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中國古代社會發生了急劇變革。傳統的

“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格局逐漸被平民官僚政治所取替。到了西漢初年，隨著專制皇權的加強、新興士大夫階層的崛起以及軍功地主階層自身的侷限性，西漢初期所形成的“布衣將相”之政治格局在武帝之後逐漸被以儒家士大夫階層為核心的官僚政治取代。

至此，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階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階層作為這一時期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在中國古代社會由貴族政治向平民官僚政治的轉變過程中起到了過渡的作用。

一、漢初軍功地主階層形成的原因

西漢初期軍功地主階層的形成與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轉型這一大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秦漢之際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分不開的。

首先，春秋、戰國以來特別是戰國後期及秦代所形成的軍功傳統為西漢初期軍功地主階層的形成提供了歷史條件。春秋、戰國之際是我國古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傳統的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正逐步解體，而新的官僚政治還處在初創階段。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平民階層透過軍功或事功登上了政治舞臺。根據朱紹侯先生的考證，軍功爵制最早出現於春秋時期的齊

國

。到了戰國時期，各國為了兼併戰爭的需要，紛紛進行變法實行軍功爵制。

軍功爵製成為新興地主階級消滅奴隸主貴族宗法世襲制的有力武器，且這一制度在各國變法過程中無一例外均被確立下來。在各國改革中，變法最為徹底、軍功爵制度最為完善的是秦國。秦國商執變法所確立之軍功爵制使得秦國在戰國時期的兼併戰爭中最終脫穎而出，完成了統一中國的歷史任務。

統一之後，商鞅變法改革所確立的軍功爵制繼續得以發展，這就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二十等爵制正是由於軍功爵制的長期實行，形成了

“以軍功定尊位”的軍功傳統，且這一傳統由於歷史的慣性作用，在漢初被保留下來。

其次，秦末漢初之際的反秦起義和楚漢戰爭為漢初軍功地主階層的形成提供了歷史機遇。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統一了六國，但是並不像六國人民所期望的那樣，天下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和平與安寧。

相反，統治者對六國人民採取了

“意得欲縱”的奴役政策，使得山東各國人民怨聲載道。在繁重賦役和嚴酷刑法的雙重壓迫下，陳勝、吳廣於秦二世元年秋七月在大澤鄉點燃了反秦起義的烽火。之後，反秦起義的烽火如火如荼，一發不可收拾。

秦二世三年八月，劉邦攻破武關。十月，至霸上，子嬰投降，秦王朝壽終正寢。秦王朝滅亡後，原來以

“反抗暴秦”為目標的起義轉變為以劉邦和項羽為首爭奪天下的楚漢戰爭。正是在這一現實背景之下，六國遺民或懷揣復國的希望，抑或成就一番偉業的抱負紛紛投入到歷史的洪流當中。

最後，劉邦從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至漢五年即皇帝位後一直推行軍功爵制，這為西漢初期軍功地主階層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劉邦在起兵之初便釆用了楚之軍功爵制。

到了劉邦至關中就國之時，這一時期劉邦幵始實行秦的二十等爵制，以至於在這一時期出現了秦軍功爵制與楚軍功爵制共存的局面。

總體而言，從劉邦沛縣起兵反秦到其定陶即皇帝位這一期間始終貫徹了軍功爵制。儘管劉邦推行的軍功爵制既有楚之軍功爵制又有秦二十等爵制，爵制制度較為混亂，但是正是由於劉邦出於戰爭的需要對軍功爵制的持續貫徹，奠定了漢初軍功地主階層形成的基礎。

二、軍功地主階層的社會來源

在秦漢之際這一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社會各階層紛紛投入到社會的變革中。他們有的是因為無法忍受秦的殘酷的統治而被迫加入到反秦的洪流中，有的則是懷揣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有的則是為了

“復國”並找回昔日的榮耀等等。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投身社會變革的社會各階層大都來自社會的底層，其來源較為廣泛。大致包括以下幾種途徑：

自耕農。

自耕農既是當時社會中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是西漢初期軍功地主階層的主要來源。我們知道秦漢之際實行普遍兵役制，凡是達到法定年齡者都必須服兵役，即史書上常說的

“傅籍”。劉邦進入關中之後，就迅速掌握了秦王朝的府庫檔案，其中就包含民眾的戶籍，這為劉邦大規模的徵兵維持戰爭提供了依據。

這些從軍的自耕農在楚漢戰爭結束後基本上都按照漢五年詔令的規定被賜予了五大夫的爵位，進而得到與爵位相應的田宅，最終轉化為軍功地主。由此可知，自耕農透過軍功在漢五年之後轉化為軍功地主者不在少數。

