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鹽是謂百味之首，俗話說“吃遍天下鹽好,走遍天下娘好”
，任何美味佳餚沒有了鹽都不會好吃的，
對於當代的人們而言稀鬆平常，價格低廉。無論是對於鹽的提煉還是運輸，對於我們來說都不是一件難事
。
那
“鹽”對於
2000
多年前提煉技術比較落後的先秦時期而言呢？要知道
在古代歷史上，鹽作為一個重要的物資，也被作為朝廷的主要控制產品，在國內經由官方管理與售賣
的，由鹽而引發的重大事件可謂不勝列舉。
其實早在
先秦時期食鹽
的
運輸渠道
就已經
愈加便利，其消費區域不斷擴充套件，也就在這一過程中，食鹽對當時的經濟、社會、文化影響也與日俱增。食鹽生產規模的擴大直接促進了陶器生產規模的壯大，流通領域中的食鹽自出現之日起就與商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食鹽與先民遺址的分佈、古都城選址等更是密切相關。一定程度上說，對鹽源的爭奪還是某些地區古代戰爭爆發的強效催化劑。
01
關於經濟
鹽與陶器製造陶器製造工藝的提高對煮鹽業的發展起過關鍵作用。
因為，
會選用如此材質是生產者為了使炊飲器能耐高溫，在配料時有意加入一些顆粒狀羼和料以增大其膨大系數，其常用的羼和料為沙粒、蚌粒和雲母片。鹽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對陶器製造也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以海鹽生產為例：魯北自商末開始進入了鹽業的規模化生產階段，其具體生產量由於文獻不載而無從知曉。僅就春秋時渠展一地而言，據《管子輕重甲篇》所記：從十月始正，至於正月這段時間，其就可成鹽三萬六千鍾，這還只是官方几個月的生產量，其私人制鹽更不可統計。
三萬鍾鹽就能滿足
1000
萬人一個月的生活用量。當時全國人口才
1400
萬，海鹽生產的規模可見一斑。魯北地區出土了巨量的盔形器，加之上述的文獻記載可知先秦時期魯北地區的鹽產量是相當龐大的。如此龐大的煮鹽業是需要一個完善的陶器生產和運輸系統與之相適應的。
從目前魯北沿海地帶出土的盔形器看，其多數為細砂陶，製作盜形器的陶土以細砂和不含貝殼碎屑為顯著特徵，這與當地僅具有海成土的現實是相矛盾的。魯北內陸地處泰沂山脈北麓的山前平原，其地黃土堆積明顯，沿海一帶的盜形器就是用此種黃土燒製而成。
青州趙鋪遺址是相對地處內陸的遺址，沒有條件進行鹽
業生產，在當地卻發現了一座陶窯，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其中就有很多盜形器。所以可以斷定這些藍形器是異地輸入而非本地生產，其大部分是由魯北較內陸地區輸入的，魯北海鹽業的發展大大促進了山東陶器製造業規模的擴大。
鹽與商業在古代，食鹽是稀缺資源，它與食物、水等的獲得一樣對人類生存具有特殊的意義。柳宗元在《晉問》中曾說：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人之賴之與谷同。
但食鹽卻是三者中分佈最不均衡和最為珍貴的，所以在人類進入社會大分工的時代後，鹽開始作為商品進行交換，如此一來鹽就與商業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絡。
從大汶口文化中期以來的社會發展水平判斷，山東北部已存在較為活躍的經濟交換活動，有學者推測海鹽很可能就是這個經濟網路中的重要內容。所以有歷史學家認為，人類最初的貿易商品就是鹽，最初的商人就是鹽商。
存在鹽泉的大溪文化分佈區地處川東鄂西山地，地勢高峻，農業可耕地極少，土壤貧瘠卻孕育出相當發達的大溪文化。同樣，魯北的海鹽產地，距海較近，海侵土廣佈，鹽鹼地往往集中分佈，可耕地少，氣候也較為惡劣，但這些地區卻也往往分佈有眾多史前遺址甚至是重要封國。僅僅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食鹽需求，先民是不需要這樣選擇生活地域的。
《山海經 大荒南經》曾說：巫載民盼姓，食谷，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的原因是當地存在食鹽生產能力。當地有如此強的食鹽生產能力就相應的存在一個商品交換的問題，所以當地民眾的經濟生活與食鹽在當地商業領域的重要作用是分不開的。
食鹽與商業的關係在在魯北盔形器的發掘中也有所體現。李濟先生在說到幾件近於全形的盜形器時說：底部均有極深的摩擦痕跡，這其實是該器物經常被移動導致的。概括而論，這些盔形器被用作連線沿海與內地的內河航運線路上的運輸工具，其運輸的貨物最有可能的是食鹽。並且這麼大規模的運輸絕對不會僅有進貢的目的，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商業運輸，實現食鹽的商品交換。
先秦文獻對食鹽在商業中的重要作用也有所涉及。如《史記貨殖列傳》中就出現了用鹽鹽起這樣的大商人猗頓，戰國末期以前統治者是允許私人
參與食鹽經營的。
當然，由於
食鹽是國之大寶，經營會帶來鉅額經濟利益，並且食鹽還具有戰略價值。
