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學研究中，比較史學是其重要的一個分支，它透過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現象的分析深化歷史認識、增強歷史自信。在我國古代史中，評價一位帝王的功過業績，除了看

對內

的治理能力之外，對外開疆拓土的魄力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點。

同樣是征戰四方，漢武帝時期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導致國庫資金入不敷出，但是唐太宗時期卻能保證收支相抵甚至利用開疆擴土的優勢增加經濟來源，這是為何呢？

首先，從時代背景來講，漢朝和唐朝有著質的不同。古語謂之“創業易守成難”，這在漢武帝和唐太宗所處時代背景就有所體現。

漢武帝劉徹是西漢的第七位皇帝，在上位之前，漢文帝和漢景帝主推的文景之治已經將西漢的經濟發展推到了一個新高度，為漢武帝的征戰匈奴做好了物質上的萬全準備，漢武帝時期的要求是守成而非開國，況且他初登基之時身後還有竇太后的籠罩。

而唐太宗李世民年幼時便跟隨父親李淵四處征戰，是個名副其實的“馬上皇帝”，唐朝的大半江山都是他打下的，所以李世民是個開國之君，對開疆拓土一事有勇有謀，居廟堂之高也能遊刃有餘地處理政務瑣事，實在是個值得敬佩的全能型皇帝。李世民在位期間，大力推行“貞觀之治”，極大地促進了唐朝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穩定，為後世百年基業奠定基礎。

其次，他們面對的對手也千差萬別。漢武帝時期面對的對手是正處於強盛繁榮時期的匈奴，匈奴內部有著成熟的架構和軍事部署，和漢王朝一樣是個成熟的國家，面對外敵侵略時必然一致對外，這導致漢武帝的開疆拓土計劃只能強攻，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所以在對戰過程中自然需要財政支援和物資供應，漢武帝不惜耗費國庫三分之一的財產也要取勝，何況像這樣大規模、長時間的戰役還不止一次。雖然最後的結局是平定匈奴，但國庫物資的縮減可想而知。

而唐太宗李世民面對的對手是一盤散沙的東突厥和西突厥，突厥內部有二主，兩派之間誰也不服誰，不用李世民出馬內部就已紛爭不斷。加上突厥的勢力分散，整體實力遠不如強盛的唐朝，所以逐個擊破攻城略地相比漢武帝就簡單許多，也不需要太多的國家財政支援。

甚至唐太宗只要巧設疑兵之計，便可分化東西突厥勢力，為突厥內部的矛盾衝突添油加醋以保唐朝的安全穩定，渭水之盟便是很好的一個例子。所以唐太宗才能做到征戰四方，國庫存餘不降反升的大好局面。

最後，國家的興衰必然離不開領導者的科學謀斷和英明決策。皇帝的個人能力和性格特點決定了他的處事方式，在面對攻下的城池該如何處置這個問題上，漢武帝和唐太宗的處理方式截然不同。漢武帝對新收歸的河西走廊地帶，選擇了將其變為自己的領地。

如何實施呢？他下令中原地區的部分民眾移民向北，在當地設立歸中央管轄的郡縣並發展經濟，這看似很不錯實則是濫用民力的表現。大規模的遷徙不僅會造成小部分老弱病殘的流逝，而且南北氣候差異大，不適應的中原人民也可能出現逃亡景象，導致漢武帝后期時勞動人口直接減半，加上發展西北地區的經濟需要中央扶持，國庫的開銷自然越來越大，到後期已經入不敷出了。

唐太宗面對攻下的城池處理方式就極為溫和。他選擇任用當地人為行政長官，設定都督府，從中央派人過去管理，被收歸地區一直受中央的管轄。在對新地盤的開發問題上，唐太宗李世民並沒有太過上心。所以，地方的財政收入交了稅，國庫依舊一如往常般豐厚，甚至在統治期間越打越富。

總而言之，由於差異巨大，兩位皇帝在對外征戰這件事上根本沒有可比性，不管是漢武帝還是唐太宗都是封建社會數得上名號的優秀領導者。我們應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去審視這段歷史，深化其認識併科學地進行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