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中書舍人的宿直和管理，
中書舍人的宿直制度。
宿直是指官員在規定的機構值班，以備皇帝臨時詔對、處理事務的一種制度。由於不同官員的具體職責與執掌不同，因此，對於大多數官員而言，宿直制度具有臨時性和不確定性，皇帝在需要之時隨時召其入宮宿直。
而對於中書舍人而言，皇帝閱覽奏章時，可能會隨時需要中書舍人備問詔對或者草擬製敕。因此，相對於其他官員，中書舍人的宿直是由於其工作性質而產生的制度化的一種工作制度。
中書舍人的宿直制度自唐以來即有，唐代中書舍人的宿直地點是中書省，至五代十國時期，其宿直地點發生了變化。就五代而言，後梁因循唐制，中書舍人的宿直地點為中書省，後晉時期，晉高祖天福五年（940年）廢除翰林學士之後，中書舍人的宿直地點一分為二，白晝宿直於中書省，夜晚宿直於學士院。
而十國又與唐五代不同，十國時期（僅以南唐為例）中書舍人的宿直地點是光政殿。其次，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在宿直時並不是總是忙於公務，也有閒暇的時候，閒暇之時甚至可以喝酒、作詩。
此外，中書舍人在宿直時可以與其他官員互相溝通或者探討政見，使政務的處理更加合理；部分中書舍人在宿直的時候可以藉機接近皇帝，參與當朝機要；同時皇帝也可以直接讓當直的中書舍人草擬詔敕，避開外廷的種種意見，更加順利地貫徹自己的治國理念，從而加強皇權。
一、五代中書舍人的宿直情況。
由於五代時期中書舍人宿直制度的相關記載僅見於後梁和後晉兩朝，且後梁後晉時期，中書舍人的宿直制度相對唐代而言變化較大，故本節只討論後梁、後晉兩朝的具體情況。
（一）後梁。
後梁因循唐制，中書舍人的宿直地點為中書省。後梁太祖因“公事難於稽遲”，遂下發詔書，令中書舍人等官於中書省宿直。
（二）後晉。
後晉時期，晉高祖於天福五年暫時廢除翰林學士，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晉高祖在廢除翰林學士之後，由中書舍人負責翰林學士的執掌，中書舍人掌內外兩制。與此同時，中書舍人的宿直地點也發生了變化。《文獻通考·職官八》學士院條載：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夜直者當內製。
根據楊果的相關研究，“內製一般由宿直於學士院的各類學士起草，”因此，在翰林學士廢除之後，中書舍人的宿直地點並非直接由中書省轉向學士院，而是晝直地點為中書省，夜直地點為學士院。
二、南唐中書舍人的宿直情況。
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宿直情況的相關記載僅見於南唐，因此以南唐為例，試對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宿直情況加以說明。
南唐時期中書舍人宿直的地點為光政殿，《十國春秋·南唐本紀》載：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詔對諮訪，率至夜分。根據該材料，南唐時中書舍人宿直的地點為光政殿。宿直的時候的任務則是“詔對諮訪”。
《續資治通鑑長編》對此記載更加詳細：唐主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與光政殿宿直，與之劇談，或至夜分乃罷。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由以上兩則材料可見，南唐時中書舍人的宿直的目的主要在於備問詔對。宿直地點為光政殿。
此外，中書舍人宿直時並非一直需要精力高度集中、隨時待詔。也有較為閒暇的時候，《全五代詩》載徐鉉詩一首：省署皆歸沐，西垣公事稀。詠詩前砌立，聽漏向申歸。遠思風醒酒，餘寒雨溼衣。春光已堪探，芝蓋共誰飛。根據這首詩可以知道，中書省休假的時候，公事較少。此時，宿直的舍人不用像平時一樣隨時待詔，可以稍微放鬆精神，甚至可以飲酒作詩。
三、宿直的意義。
首先，宿直為中書舍人與其他官員提供了更多溝通的機會。負責宿直的官員並非只有中書舍人，其他諸如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之屬都有宿直的義務，因此，在宿直時，中書舍人可以和這些官員互相交流、探討時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其次，“中書舍人可以在宿直時接近皇帝，參與朝政。”如前引張洎即為一例，張洎透過宿直時與唐主談論佛法受寵，“洎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複視事”，並且，張洎在受寵之後更是“參預機密，恩寵第一。”
此外，就加強皇權方面而言，中書舍人在宿直之時，皇帝可以利用當直舍人就地草制，“避免外廷的各種意見，實施自己的治理方略。”因此，中書舍人的宿直制度為皇帝下發制敕提供了便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加強皇帝的權力。
中書舍人的管理。
五代十國時期，有關中書舍人管理方面的記載較少，因此本節僅就中書舍人的品位和遷轉等情況進行討論。在品位方面，唐代中書舍人為正五品上，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御史大夫等清望官提出提高其品位的訴求，因此這一時期是中書舍人品位提升的過渡階段。直至宋元豐改制，中書舍人升為正四品上。