其次食鹽的運營成本較高，遠非一般個體商人所能承受，故官方曾積極參與食鹽的生產與運輸，在其中佔了較大份額，為日後鹽鐵專營理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先秦時期，食鹽的交易量巨大，僅從《管子》就可窺知一二。據《管子 輕重甲篇》記載，齊國海鹽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也，以令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金。這還只是齊國海鹽的官方交易。《史記 貨殖列傳》曰：夫吳自闔閭、春申、王濞，招致天下嬉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由此可見，春秋時的闔閭、戰國時的春申君都曾因為擁有吳越之地的海鹽生產而具有招致天下嬉遊子弟的財力。這些都與巨大食鹽交易量帶來的經濟利益密切相關。食鹽在當地的商業貿易中一定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綜上所述，食鹽曾對先秦商業的發展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02
關於社會
一、鹽與先民的遺址分佈食鹽對先民遺址具有很強的凝聚功能。
以運城鹽池為例：在
1965
年公佈的山西省第一批新舊石器時期的
25
處文化遺址中，竟然有
14
處在河東地區。在舊石器時代，運城鹽池周圍就聚集了山西荷城西侯度文化、荷城風陵渡的匳河文化、桓曲南海峪洞穴等遺址，在荷城、平陸、潼關、桓曲、三門峽、陝縣等縣市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初期的文化遺址大都分佈在運城鹽池方圓
80
公里的區域內。大荔人遺址、丁村文化及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下川遺址等也分佈在運城鹽池周圍
100
公里左右的地區內。
在新石器時代，運城鹽池周圍的文化遺址分佈更為廣泛，有芮城的坡頭文化遺址、芮城金勝莊文化遺址、荷城西王村遺址、夏縣的西陰文化遺址、夏縣崔家河文化遺址，華縣泉護村遺址、華陰橫陣村遺址等，此外還分佈著絳縣周家莊遺址、聞喜縣回坑遺址、永濟獨頭村遺址、永濟石莊遺址、平陸趙家滑遺址、平陸七里坡遺址等等。
這些遺址形成了圍繞運城鹽池的三角地帶，分佈於運城鹽池周圍
50-200
公里以內的大片地區。有學者認為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對食鹽的共同需要，使之聚集在解池周圍，頻繁地交往，使這一地區在數千年前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史前文化。渝東泉鹽區分佈著巫山大溪文化遺址、巫山劉家壩文化遺址、忠縣哨棚嘴
遺址
等，在我國海鹽產區分佈有河姆渡文化遺址、良渚文化遺址與諸多的貝丘文化遺址等。
綜上所述，先秦時的重要產鹽區與先民的遺址分佈區有很大的相合之處，產鹽區曾集中分佈先民遺址群，並且在有些遺址中還出土了很多目前公認的產鹽器具，如哨棚嘴遺址就曾出土船型器、尖底陶杯和花邊陶釜。所以食鹽的獲取在先秦時期曾對先民在遺址的選擇上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
二、鹽與都城選址靠近食鹽產地是先秦時都城選址的重要考慮因素。
顧炎武的《日知錄惟彼陶唐氏有此冀方》中有段這樣的文字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
……
古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周禮職方氏》所謂的河內曰冀州，指冀州的南、東、西三方均是黃河，黃河像一個倒寫的
“
U
”
字，把冀州套起來。
結合當時歷史事實，古天子所設都城大都集中於晉南和冀西南地區。《水經注 涑水》等史籍有載：殼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三地都處在運城鹽池附近地區，距離最遠者平陽不過
140
公里，其次蒲坂為
60
公里，最近者安邑僅
20
公里。所以在憲舜禹時代，王者在都城選址時是考慮了靠近運城鹽池的。
春秋時，當晉國君臣在考慮遷都時亦是考慮了靠近食鹽產地的因素。《左傳》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鋒，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史記 楚世家》曾說：熊繹當週成王之時
……
封以子男田，姓羋氏，居丹陽。丹陽之地望，括地誌雲：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澤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
