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在工部尚書
賈魯
的指揮下，朝廷發動十五萬百姓與兩萬士兵共同開鑿出二百八十餘里河道，試圖改變黃河南流的趨勢，將其導回故道。這項繁重的工程僅耗時半年就完成了。元順帝立即派貴臣前去祭祀河伯，並招賈魯回京。為了歌頌功德，賈魯獻上了一幅《河平圖》，而翰林院的
歐陽玄
也大筆一揮，寫出了《河平碑》及《至正河防記》，盛讚朝廷的恩典與賈魯的功績——歐陽玄寫道：
“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闢害。”
正當朝廷歡慶治河勝利的時候，民間的態度卻大相徑庭，老百姓絲毫不體諒朝廷的難處——據《草木子》的記載，那時候流傳一首無名氏寫得諷刺詩，詩云：“
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
”就在開工修河的第二個月，有人在黃陵岡撬出了一尊獨眼石像，應了當時的童謠——“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於是，劉福通與韓山童於五月在潁州起兵，李二、彭大和趙君用在八月攻破徐州，徐壽輝則在兩個月後建國
天
完、自稱皇帝，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正式爆發，大元帝國走向滅亡。
賈魯治理黃河成為元末農民起義的導火索
官方的爭論：到底該不該治理黃河？
黃河氾濫在漢朝時已是重大的民生問題，那時漢武帝號令萬人修築河道，堵塞決口，導引黃河北流，恢復《禹貢》所記載的故道。到了宋朝時期，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黃河屢次改道，河道逐漸南移，不可逆轉。《宋史》雲：“
一時奸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
。”這說明，奸臣們即使自負到敢與大自然對抗，但仍無法改變河道南移的趨勢，最終“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
到了元朝之時，河身日益高漲，導致淮泗之水被注滿，因而經常發生洪災。據顧炎武《日知錄》記載，元朝時候朝政腐敗，朝廷把黃河氾濫視為常態，而“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誰都想利用治河的機會來撈取政治資本，一旦堵住決口便可宣佈勝利，待到他年再次決堤時，自己早已經升官調往別處了。
元順帝繼位後，賈魯作為“司水之臣”，於至正九年巡遊河道，考察地形，向朝廷提出兩條修河的對策：第一條比較省錢省力，那就是加固北岸的河堤；第二條則較為大膽，想要採用疏塞並舉的做法，與大自然戰鬥，使黃河恢復故道，但“其工數倍”，結果朝廷都沒有采納。
黃河屢次改道，導致水災氾濫
至正九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漲，東注沛縣，引發水災。那時的右丞相
脫脫
“慨然有志於事功”，他毛遂自薦，向元順帝請求讓自己來負責治理黃河之事，得到了嘉賞；脫脫便召叢集臣商議對策，賈魯又重申了之前的第二條建議，聲稱“
役不大興，害不能已
”，想要在短期內畢其功於一役，一勞永逸地解決黃河氾濫的問題。於是，脫脫說：“此事非子不可”！他向群臣發出佈告，說：
“皇帝方憂下民，為大臣者，職當分憂。”
要求群臣統一治河的意見，但反對派還是很多，於是脫脫命工部尚書
成遵
與大司農
禿魯
前去實地考察。二人沿著黃河行走數千裡，測量河岸之深淺，並“博採輿論”，回來後宣佈“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並且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來警告說：
“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
脫脫聽後大怒，罵道：“
汝謂民將反耶！
”有人勸告成遵說：“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然而成遵還是本著良心說：“腕可斷，議不可易”，於是脫脫便將其貶官離京，讓賈魯繼任工部尚書，治理河道。
脫脫獨斷專行，定下決策
民間輿論：對於治理黃河的態度
在廟堂之上，脫脫把治理黃河說成上為君父分憂、下為黎民造福的偉大工程；但在民間，老百姓的看法卻完全不一樣，這表現的就是一種官民之間的隔閡。
