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整部西周王朝與外族的和戰關係史，我們會發現前期以周人對東方的徐人、淮夷、荊人等族群的征伐為主，而中後期則以周人對西方戎狄勢力的反擊和防禦為主。這固然與周王朝不同時期所面臨的政局形勢和政策導向的差異性有密切關係，但也不可忽視氣候變遷對當時族群分佈和

“國際形勢”的外在客觀影響。

根據竺可禎先生的研究，西周初年在經過短暫的溫暖氣候不久，便逐漸進入了我國物候時期氣候變遷史上的第一個寒冷期。這一寒冷期前後延續了近兩百年，幾乎與整個西周王朝相始終。西周時期的這次氣候變遷，對西周社會影響極為深遠。

首先，氣候寒冷使得西北戎狄勢力的生存發展條件變得異常惡劣，於是他們會選擇向條件較好的地區掠奪和遷徙，牧業經濟也一度向原來的農牧交錯地帶甚至於農業區推進，戎狄勢力在逐漸侵蝕關隴區域的同時，給位處關中的周王室對王朝進行有效統治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其次，氣候異常引發了各種自然災害，災害不僅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也給外族勢力的入侵破壞製造了可乘之機，隨之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混亂和政局動盪，使得周王室進一步處於內憂外患的危局之中，而西周王朝也更顯風雨飄搖之勢。

自然災害頻繁發生

對於自然災害，許琳先生曾下定義說

：“所謂自然災害是指自然界發生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自然現象所引起的災害。其主要特點是人力不能支配並造成財富的損失和人身傷亡。”中國地域遼闊，各地自然地理條件差異比較大，各種自然災害自古以來就頻繁發生。加之中國較早即以農業立國，農業文明的發展受到自然地理條件的諸多制約，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必然會對人民的生產生活造成直接的不良影響，往往會帶來社會混亂，甚至會引發政局動盪。古人習慣於從“天人感應”的角度去理解自然災害，每當自然災害發生的時候，通常都會表現得非常恐懼，因之也就產生了大量相關的歷史記錄。

甲骨文中就有自然災害的記錄，西周以後則進一步增多，而且變得越來越清晰明確。鄧雲特先生在《中國救荒史》中對周代的自然災害作了如下統計

：“最顯著的災害有八十九次。其中頻數最多的是旱災，達三十次；次為水災，有十六次；再次為蝗螟蠢緣的災害，有十三次。

此外記載有地震九次，大歉致飢八次，霜雪七次，雹五次，疫一次。”

這裡統計的只是一些產生重大影響的自然災害，尚不包括一些影響較小的在內；除此之外，先秦史籍大量失傳，其中有關自然災害的記錄也定當不少。由此可知，周代的自然災害不僅發生頻率較高，而且種類也很繁多，包括旱災、水災、蟲災、地震、雪災、雹災等。

從災害學的角度看來，許多自然災害之間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源、互生、因果聯絡，通常在某一種重大自然災害發生後，緊接著會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形成災害併發和續發局面，出現

“災上加災”的情況，即人們常說的“禍不單行”、“大災之後必有大疫”，進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災荒即是由自然災害引發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對於災荒，鄧雲特先生曾下過這樣的定義：“所謂‘災荒’乃是由於自然界的破壞力對人類生活的打擊超過了人類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損害；而在階級社會里，災荒基本上是由於人和人的社會關係的失調而引起的人對於自然條件控制的失敗所招致的社會物質生活上的損害和破壞。”

災與荒互為因果關係，有災必生荒，而荒情嚴重又必然會誘發愈加頻繁的自然災害，從而產生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以農為本的古代中國社會，王朝末期發生的自然災害和災荒往往會招致嚴重的社會混亂、經濟衰退和政局動盪，以至於中央政府無力控制地方和挽救時局，進而引發大規模的內外戰爭持續爆發，因之也就自然會成為王朝覆滅的導火索。

西周中晚期以來，外族入侵日益加劇，地方離心傾向漸趨明顯，各種社會勢力正在進行分化和重組，王朝財政入不敷出。一系列的社會矛盾不斷出現，使得周王室備受內憂外患的困擾，而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又進一步加劇乃至激化了這些社會矛盾，遂致西周社會分化和混亂程度更趨嚴重，西周王室也逐漸對政局失去了駕控能力。種種跡象表明，周王室的衰落以及西周的覆亡與各種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

《古本竹書紀年》載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這是發生在周夷王時期的一次冰雹災害，雹粒很大，而且像雨點般密集，造成的危害定當不小。另外，這次冰雹災害發生在冬季，充分說明當時氣候異常，可能在夷王時期不止發生冰雹這一項自然災害。西周晚期早災頻繁發生，貫穿厲、宣、幽三朝。不知司馬彪此言何所依據，單從字面上看來，“共和行政”晚期，關中發生了大早災，由於氣候極度乾燥，甚至引發了宗周地區部分房屋被焚燬的情況。

