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十三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透過決議，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5處，居世界第一。
良渚古城遺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地處中國東南沿海長江流域天目山東麓河網縱橫的平原地帶，大致時間段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世界遺產申報範圍包括14。3平方公里的遺產區和99。8平方公里的緩衝區。
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其中遺產區由瑤山片區、城址片區、谷口高壩片區和平原低壩—山前長堤片區四部分組成。良渚古城遺址透過形式多樣的遺蹟和文物展現了土製建築、城市規劃、水利系統和社會等級制度，是早期城市文明的傑出代表。
世界遺產官網關於良渚考古遺址的介紹。
良渚古城遺址是良渚文化的核心遺蹟，而良渚文化的考古和發掘跨越了大半個世紀。1936年，擔任西湖博覽會藝術館管理員施昕更發現了良渚黑陶，開啟了良渚遺址發掘的序幕；1959年，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86年，反山發掘出貴族大墓；1987年，瑤山發現祭壇及埋於其上的貴族墓地；1992年，莫角山遺址發掘，推測為王族宮殿。2007年良渚古城的發掘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當時古城內城牆的發掘震動了整個學界；2010年，良渚古城的外城也初步確認；2015年，良渚古城的外圍大型水利系統得以確認。
由於良渚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直到近年還在不斷推進，良渚古城遺址所代表的良渚文化對於中華文明史具有怎樣的確切意義，在國內外學界上還存在著爭議。部分專家認為良渚古城遺址是殷墟之後最大的考古發現，甚至把“良渚古城”譽為“中華第一城”。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遺址發掘還在進行中，不宜過早地草率作出判斷。
良渚文化能夠與同時期的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相提並論嗎？和中國新時期時代的其他文化相比，良渚文化具有哪些特殊之處？良渚古城遺址的發掘背後，又有著怎麼的故事？為此，新京報記者採訪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曄，請他從考古學的角度，談談良渚申遺成功對於中國考古學的意義。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趙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新石器時代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調查、發掘和研究，曾負責良渚遺址群的全面調查和大雄山丘陵的系統調查和發掘，參與和主持了莫角山、卞家山、茅山、官井頭等數十處遺址的考古發掘。此外，他出版了《良渚遺址群》《卞家山》《良渚文明的聖地》等論著多部，並深度參與了良渚博物院的布展和改陳工作，撰寫過多個展覽文字和影片指令碼。
“良渚文化”是一個考古學概念
新京報：這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在考古學上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趙曄：
良渚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文化現象。首先，良渚有一個結構複雜、功能完備、早期城市化的都城。同時，良渚也是建立在成熟稻作農業和統一信仰基礎之上，有著鮮明的階層分化、規範的禮儀制度的國家社會和文明形態。因此，它就為中華文明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真實案例。
良渚古城遺址的成功申遺，填補了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城市考古遺址在世界遺產名錄當中的空白，同時也標誌著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以前國外從文字記載來計算，所以不太認可這一點。但是近年來良渚文化考古的一系列突破，引起了國際上的廣泛關注。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勳爵在考察良渚文化之後，就認為良渚已經進入到了早期國家階段。
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透過決議，將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專案“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圖片來源/國家文物局。
新京報：現在有些人提出“良渚文明”的說法。“文化”和“文明”在定義上有什麼嚴格的區別？
趙曄：
“良渚文化”是一個考古學概念。考古學上的“文化”指的是在一定地域、一定時間段內有著共同文化特徵的一群人所留下來的遺址或遺蹟。新石器時代沒有文獻記載，這些發現的部落沒有名稱去對應，於是考古學者就使用“文化”的概念來區別不同人類共同體創造的東西，也可以就此比較哪些文化比較先進，哪些比較落後。
“文明”是建立在“文化”基礎之上的。新石器時代的人在日常生活和交流之時，也會產生一些比較高雅的，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物品和風俗習慣。如果這類東西達到一定的規模，我們就可以把它稱為“文明”。