商人。

秦漢之際也有一定數量的商人透過獲得軍功進而轉化為軍功地主者。比如周勃，秦二世元年，以中涓追隨劉邦從起於沛縣，漢六年被封為絳侯；睢陽人灌嬰曾以販繒為生，後以中涓追隨劉邦從起於碭郡，高祖六年被封為潁陰侯。諸如此類的人員還有樊噲等。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商人階層當為漢初軍功地主階層的重要來源之一。

六國貴族後裔。

六國貴族後裔作為秦末反秦起義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是西漢初期軍功地主階層的又一來源。陳勝、吳廣首舉義旗後，六國貴族、宗室後裔趁機東山再起，他們懷端國仇家恨紛紛投入到反秦鬥爭中。

公元前

206

年，秦王朝滅亡，戰爭由原來的反秦起義轉為楚漢爭奪天下的戰爭，在這一過程中原六國貴族後裔先後投入劉邦的麾下。楚漢戰爭結束後，六國貴族後裔大多轉化為漢初的軍功地主。比如張良、韓王信（這裡不是指韓信）等。

秦之官吏。

秦之官吏

——漢初軍功地主階層之又一重要來源。從史書記載的情況來看，轉化為漢初軍功地主階層的秦之官吏大多為下層吏卒。比如曹參、蕭何等。整體來看，雖然轉化為漢初軍功地主的秦之官吏數量相對較少（不包括那些在戰爭中由秦之官吏直接轉為漢之官吏者），但是這部分人在漢初政治制度的建立過程中卻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

盜賊、刑徒。

我們知道秦王朝的統治者全面實行法治，

“事皆決於法”，把法律看成是治理國家的唯一有效手段，這樣就使得勞動人民動輒以刑，靜輒以律。此外，秦朝統治者大興土木，賦役繁奇，給勞動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和災難。

正是在這一情況下，大批民眾為了逃避賦役，轉而滄為盜匪。在秦末起義過程中這些人紛紛加入到反秦的隊伍當中，漢王朝建立後，進而轉化為漢初的軍功地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祖劉邦。曾入芒碭山為盜匪。

除此之外，秦末之際遊離於國家管控之外的遊士、任俠、豪傑，他們在這一特殊時期要麼以軍功，要麼以事功紛紛轉變為軍功地主。由遊士身份轉變為軍功地主者有叔孫通、陳平等。由任俠轉變為軍功地主者有季布、田叔等。由豪傑轉變為軍功地主的最顯著代表則是王陵。整體來看，這些豪傑、任俠之士或以軍功，或以事功，最終轉化為軍功地主則是毫無疑問的。

綜上所述，轉化為漢初軍功地主者整體而言大多屬於社會底層之平民，這一現象充分說明秦漢之際軍功傳統下社會各階層的流動和變遷。

三、軍功地主階層的形成

秦末起義和楚漢戰爭造就了大批來源於平民階層並且擁有軍功的軍功士人的出現，加上劉邦在即皇帝位之後繼續推行軍功爵制，且按照軍功大小分配政治、經濟利益，客觀上使得大批的軍功士人轉變成為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

公元前

202

年冬十二月，西楚霸王項羽在烏江自，楚漢戰爭結束。隨著戰爭的結束，產生了一大批擁有軍功的軍功士人。同年春正月劉邦在眾諸侯王的極力推舉下於定陶即皇帝位。劉邦之所以被推舉為皇帝主要是因為

“功多德厚”。

西漢帝國建立後劉邦繼續推行軍功爵制，並且以軍功大小作為衡量利益分配的標準。與劉邦同起沛縣的蕭何、曹參等故舊也被封為列侯。其他的軍功士人根據功勞的大小也獲得了不同的爵位。終高祖之世共分封了位列侯。

除了賜予上層軍功士人相應的爵位，中下層的軍功士人也獲得了相應的爵位。不僅如此，稱帝之後的劉邦在保證軍功士人獲得相應爵位的同時，一定範圍內還給予他們一定的優待。

例如漢五年詔令中對此就有明確的規定，凡是符合無犯罪記錄、無爵位以及爵位不滿第五級大夫條件者，均能獲得五大夫的爵位。爵位在五大夫以上七大夫以下者則自動晉升一級。七大夫則享有食邑的特權。至此，由於漢五年詔令的釋出，形成了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