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在賦稅上納過程中的諸多弊端，加上國家儲備大不如前，使得中央財政日益困難，司國計之人不免有無米可炊之慨，因此，必須加大對地方政府的查催力度。趙世即還就嚴格催逋與寬恤之政並不矛盾提供了理論依據，在賦稅已徵在官，但阻滯於中間層時，寬恤之政並不能給小民帶來實惠，只會讓真正造成逋賦的地方奸佞坐收漁利。
地方政府挪借上供錢糧
此外，趙世即在任期間，還上疏對地方政府肆意挪借上供錢糧，造成中央財政困難的情況表示出強烈不滿
，
而細究其由，並非當年遭遇了多麼嚴重的自然災害導致了逋欠，其罪魁禍首實乃各處地方政府的挪抵借留。其中地方撫按也難辭其咎
。據趙世卿核查，不算近年所借支截留者，僅萬曆三十年以前，內外已借用過一百五十八萬八幹有奇。可見，地方挪借一項，確實造成了中央財政正常運轉的困難。
而地方以
“借用
“
名義，將己徵在倉之錢糧挪用，也可視為對中央財政的一種逋賦。更有甚者，地方各級官吏在錢糧徵解過程中，借職務之便，侵吞公款、股民肥己的現象，在明末也愈加嚴重，使國計民生均受其害。熹宗初年的戶部尚書汪應蛟指出，“有司潔己愛民者，僅什之二三，其膠民肥己及庸鄙病民者，什恆七八。
如是則民生烏得不窮，常賦烏得不道
？
”甚至遼餉加派之後，而地方撫按司道與府州縣之間也上下相蒙，
官官相護
，“甚至有任內錢糧未完，二三載而升遷不問者。綜上所述，地方政府作為逋賦行為主體之一，正是晚明逋賦高峰不同以往的又一重要特徵。地方政府對中央財政的逋欠，雖然並非在晚明才開始出現，但其規模和影響達到危及中央財政的程度，卻是明代前所未有的新情況。
從逋賦折銀到折銀逋欠
——
以晚明金花銀逋欠為例
此《逋賦謠》，系晚明“性靈”派文學代表人物——“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所作。袁氏在萬曆二十三年曾擔任蘇州府吳縣令，在任不滿兩年，就因忍受不了天下第一“劇縣”的繁苦，連上七疏，稱病去職。喜而這首《逋賦謠》則反映出當時邊事日多，朝廷對白銀貨幣的需索日重，造成江南地方官民供納、催徵困難，而原本用來緩解江南重賦和逋賦的田賦折銀（漕折、金花）反成了江南頹的和主要的逋欠專案。這也反映出晚明江南逋賦的一個新的表現——折銀逋欠。
正統元年的金花銀改折，雖在當時起到
“
利便官民
”
的效應，但實錄作者已經表示出一絲隱憂，稱
“
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
！”
晚明正嘉以降，因金花銀大部分供皇室支派，向來稱為
“
首徵
”
。萬曆以前，包括歷次改元大赦在內，基本都不允許蠲免。然而
j
晚明逋賦高峰的另一大特點，就是這項最重要的田賦折銀出現了大規模的逋欠現象。明代金花銀逋欠的最早記錄大約出現在成化年間。
以歲派全國
100
萬兩計，則這次金花逋欠佔到總數的
62
．
72
％。不過這次金花銀
（
折糧銀
）
逋欠事件涉及的具體地區和年份不明，很可能是數年積欠。
最後
萬曆三年，在戶部同內廷之間一次財政分配
“
扯皮
”
過程中，再次披露出，當時浙江、蘇州等省府已經積欠金花銀
161
萬兩之多，並進而引發了一次萬曆君臣廣泛參與其中的金花逋欠危機大討論
，
引起萬曆帝勃然大怒，很快，這場金花逋欠危機，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爭辯。九月，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奏急缺段匹。工部議覆，行應天等處撫按官動支無礙官銀，令有司織造九萬七幹九百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