這條材料所記內容與《詩經·大雅·雲漢》詩篇所述有密切關係。《雲漢》被古今學界公認為周宣王時期詩篇。《雲漢》詩文中“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魅為虐，如快如焚”的記述充分反映了當時旱災的嚴重程度。這說明周厲王時期的早情到了宣王時期，非但沒有減弱，反倒變得更為嚴重。

周幽王時，旱災仍然時有發生。程俊英先生經過考證，認為

“這是一位執御大夫諷刺幽王及其群臣誤國的詩。”程先生的考證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完全贊同這一說法。《召昊》和《雨無正》詩篇主旨極為相似，從詩文內容可知，到了周幽王時期，之前就已發生的旱情很可能在各地繼續蔓延，隨之造成了有著廣泛影響的社會大饑荒。旱情的持續蔓延給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人民流離失所，田地荒蕪，餓俘滿地。西周厲、宣、幽時期的這場大旱災持續時間之久，至少在西周時期是史無前例的，這一長期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西周晚期社會的混亂和動盪，也加速了周王室的衰落，遂使西周王朝進一步處於風雨飄搖的危局之中。

西周晚期的蟲災似乎也比較嚴重，給社會生產帶來了很大危害。《詩經

·大雅·桑柔》篇謂：“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盂賊，稼牆卒癢。哀恫中國，具贅卒荒。糜有普力，以念彎蒼。”《桑柔》詩乃周王卿士丙良夫所作，學界自古以來對此無多大疑義。程俊英先生指出：“這是苗良夫哀傷周厲王暴虐昏庸，任用非人而終遭滅亡的詩。”該詩主題雖為諷刺周厲王，但以上詩句中對蟲災的記述也當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從詩作內容可以看出，周厲王時期的蟲災很嚴重，致使大田莊稼普遍遭殃，大片田地處於荒蕪狀態，然而上層統治者卻遲遲拿不出治理災害的良好對策。

《詩經·小雅·大田》日：“去其螟騰，及其盂賊，無害我田稚。”毛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鄭箋：“食心曰螟，食葉曰騰，食根曰盂，食節曰賊。此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稚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螟、騰、盂、賊是四種對農作物危害較大的害蟲，詩句中沒有描寫蟲災造成的社會危害，但從當時人們對其防治的重視程度看來，當時蟲災也應該是比較嚴重的。

作為西周末世之主的周幽王雖然繼承了周天子位，但同時也接替了宣王留給他的

“爛攤子”。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周幽王真是倒黴透頂，在其即位不久，王箭地區便發生了大地震。從《十月之交》詩句的形象描述可以看出，這次發生在王歌地區的地震威力很大，整個關中地區山搖地動，許多河道發生崩潰，可能隨之還伴生著大暴雨和泥石流災害。周幽王時期發生的這次大地震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恐慌，許多人將這一自然災害與朝政興衰結合起來進行了深刻反思，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語·周語上》中周大夫伯陽父的一段評論。

伯陽父對地震的解釋，不乏陰陽觀和天命論思想，以今日之科學認識看來，其說法未必合理。但伯陽父透過地震這一自然災害看到了隱藏其後的社會問題，比如因水源枯竭導致早災發生，繼而影響生產生活，隨之由災荒引發社會混亂和政局動盪。伯陽父借災害和災荒的連鎖反應經驗和理論，預言

“周將亡矣！”這一認識倒是頗具樸素辯證法的意味。果然不出伯陽父所料，隨後便發生了大災難，史載：“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西周中晚期以來的自然災害及其引發的嚴重災荒，固然是自然條件、氣候變遷和地理環境共同影響和發生作用的結果，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忽視人為社會因素的作用。鄧雲特先生指出

：“自然條件雖為構成災荒的原因之一，但終不是終極的唯一的原因。地理環境和氣候變遷，固然隨時隨地有招致災害的可能，但最後所以能夠造出嚴重的災害，甚至達到極其嚴重的境地，實與社會內部條件有極大的關係。

自然環境屬於外部條件，惟有透過社會的內在條件，才能對社會發生影響。”西周前期固然也有自然災害和災荒，但當時社會矛盾還不是很複雜，外族入侵也不是很頻繁，程度也不甚劇烈，地方對中央保持著一定的向心力，西周王室對王朝政局尚有足夠的控制力，整個社會能夠形成比較強大的合力，這就自然減弱和淡化了災害和災荒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

而到了西周中晚期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形勢發生了逆轉。表面看來，當災害發生後，政府似乎不體恤民情，沒有制定相應的救荒政策和實施積極有效的救治措施。實則是西周王室日益衰微，面對一系列社會複雜問題，王室逐漸失去了對時局的操控和駕馭能力，雖曾作過一些努力，甚至還一度出現了

“中興”局面，但畢竟是大廈將傾，狂瀾難挽。在內憂外患嚴重超負荷的情況下，自然災害和災荒隨之便成了壓在西周王室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