新京報：傳統的定義認為，“文明”的標準需要包括金屬器、文字、城市和禮儀性建築。但是，良渚文化似乎不具有成熟的文字系統，也沒有出土青銅器。良渚文化具有文明的特徵嗎？或者，按照某些學者的說法，良渚文化的發現重新界定了“文明”的概念？
趙曄：
“文明”的定義最初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主要的三個標準是文字、青銅器和城市。但是後來，國際上的考古學家在考察不同區域的文明時發現，這個傳統的標準是行不通的。因為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很大，南北半球的文明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地域雖然有文字但沒有青銅器，有些地域雖然有青銅器但沒有文字，所以傳統的“文明”界定標準就很難作為判定依據。
現在國際上的判斷標準是，一個文化能不能被稱為文明，關鍵在於是否已經進入國家社會的形態，是否具有一套禮儀系統和統治管理的制度。在這點上國際社會已經達成了共識。良渚文化雖然沒有青銅器，目前也沒有成熟的文字，但是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在製作精細程度上一點不亞於其文明的青銅器。此外，良渚文化也出現了很多東方文明的因素，浙江省的良渚博物院就歸納了六個關鍵詞：稻作文明、玉器文明、水利文明、原始文字、城市文明、早期國家。我甚至認為，良渚文化是東方早期一個集大成的文明。
良渚古城城址。圖片來源/國家文物局。
良渚文化的“尚玉”傳統
新京報：你提到良渚文化具有“尚玉”傳統，這是東亞文明的傳統特徵之一。良渚出土的大量玉器和良渚文化的禮儀制度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
趙曄：
良渚文化的一個核心就是禮制。良渚的玉器和其他文化的玉器還不一樣，是經過人為設計、為了某種明確的目的而創造出來的。良渚選用了比較高階的、硬度很高的玉器材料， 設計出很多種幾何造型。
有些早期文化出土的玉器往往只是模仿動物的造型和輪廓，是原始自然崇拜的產物。但良渚的玉器製作過程是受到觀念支配的，傳遞宗教信仰的價值，很多玉器上刻有“神徽紋”，這是良渚文化的人們信仰的物件。良渚的玉器也是尊貴身份的載體，具有明確的等次劃分，一些人可以用這類玉器，另一些人只能使用其他型別的玉器。所以，良渚玉器具有社會屬性，能夠反映良渚文化的信仰和制度設計，這就是國家社會的文明形態。
《內斂與華麗：良渚陶器》
作者：趙曄
版本：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9年7月
新京報：關於良渚的陶器，你專門寫過一本書《內斂與華麗：良渚陶器》。和其他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相比，良渚陶器具有哪些獨特的地方？
趙曄：
良渚的陶器有兩個方面的特徵。在常規的使用上，良渚有一套比較規範化的製作工藝，顏色上以黑陶為主。
另外有些陶器是靈動或稀奇古怪的，完全突破了常規的造型，這裡主要是工匠自己的藝術創意和情感寄託。這也反映在不同的陶器裝飾紋樣上，良渚陶器有些有水波紋，有些有蛇形鳥頭紋。玉器和陶器的紋樣不同，是兩套不同的系統。玉器的紋樣主要跟信仰相關，陶器上的紋樣完全是裝飾性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們接觸事物的反饋。
良渚玉魚。圖片來自劉剛、李冬君《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國的來源》。
《玉牌飾》。圖片來源/良渚博物院。
良渚文化為何衰亡
新京報：在良渚文化之前有崧澤文化，良渚文化之後又出現了馬橋文化。這些文化形態之間是否有互動？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衰亡，根據現在的考古學研究，良渚文化衰亡的原因大概是什麼呢？
趙曄：
良渚文化從崧澤文化發展而來，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在良渚古城的附近，同時出土了良渚早期和崧澤晚期的文物。從崧澤晚期到良渚早期是一個緩慢的漸變過程。後來隨著生活環境的好轉，良渚人不滿足於狹小的空間，往廣闊的谷地和溼地拓展的時候，經過一系列的規劃和設計，建立了水壩，人口慢慢聚集。然後，良渚開始了城市化的改造，建立了一個都城，這時良渚突然崛起，成為了一個區域性的權力和信仰中心。因此良渚文化和崧澤文化的關係是比較緊密的，吸收了崧澤文化的一些文化積澱。
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相隔比較遠，兩者之間還有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有良渚文化的影子，但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遺存零零星星，沒有大型的聚落，也沒有玉器出土， 可以說是文化的低潮。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們現在傾向於認為，良渚文化晚期的自然環境受到了嚴重的惡化。良渚文化的晚期土質上普遍有一層沉積，反映的是頻繁、持續的暴雨和洪水，厚的地方可以達到一米多。這說明沉積的時間是比較長的，試想一下，如果好幾年這裡都是大水漫灌，居住在這裡的人類還怎麼好好生存呢？良渚的人們只能往其他地區疏散。良渚的周邊沒有合適的地區聚集人氣以形成比較高階的社會形態，那麼久而久之，良渚文化的各種文明因素就逐漸弱化了。良渚文化應該是在這種情形下慢慢消亡的。
圖片來源/良渚博物院。
良渚古城遺址因何而特別
新京報：2007年，浙江省考古隊發現了良渚古城遺址的外城牆。良渚古城遺址被認為是良渚文化在考古上的突破性發掘。你本人有參加古城遺址的發掘嗎？可以談談這其中大致的過程嗎？
趙曄：
良渚古城由宮殿區、內城、外城構成三重向心式結構。我們最先發現的是良渚的宮殿區，我作為主要的技術骨幹，參與了兩次挖掘過程。1978年，原先的104國道打算取直改道，於是我們考古隊前往莫角山發掘。在地底下，我們發現了很厚的一層紅燒土的土坯。