在遷轉方面，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遷入雖然較唐代稍有變化，但以六部二十四司員外郎知制誥或翰林學士遷入仍然是其主流；遷出方面，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遷出官變化較大，主要體現在中書舍人進入樞密院供職以及中書舍人重新遷入寺監，這些變化反映了新的問題。
品階官位——以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章服制度為中
心
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官階和品位，《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及《五代會要》等史籍中都沒有具體的記載，因而無從考證。但是，透過對資料的整理可以發現，在五代十國時期的相關文獻資料中，“中書舍人賜金紫”的記載甚多。所以現就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章服制度，試對這一時期中書舍人的官階和地位予以考證。
中國古代的章服制度淵源已久。服，指服飾，章指唐代官員佩戴的魚袋。唐代對於官員服飾規定非常明確，官員按照品級，著不同服色的官服，並佩戴相應的魚符。根據《唐六典》的記載，中書舍人的品階正五品上。按照唐代“五品以上服緋”、“五品以上飾以銀”的章服制度進行劃分，擔任本職的中書舍人者應當著緋服配銀魚袋。
但是根據具體的場合，中書舍人有賜金紫的情況。有唐一代，中書舍人賜金紫的共有4員，現統計如下：關於江文蔚在擔任中書舍人時被賜金紫的情況，這裡需要加以說明。
《江文蔚墓誌》中並未直接顯示江文蔚曾經擔任中書舍人，但是根據陸氏《南唐書》所載“（江文蔚）烈祖輔吳，用為宣州觀察判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江文蔚在擔任主客郎中知制誥之後，正拜中書舍人，而其墓誌則載“既受禪，遷主客郎中，知制誥如故。俄爾真拜，仍賜金紫。”
因此，墓誌資料中的“真拜”，即與陸氏《南唐書·江文蔚傳》中的“正拜中書舍人”的記載一致，而《南唐書》未載江文蔚正式遷官為中書舍人之後賜金紫的事實。
就仕宦經歷可考的吳承範、李慎儀、王延、王易簡、徐鍇、李懌、江文蔚、孫拙等八人而言，其在擔任中書舍人之前，都以本官充知制誥，然後正拜中書舍人，並賜金紫。這就說明，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賜金紫的基本條件即：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者方可獲得賜金紫的資格。
根據杜文玉的相關研究，“由於唐中後期戰事頻繁，章服不再嚴格按照官品進行授予，濫授較為嚴重。”但“唐末以來，章服濫授的主要以軍將和宦官為主，”文臣濫授章服的情況並不常見。
而且，根據前文所論，唐代中書舍人賜金紫章服的標準是為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之後方能授予，而五代十國時期的情況與唐代完全相同，從這一點來看，中書舍人賜金紫的標準是比較嚴格的，而且沒有發生變化，因此中書舍人賜金紫並不在濫授之列。而中書舍人賜金紫這一情況的增多，反映的是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品位逐漸上升的過程，
該奏疏是門蔭相關的奏請，但是本條奏疏的後半部分提及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以及贊善大夫等五品清望官，或為天子近侍，或掌彌綸之務，守冠群寮，故理應授予其封蔭的資格，且“秩品宜升”，即提高其官位品階。
因此，該奏疏可以看做是五代十國時期清望官提升官品的願望與訴求。根據《舊五代史·職官志》的記載，該奏疏的上疏時間為晉高祖天福三年，據此可知，至遲至天福三年，中書舍人等清望官就開始有提升官階的整體訴求。
按照《唐六典》的記載，中書舍人在唐代為正五品上，而《宋史·職官志》則記錄中書舍人為正四品。而由五品升至正四品期間，經歷了一個過渡的階段，即五代十國時期。
在古代中國，冠服是身份等級的象徵。自玄宗開元年間確立章服制度，按照唐代中書舍人的官品，其章服應該為緋銀，偶爾有賜金紫的情況發生，在有唐一代近300年的統治期間，中書舍人授金紫者共4員。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官品沒有具體的記載，若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章服沿襲唐制的話，應該是服緋銀者居多。然而五代十國時期短短的52年間，中書舍人授金紫者竟達11員。
結語
由於中書舍人賜金紫的條件自唐至五代十國時期完全沒有發生變化，所以唐五代時期中書舍人賜金紫並不在濫授之列。而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賜金紫這一情況說明：由於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等五品清望官的整體遷官訴求，至遲在後晉時期，中書舍人的官階品位已經開始有提升的傾向，至宋神宗元豐改制之時，已經完成，由正五品上升至正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