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與竹簡的世界》

刀劍與筆鋒的碰撞，文人與帝王的較量。

秦始皇稱霸青銅帝國，司馬遷書寫《史記》敘事，

誰才是那個定義世界的征服者？

內容簡介：

“青銅世界”與“竹簡世界”是侯格睿獨創的專門名詞，也可以說是文學形象的比擬術語。這兩個術語是對中國歷史模型文、武兩個層面的摹寫。侯格睿在書中為我們呈現了一副司馬遷與秦始皇爭奪世界的畫面。在這場比賽中，秦始皇憑藉強制和暴力，而司馬遷以道德重建作為管理國家和人類社會的基礎，藉助《史記》贏得了比賽。他們爭奪的焦點是“定義世界”。司馬遷將秦始皇拉回了他試圖否定的歷史序列中，接受歷史的評價；他透過全面記載漢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貶的敘事手法，將漢武帝置於秦始皇評價體系之下，完成了竹簡世界體系的構建。司馬遷透過《史記》構建了一個開放的微觀模型，並讓模型獲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秦王朝的崩潰與帝制的結束，表明“青銅世界”只是一個歷史階段。秦始皇想把他的創造傳之萬世，只是一個幻想。司馬遷創造的“竹簡世界”，還將伴隨時間的流逝與歷史推演無限延伸，是真正的傳之萬世。

作者簡介：

侯格睿（Grant Hardy），北卡羅萊納大學阿什維爾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1961年3月7日出生。1984年獲得楊百翰大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得耶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研究範圍為中國歷史、中國歷史文獻。

侯格睿：《史記》展現了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

《青銅與竹簡的世界》是一本關於《史記》的書。《史記》寫於公元前100年前後，作者是漢武帝朝的太史令司馬遷。把《史記》稱為一本書，但實際上它與你現在所能看到的任何一本書沒有任何相似之處。首先，《史記》是用毛筆和墨汁寫在數以千計的竹片上的，這些竹片被用三到四根絲繩串在一起，然後像遮陽的百葉窗一樣捲起來，有130卷。一個人要把最原始狀態的整部《史記》握在手裡是不可能的，你需要一輛手推車才能裝得下。

就影響而言，本書與《史記》不可相提並論，雖然我和所有作者一樣，對自己的書寄予厚望。司馬遷的《史記》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經典文字，他寫了一部全世界的歷史（對他來說，世界就是中國及其鄰國），描述了從最早的傳說時代到他自己生活的時代的整個世界，並定義了何謂中國。《史記》在中國歷史和史學上有著重要地位，而在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研究領域，《史記》的地位也不容小覷。由於物理形態的限制，《史記》最初只在很小的範圍內流傳。幾個世紀之後，《史記》逐漸廣為人知，並最終成為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中國傳統史學的基礎。中國的每個朝代都為它的前朝修史，以證明本朝的正統，《史記》是正史的典範，是中國曆代正史中的第一部。到目前為止，中國共有二十六部正史，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六史，近十萬頁，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最重要的史料。

我的書遵循大家熟知的模式：我提出了對過去所發生的事情的看法，提出了合理的觀點，引用了有針對性的論據，並仔細地註明了我所借鑑的其他學者的觀點。如果一切正常，讀者會認為我的觀點是正確的，或者至少貌似可信。這是自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以來歷史學家的基本任務，儘管我的著作在分析、論證和文獻運用方式上（更不用說才華和雄辯），與希臘古典史學存在差距，但顯而易見的是，我繼承了希臘古典史學的傳統。

西方世界的讀者翻開《史記》就會發現，他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史記》由五部分組成：本紀（記載帝王事蹟）、年表、書（關於音樂、曆法、天文和經濟的專題論著）、世家（記載封建貴族事蹟）和列傳。在《史記》中，一個歷史事件或某個人物的資訊，可能分散於不同的幾個部分中，不止一次被提及，敘述的角度也會有所不同。