元朝人
陶宗儀
在《南村輟耕錄》中摘錄當時一首“自京師至淮南，人人能道之”的《醉太平·小令》，體現了當時民間的態度：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得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發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
《輟耕錄》又寫道：“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決河故道，
民不聊生
”。在朝廷看來，明明是黎民需要感恩的偉大壯舉，結果在民間看來卻是折騰得民不聊生的苛政工程。
權衡在《庚申外史》中則揭露出
治理黃河的初衷根本就不是為了民生，而是高層政治鬥爭的產物
：脫脫再度拜相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他需要迅速取得政績，而賈魯也“素有進取志”，所以二人一拍即合，並且能夠力排眾議，堅持要使黃河恢復故道，從而才釀成了大禍。在當時還有一個叫龔伯遂的小人，他向脫脫獻計說：“
丞相大興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攝伏眾情。
”於是脫脫利用治理黃河的機會，興起大獄、謀害政敵，又藉機
沙
汰吏胥，暴力改革，才導致天下大亂。而脫脫之所以要大興土木，追求政績，又是迫於元順帝的壓力。順帝自繼位以來，受制於權臣，雖然最終都能把他們扳倒並誅殺，但對宰相依然存有猜忌心理。脫脫在第二次官拜宰相之後，為了治理好國家，讓順帝知道自己不可或缺，所以才急功近利，採用賈魯的冒進方略，興師動眾來治理黃河。
葉子奇的《草木子》則記載了當時的民間困境，他先是說：“
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功於世
”，便勸脫脫開河北水田，募民耕種，結果因山洪漂沒，幾壞都城；之後又建議脫脫製作新鈔，結果導致物價
騰
貴；幾次折騰之後，急功近利的脫脫與賈魯仍不知收手，又繼續大興土木，治理黃河。當時朝廷修河道，所費億萬計，府庫一空，而大部分工程款都被官吏剋扣，百姓不僅荒廢了農業，而且還拿不到修河的工資，盡皆憤恨。韓山童等便趁機宣傳造勢，蠱惑人心，“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於是治理黃河最終成為了農民起義爆發的導火索。
最終，脫脫遭到貶謫，賈魯也在征討濠州的途中猝死於
馬上
，元朝之滅亡，不可補救。
紅巾軍起義
為什麼治理黃河反而加速元朝的滅亡？
《元史》在評價治理黃河之事時，曾為賈魯辯護，反駁“議者”們的說法，認為元朝滅亡是積弊已久的結果，皆因上下因循、紀綱廢弛以及風俗偷薄，並非一朝一夕之故。這樣說當然是正確的，但屬於正確的廢話，沒有說清楚治理黃河對於歷史走向的影響。
元朝本是胡虜入居中國，即使元世祖在討伐南宋的檄文中藉口“天開一統之期”，把宋人汙衊為叛離分子，並征服了南方。但元朝的四等人制度始終造成南北官民之間的隔閡，正如《元史紀事本末》所說，元朝“催抑漢人不得為正官……華夷之情不相流
浹，卒虐用其民以底於亂
”，而大興土木，無視民間疾苦，發民丁數十萬來治理黃河正式這種統治邏輯的體現。
在元朝內部屢次陷入變亂之後，脫脫等人不知道，當務之急是震之以清淨，使百姓能夠恢復正常生產與生活。相比於饑荒來說，黃河水災反而是小害了。然而脫脫等人卻不顧官民隔閡、民不聊生的衰世現實，想要像盛世時期那樣建立起偉大工程，將二十萬貧苦農民召集起來開鑿黃河水道，最終激起了民變。
當起義爆發後，脫脫與大臣議軍國事，“每回避漢人、南人”，甚至還出榜宣佈：“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進一步激化矛盾。而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朝廷輕視百姓、官民隔閡所造成的荒謬統治邏輯。多爾濟巴怒斥脫脫說：“今倡亂者止數人，顧乃盡坐中華之民為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可謂一語中的。
素來藐視漢人百姓、將百姓視為綿羊的元順帝與脫脫們是不可能真正為了民生而治理黃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