當時我們很納悶，這像是房子倒塌的堆砌物，又像是窯裡的遺存，於是就邀請了一些專家前來實地考察。當時北大的嚴文明教授認為，這是良渚人“燎祭”活動的遺存。我們就向工程隊提出，這是人工堆積起來的方形土臺，附近需要全面挖掘。公路部門考慮到挖掘面積過大，需要經費過多，他們就決定改道了，考古挖掘的過程也一度停滯。
等到1992年，莫角山的周圍有一個印刷廠想要擴建，於是我們就去勘探地下可能存在的文物。當時佈下了十幾個探方（考古學術語，發掘區劃分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依方格為單位，分工發掘，這些正方格叫“探方” ），發現下面有20cm左右的一層非常硬的砂土。在砂土之下有一層薄薄的泥土層，泥土層的下方又是砂土。於是我們做了一個切面，發現這些都是人工夯起來的。當時我們在鑽探後推測這個人工夯出來的廣場不小於3萬平方米，後來被確認一共是7萬平方米，幾乎佔據了莫角山的核心部分。我們認為，這就是禮儀廣場，是良渚文化的“天安門廣場”。1993年，我們在西側又挖了100平方米，當時發現了兩排柱坑，雖然不能確定柱子上是什麼型別的建築，但我們推測這也是宗教性的用途。1986年我們在周邊發現了反山遺址，當時定義為高等級的貴族陵墓。等到1993年的挖掘之後，專家們已經確認莫角山就是良渚文化的權力中心，而反山遺址可能是一個王陵。
2007年良渚古城的內城發現之後，情況又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們沒有想到，政治中心還有一圈城牆，這在長江下游的文化中從來沒有發現過，實在是讓我們感到震驚。這一圈城牆恰好把莫角山包圍在中間，因此莫角山的中心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地佐證。城牆高度只有4米，有八個水門，不具有很高的防禦功能。所以城牆很可能是一種政治性的象徵，暗示這裡曾有一個實力強大的都城。這是在國家社會形態中，需要調集大量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2010年，我們又確定了外城。殿、內城和外城的三重結構出現之後，良渚城市的格局就變得非常清晰了，這同時符合了古代“以中為尊，以高為尊”的規劃和佈局理念。
《工程與工具：良渚石記》
作者：姬翔 王寧遠 董傳萬 羅以達
版本：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
新京報：
良渚古城遺址的一大特點是複雜的水利工程，這也是這次世界遺產委員會特別提到的部分。
為什麼說良渚古城的水利工程這麼特別呢？
趙曄：
2015年我們確定了良渚的水利系統。良渚的水壩系統不是孤立的，它與城牆有著緊密的聯絡，既保證了城牆的建設，也滿足了城內生活的日常需要。水利工程有多方面的用途。首先它具有防洪的作用，其次是運輸的功能，可以把莫角山山上的物資運送下來。此外，它還有灌溉的功能，水壩可以灌溉周邊的農田。
最後，水利系統還有調節水的功能。良渚古城只有一個陸地上的城門，但有八個水門，連通內外水系。秋冬季節水位下降，可能存在斷航的問題，這時就需要從水庫調水，維持良渚的水上交通。這個水利工程的複雜程度，在當時的世界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新京報：
有些人認為，良渚古城遺址的現場沒有豐富的實物內容，只有一些泥土堆砌的牆，因此良渚文化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你怎麼看待這樣的說法？
趙曄：
很多前往參觀的觀眾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東方文明是“土築”的文明，不像西方文明留下了很多巨大的石柱。泥土堆積在日曬雨淋之後就會坍塌，從遺址的外觀來說，東方文明的很多遺址不是特別地雄偉壯觀，良渚城牆最高的地方也只有4米，有些地方坍塌後就和地表一樣高。
我們有一句行話，“地下氣象萬千，地上土丘一片”。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古代遺址中是一種常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曾經是一個規模龐大、秩序井然的社會。因為你現在能看到的只是廢墟，但如果透過專家的解讀，或者用科技來模擬場景，還原出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你會發現良渚文化和現在江南地區的生活文化是非常相近的，不會感到相隔了幾千年之遠。我問過一些朋友，他們自己去參觀遺址，出來之後一頭霧水，但是如果有專家的介紹和引導，他們完全可以把描述的景象移植到腦海之中。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圖片來源/良渚博物院。
新京報：
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之後，未來的良渚文化考古和保護會往哪個方向發展？
趙曄：
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之後，影響力變大了，關注的人也會越來越多。從考古的角度，我們會挖掘更多細節，尤其是城市功能區的分佈。另外，國際合作和交流的機會也會增多，我們會邀請國際學者，運用跨學科的手段，一起參與到良渚文化的研究之中。
日本是我們學習的一個榜樣，他們挖掘一個遺址可以做到非常精細的程度，比如他們會採集遺址中所有的土樣。土樣中有很多有價值的內容，可以淘洗出動物殘骸、種子顆粒等各方面的資訊。這對於瞭解當時人類的生活方式有很多輔助作用。在這個方面，我們還和日本有一定的距離。
義大利眾多文化遺址成廢墟，遺棄教堂淪為城市垃圾場
圓明園vs.聖母院：
與其在鍵盤上宣洩，不如瞭解背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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