楚國立國之初就把都城設在今日秭歸附近，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更方便的獲得渝東泉鹽和鄂西泉鹽。楚國地處食鹽資源較為匱乏的湖北北部地區，歷史上該地區的食鹽供應長期依賴渝東和鄂西，這兩地泉鹽可沿長江和清江供應楚國。
先秦時，海鹽產區附近地區也有很多重要封國的都城，如夏時的過國，商時的薄姑國，西周時的紀國、莒國、薄姑國、過國、吳國等等。這些國家都把都城建在了產海鹽條件優越的地區，世享海鹽之利。因此，
近鹽乃是其都城選址的重要原因之一。
03
關於戰爭
為爭奪食鹽資源，控制食鹽產地的政治勢力同外來政治勢力間曾殊死搏鬥。
爭奪運城鹽池。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戰是發生與帝與蚩尤之間的戰爭。蚩尤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因除了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說的：蚩尤不用帝命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爭奪皇帝所控制的運城鹽池。
沈括的《夢溪筆談》曾說：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
……
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在運城鹽池的南邊有蚩尤村，又名池牛村，後改名為從善村，在村的中條山腳下，還有蚩尤冢。在山西的儺戲中還儲存著一個傳統曲目《軒轅戰蚩尤》。這一切都是那場大戰給當地的人留下的記憶遺存。爭奪渝東鹽泉。
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是巴人的基本獨佔時期。商朝中期已經立國的巴國此時更加強盛，考古證據表明，代表巴文化前身的香爐石文化在商末時開始西進，渝東西區此時已經被巴文化佔領。此時奉節、忠縣、萬州等地的泉鹽生產發展起來，商朝末期殷墟一期時，香爐石文化突然從鄂西地區消失，我們有理由相信，此時巴人或是主動或是被動的放棄了對鄂西鹽陽地區的佔領而把戰略重點指向渝東地區。
代表典型巴文化的尖底陶杯、花邊陶釜等器型開始在渝東地區流行起來，其開始流行的時間也大體與香爐石文化西進的時間相當。
春秋中期到公元前
316
年，此階段是巴楚對渝東、黑今中鹽泉的爭奪的時期。春秋早、中期時，巫山雙堰塘遺址和奉節新鋪都是比較典型的巴文化區，楚文化的遺留在此區並不明顯。
春秋中期以後，巫山跳石和藍家寨遺址成為典型的楚文化分佈區，也就在此時奉節雲陽之間成為了巴楚兩國的交界地帶。戰國中期以後，楚國則基本佔領了雲陽以東的渝東地區。並在今巫溪、巫山、奉節、雲陽一帶設定巫郡。據《戰國策 楚策》記載，蘇秦在說楚威王時說：楚地西有黔中，巫郡。
趙國末期，據云陽李家壩遺址的發掘情況看，楚在此時己經完成了對此地的佔領。《史記 秦本紀》說：（秦）孝公元年，楚自有漢中，南有巴黔中，也就是在公元前年以前，楚國佔領了巴國的南部地區，即中地區。據《史記 秦本紀》載，秦（惠王）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也就在此時，司馬錯將巴國一同滅掉了。
公元前316到公元前277年，是秦楚對渝東、黔中鹽泉的爭奪階段。
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秦將司馬錯自巴涪水取楚商於之地為中郡，楚國反攻奪回了黔中之地。公元前
308
年戰端又起，《新序善謀上》說：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
……
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中郡，此後楚國又成功反攻。
《史記 秦本紀》秦昭襄王三十年曰：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史記 楚史家》也說楚頃襄王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齡中郡。至此，公元前年，楚國完成了對巫郡、黔中地區的佔領，此時，秦國己經佔領楚都郢，鄂西之地已經不保，秦國也就完全佔領了鄂西鹽陽，整個西南地區的泉鹽生產己都在秦國的控制之下了。
綜上所述，
巴人、楚人、秦人之所以如此熱衷於對該地區的爭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該地從商末開始就具有相當強的泉鹽生產能力。
這些勢力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積極參加對渝東鹽泉的軍事爭奪，這其間爆發的戰爭不勝列舉。食鹽與戰爭的關係在這裡得到了極好的詮釋。
鹽也不愧為立國之本，難怪朝廷要嚴格控鹽並進行專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