《史記》幾乎是一本作者遁形的書。顯然，司馬遷在文字的形成過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故意在《史記》中弱化他的貢獻，經常將史料轉述或直接抄錄到他的書中，很少評論和解釋。即便是漢代人物的傳記——這些最有可能就是司馬遷自己創作的，也不帶個人色彩，只泛泛而論，敘述中很少有第一人稱。雖然大多數篇章的結尾都有至少一段的個人評論，稱作“太史公曰”，這些評論十分簡短、無規律可循，大多是直接引用別人的評價而已。此外，這些個人評論的作者是誰也模稜兩可，因為著名的“太史公”可以指司馬遷，也可以是他的父親司馬談。司馬談在《史記》的創作中也扮演了一些模糊的角色。《史記》的最後一章貌似是司馬遷的自傳，但他用大量篇幅描述父親和董仲舒對他的教導，而沒有他自己生活中的細節。整部《史記》，司馬遷拒絕用自己的聲音和基於自己的判斷去重建古史，對西方的讀者而言，這是一個嚴重的缺失。

儘管如此，司馬遷還是創作了一部史書。《史記》是一部古代主題的史書，司馬遷按照年代順序編排史料，用完善的體例呈現歷史事件的全貌，他的評論則體現了他處理史料的嫻熟技巧。從司馬遷的評論中也可看出，他重視史料的精確性，《史記》中錯綜複雜的年表安排尤其反映了這一點。再者，書中對軍事和政治事件的關注，以及對歷史上個體行為和決策的關注，對於習慣了西方歷史著作模式的讀者而言，還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西方漢學家熱衷於探討和強調《史記》與他們自己史學傳統的相似性，特別注意司馬遷在他的簡短評論中所描繪的批評方法論，並將司馬遷不帶個人色彩的引用描述為“客觀”。如果人們把它作為文獻來源進行挖掘，以這種方式解讀《史記》是可以的，但《史記》的基本結構是奇怪和混亂的。按照西方關於歷史的概念，《史記》並不能輕易地對號入座；要想用西方的術語來建立它的可信度，似乎顯得扞格難通。說到底，司馬遷的《史記》建立在與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歷史概念和歷史觀基礎之上。

在西方，歷史是修辭學的一種形式。古希臘歷史學家透過記載過去的事情，試圖讓人從中得到教誨、道德昇華、激勵、榮譽感，但是如果這些記載想成為歷史，那麼作者必須讓讀者相信他的記載是準確的、他的論斷值得信賴。由荷馬到希羅多德，一個顯著的特徵是，希羅多德意識到了聽眾充滿質疑。隨著歷史寫作的日臻成熟，歷史學家從法律和神學，並最終從自然科學中借鑑了論證技巧，但基本的策略沒有改變。歷史學家一直努力試圖讓讀者相信，他們關於過去的事情的重構是真實發生過的。儘管歷史學家已經放棄探尋絕對真實，但是他們的敘述仍然要按照嚴格的論證和史料標準建立起來的合理論據進行檢驗。我們可以承認自己的偏見，承認自己研究方法的侷限；我們可以嘗試去解釋，並且承認或許有更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我們一般都相信，透過合理的推論，我們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相反，在《史記》中，歷史學家奇怪地缺席了。司馬遷沒有太多的考證，或根據他自己的觀點去敘述。眾所周知，讀者想從《史記》中獲取司馬遷的觀點是非常困難的。《史記》的目的不是宣告歷史真相，而是引導讀者理解歷史。司馬遷並不期望他的《史記》是歷史的最終定本，他的寫作風格強調的重點也不是他在認真篩查史料和比較差異方面的努力。事實上，他那些往往不確定的、矛盾的評論，相對於他真正的創作目的而言，是次要的。《史記》展現了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這種解釋體系能讓我們以一種不那麼嚴格的推理的方法，與過去的世界建立更直接的聯絡。相比提供一種歷史學家關於歷史的更具說服力的敘述，司馬遷努力將歷史直接在我們面前開啟，或者是將歷史對我們有用的部分高度概括出來。《史記》不是一本普通的書，當你把它抱起來時（即使以現代的裝幀形式，它通常都是好幾冊），你拿的是一個微縮世界。

