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只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皇帝、岳飛冤案的當事人，宋高宗與他的父兄一樣，在歷史上難逃“昏君”的評價。

“山高水長——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展”展廳中的屏風。

然而，與他書法、繪畫技藝高超的父親相似，趙構一生對於書法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南宋著名學者、教育家王應麟編著的《玉海》中記載，趙構一生對於書法用功之勤，在歷代帝王之中是罕見的，南宋一代的書風在相當程度上受其影響。

省博物館藏“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唐風圖卷”由清乾隆皇帝題寫的跋文。

此外，趙構對《詩經》也非常重視，《玉海》載，趙構曾說：“學寫字不如遍寫經書，不唯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還親自示範，“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十月出御書毛詩。”

省博物館藏“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唐風圖卷”第四篇《椒聊》圖文。

為趙構書《詩經》配圖的馬和之為南宋畫家，正史中沒有立傳，宋末元初詞人、文學家、書畫鑑賞家周密編著的《武林舊事》中記載：“御前畫院僅十人，和之居其首焉；或者以和之藝精一世，命之總攝畫院，未可知也。”

省博物館藏“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唐風圖卷”第三篇《揚之水》圖文。

省博物館展覽策劃部館員楊勇引記者來到第三組圖文《揚之水》前說：“人們說傳世的《唐風》以遼博藏本水平最高，這主要反映在畫面的細節中。”

《揚之水》畫面中的流水，線條流暢，自然生動。他說：“這樣的筆法非常嫻熟老道，站在畫前，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作者是在心情非常放鬆的狀態下，自然隨性地勾畫完成。”

據介紹，馬和之繪畫線條運用獨具特色，其起筆較細，中間線條逐漸加粗，收筆時再次轉細，所繪製的富於變化的線條可以更為生動、形象地表現人物衣服的飄逸感覺，建築近大遠小的透視關係以及外形輪廓的曲折向背，其畫風類似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因此又有“小吳生”的稱號。

據《繪事備考》載：“高宗嘗以毛詩三百篇詔和之圖寫，未及竣事而卒……後由孝宗繼其事，仍令和之補圖”。馬和之抓住《詩經》作品的某一個細節，發揮自己的想象，以淺顯易懂的繪畫語言繪製出號稱三百篇的《詩經》插圖，在繪畫創作上堪稱浩大的工程。

以《唐風》的第二篇《山有樞》為例，詩的序文中有“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說的是《山有樞》是晉國百姓作歌，諷刺晉昭公有國不能很好地治理，即將面臨財盡民亡的下場，其詩中有“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畫面選取庭院一角，遠處以山林景色相襯，院內樹木高聳，堂內無人，閒置著鐘鼓和車駕，院內兩人牽著馬，另兩人拱手侍立，彷彿取其無所事事之意。

“山高水長——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展”透過展板對這一手卷的部分內容進行了解讀，其中全文放大了《唐風》的第一首詩《蟋蟀》，以突出其不尋常的地位。

據介紹，《毛詩》傳承至今已經兩千多年，人們一直將《蟋蟀》當作晉國的地方歌謠，然而2008年的一項重大考古發現改變了人們的認知，這便是清華簡的發現。

2008年7月，從境外拍賣購得後，趙偉國向母校清華大學捐贈了2388枚戰國竹簡。經對這批簡中無字殘片標本的碳14年代測定，經樹輪矯正後，得到的資料為公元前305加減30年，即戰國中晚期，與由古文字學觀察的結果基本一致。另外，清華大學分析中心對竹簡殘片的含水率做了測定，結果是400%，這是曾經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結果，進一步驗證了竹簡的年代。

人們對清華簡內容進行整理時，注意到其中記有《耆夜》一文，文中有“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於文太室……”

文中記有，在這次宴飲活動中，“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躍升於堂，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

有關專家根據清華簡中所載《蟋蟀》與傳世《詩經》中的《蟋蟀》進行對比研究，已經可以確定後者是由前者沿襲改編而來。

那麼根據西周時代的古禮，周公所作詩歌本應當編入《王風》或者大、小《雅》篇目中，何以後來竟然編入《唐風》當中。

對此，有關專家也進行了探討，並且有了兩種推論，其一，武王八年征討的耆地，後來歸於晉國，在當地廣為傳唱的《蟋蟀》由此被編入《唐風》。

又有專家在周代古禮中找到依據，周代分封諸侯時還要賞賜諸侯“樂則”，也就是確定諸侯的奏樂規則，甚至還會同時賞賜樂師，據此認為《蟋蟀》可能是被周王賞給晉國的。當然根據清華簡，人們對於《蟋蟀》原作者為周公基本達成共識。

記者 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