女和兒童。
燕京書評： 毓賢在山西殘忍殺死了傳教士以及婦女兒童。是否可以說，從山東任職開始，毓賢對於西方列強的蠻橫和霸道一直懷有刻骨仇恨？
周錫瑞：
在山東任職時，毓賢就是因為義和團的早期沒有處理好而被罷官。所以，他對對西方列強的蠻橫和霸道，對傳教士和洋人確實有很大的仇恨。
燕京書評：張鳴的研究顯示，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想要廢掉光緒，另立端郡王載漪之子為帝。但受到張之洞等洋務派的反對，連西方列強也反對。端王眼看自己兒子難以坐上皇帝的寶座，對洋務派以及洋人簡直恨透了。於是，清朝統治集團形成了以端王為首的排外集團，主張對洋務派和列強採取強硬態度。慈禧本意想與列強講和，但端王載漪等人利慾薰心，居然偽造西方列強逼迫慈禧還政於光緒帝的照會，這讓慈禧大為震怒，於是決定和西方開戰。你怎麼看待他的觀點？
周錫瑞：
我所看到的不是當時的檔案和史料，這都是個別人怎麼看怎麼說怎麼做，有好多是野史裡頭的記載，不過都是符合邏輯的，也是符合他們的行為，我覺得是比較有說服力的。因為慈禧確實是想廢除光緒皇帝，如果慈禧這樣做了，載漪的兒子就能做皇帝，由於列強都反對，這件事幹不成了，所以載漪要報復。
燕京書評：在平原衝突的過程中，義和團的發展方向確定為“興清滅洋”，“洋”的具體含義從洋教擴大到總體反對洋人和洋東西。（295頁）是因為進口棉紗、輪船等經濟衝擊造成了這種變化嗎？
周錫瑞：
有些人是這麼一個說法，儘管在某些程度上會有這麼一些因素，不過總的來說沒有多大說服力，因為義和團的發展不是在一個產棉花的大地區。
最早主張這個說法，主要是外國傳教士。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推卸責任：中國人恨洋人，不是我們傳教士和教會搞的，而是你們商人搞的，是經濟原因。所以，對於這些記載，我是保持懷疑的。真正的有洋紗且影響比較大的，就是上海郊區那些地方，但那個地方就沒有義和團。所以，這個說法是不大符合邏輯。
慈禧太后
燕京書評：你強調，每當農忙的時候，土匪和義和團運動就式微。1900年4月，魯直邊界下了一場雨，很多義和團的團民就回去播種了。這是從經濟方面做的分析。那麼，由於山東農民過度的貧窮，那麼他們很可能鋌而走險，這裡面也應該有人希望參加義和團運動而獲得權力、經濟和其他方面利益。但是，你在書中對此基本沒有提到這一塊，為什麼？
周錫瑞：
我稍微提了一點，因為義和拳早期的那個人（似為趙三多的師傅姚文啟）是從外地來的，他也可以說是遊民，有傳教的意識，用這個來造成地方勢力成名，他也能治病，能拉一些朋友。我覺得，隨著義和團後來的發展，辦一個練拳的地方，有老師在那裡，他能多掙一點錢，有更高一點的地位和更大的影響。這肯定是有的。
燕京書評：義和團殺害的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你強調主要是教民。但是，我看到一些學者的研究，義和團也殺死了很多不是教民的中國人，但你在書中沒有寫到這一塊。那麼，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
周錫瑞：我主要是看山東的情況，義和團開始時就是這樣的；義和團運動擴大之後，尤其在天津、北京那些地方，比如說北京的外城前門那邊不是燒了一大塊地方嗎？那肯定是義和團人為燒起來的，很多無辜的老百姓也是受害者。不是教民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死，這種事情肯定是有的。
燕京書評：對於西方列強而言，蠻橫的帝國主義行徑引發了中國人的排外和民族主義。對於中國而言，君主制對應於西方構建的世界秩序產生了嚴重的不適應。在義和團運動中，西方列強和中國各有那些地方需要反思？
周錫瑞：義和團事件之後，列強是有反思的，這有史料記載。西方人覺得我們還是得小心一點，要不然一爆發，老百姓全都反對外國人。
比如說賠款之後很多年，美國、英國、日本都覺得要利用庚子賠款浮溢的部分或餘額，讓中國學生到國外留學，而不是利用這個來欺負中國人。讓中國發展，對列強的經濟利益也有好處，因為中國發展後可以買他們的東西。
義和團爆發那一段，很多外國人包括中國人就以為中國可能要被瓜分了，這一塊英國的，那一塊日本的，這一塊美國……真正把整個國家分裂。但是，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人還在談這個話題，外國人就覺得這不行，要保持中國的統一。所以，義和團是對帝國主義起到了正面的抵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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