《史記》中的所有體例都是按某種目的設計出來的，如果說《史記》是一種有用的世界模式，那麼有人就會問：“有什麼用？”《史記》中的一些記載，我們並不陌生：它歌頌令人欽佩的英雄，樹立典範，進行道德說教，但最重要的是，司馬遷並不是直接完成這一切。司馬遷不喜歡直接提供結論和引用相關論據材料，他更願意讓讀者自己成為歷史學家。當然，西方偉大的史學家也總是避免公然的道德說教，但《史記》將這種對道德說教的迴避發揮到了極致，按照西方史學家的標準，《史記》是一部未完成或證據不充分的作品。司馬遷似乎故意放棄了對敘述的控制，這反而使他的敘述看起來更加可信。司馬遷並未嘗試過多地影響讀者，他試圖使讀者相信，他們是從歷史本身而不是從那些公認的歷史學家那裡獲取知識的。這顯然是一種被刻意文飾過的立場，因為《史記》中的史料是被精心篩選和細緻編排過的。但是我們也要提防被帶入傳統的西方閱讀歷史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只有客觀和主觀的區別，而《史記》別有用意。

司馬遷的歷史具有一種神奇的魔力，他用寫實的筆法記錄超越普通因果關係的具體話語和行動，旨在以這樣的記錄影響世界。《史記》就是用這樣具有表演感和儀式感的語言呈現這個世界的。透過《史記》中的命名、歸類和排序，司馬遷給予宇宙本身一種特定的結構。毫無疑問，司馬遷並不同意這樣一種自我肯定的敘述，他在《史記》中並未打算展示他的獨創性和才華。司馬遷也不明白西方關於自然和超自然之間的區別。相反，他試圖匹配相似的人或事，以一種完全自然的方式（即運用他的文字魔力）去歸類。他的編排揭示了宇宙固有的模式，並以這樣的一種方式鞏固了自然秩序。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由此內在地、神奇地聯絡在一起。

為混沌世界帶來秩序是一種微妙的操作，司馬遷想發現世界秩序而不是創造世界秩序。司馬遷追求的不是準確性，事實上也無法足夠準確。在司馬遷看來，理想的編年史作家，不是客觀記錄每一個歷史事件的人，而是一位能穿透事件表面發現它們所體現的道德真理的聖人。為了超越單純的準確性，聖人依賴於對歷史人物的直觀理解，他們遵循客觀世界道德準則，讓他們在資料稀少的情況下，能判別哪些人合乎道德準則，哪些人背離了道德準則。對普通人來說，這種直觀的關聯能力可以透過註解去學習瞭解。我們研究歷史——批判性地評估史料和我們對待歷史的反應——是為了改變，非常期望隨著我們的學習，我們的判斷力會變得更清晰、更符合自然秩序。

我們不僅被歷史改變，而且有能力改變歷史，因為歷史從未真正結束。當歷史學家把有價值的人從默默無聞或不應有的聲名中解救出來時，他們便在這些人的生活故事中又增添了一章。這不僅僅是令人愉快的轉變：歷史學家通過歷史評論，在他們尋求揭示的道德世界的順利運轉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榜樣影響著模仿者，歷史學家參與了他們自己的歷史，最後，沒有什麼是孤立的。

司馬遷神奇的歷史體系，以宇宙學為基礎，假定了一種自然的道德秩序、相互關聯和理想的聖人評判，這些都透過命名和分類來實現。在這一點上，把《史記》放在漢代儒學語境下並不困難，特別是《史記》與《春秋》傳統緊密相關。《春秋》這部小書，記載了公元前772年到公元前481年魯國的歷史，過去一般認為其作者是孔子，它由一些乾巴巴編年記載的關於魯國國君死亡日期、正式出訪、戰爭、婚姻和各種徵兆的內容組成。儘管如此，它與孔子的聯絡，仍然吸引著東周和漢代的學者們在其編排和措辭的細微差別中尋求微言大義。到司馬遷時代，《春秋》被看作是一個神奇的文字，包含了歷史變化的原則和道德行為的模式。司馬遷把他的著作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是他和他父親在漢朝宮廷的職務，後來他的《太史公書》被人們稱為《史記》。但是，它其實應該被稱作《司馬遷的春秋》。如同《春秋》——至少是漢代的儒家所理解的，《史記》是一部書，但又不僅僅是一部書；它是一部歷史，又不僅僅是一部歷史。

《史記》描繪了世界，也展示了一種閱讀世界的方法，並透過形式上反映宇宙自身秩序的方式來理解它。本書中，我試圖探索《史記》構建世界的方式，同時，我會仔細研究《史記》自身的體例。每個文字的體例都對應一定的閱讀策略，而《史記》不是一部簡單易懂的史書。事實上，它好像故弄玄虛讓你不容易讀懂。

我著重關注《史記》的兩個方面。在每一個方面，用一章確定一個解釋原則，並在接下來的兩章加以說明。在分析了中國文化中歷史思維的特殊影響及司馬遷致力於研究歷史的原因之後，從第二章到第五章，我把《史記》看作一個微觀世界，並演示瞭如何閱讀它。在第二章，我對《史記》的體例進行了全面的描述，並對其含義進行了史學分析。在第三章，我又給出兩個詳細的例子，說明《史記》的各個部分是如何一起運作的，以呈現整個世界的複雜性。第四章提供了更多閱讀微觀世界的例子，並分析了一個廣泛的敘事群——關於項羽與高祖之間衝突（以漢代的建立而結束）的二十多卷。

第五章到第七章，將《史記》看作一個儒家歷史研究和聖賢評判的典範。我回顧了從孔子以來（特別是體現在《春秋》中的）儒家歷史傳統，指出了司馬遷解決矛盾衝突的辦法。我也注意到司馬遷如何執行孔子對“正名”的要求。在接下來兩章中提供的案例，展示了司馬遷如何賦予史料意義。第六章是閱讀《孔子世家》，第七章是關於司馬遷對秦始皇記載的解讀，秦始皇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反面典型，也是司馬遷構建世界體系的競爭對手。

在最後一章，我探討了司馬遷史學的幾個主要問題，包括個人與時代的關係、傳統的道德觀以及他的認知觀。事實表明，《史記》看似客觀，其實是司馬遷對歷史投入了個人情感的產物。

我試圖弄清楚《史記》中許多同樣困擾我的前輩的矛盾之處，所以有些重疊是可以預料的。我從這些早期的著作中受益匪淺，我向讀者推薦這些著作，如文字批評和儒家經典，讀者可以從中找到一些常規問題的充分解答。然而，在許多方面，我的研究是對之前這些關於《史記》研究觀念的挑戰。在本書中，我建議將《史記》看作一個微觀世界。雖然這種方法並不能解決闡釋這一令人費解的古代歷史的所有困難——事實上，我不懈堅持我終於（在兩千年之後）找到了這部書的關鍵——但我相信，我對《史記》的閱讀，突出並強調了一些以前被忽視的文字特徵。在這個離司馬遷已經很久遠的時代，我們無法提供關於司馬遷意圖的確鑿證據，但如果我對他富有想象力的著作的重建被認為是可信和有用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和司馬遷不同，我的意圖是很容易確認的，我希望能對司馬遷構建的非凡歷史和使之成為可能的知識環境進行一次全新的、引人深思的審視。

　(本文為《青銅與竹簡的世界》一書序言的一部分，由商務印書館授權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