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經歷了貞觀之治、永徽之治、政啟開元，然後到達了開元盛世。那時的大唐，在世界上都是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經濟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達到鼎盛。然而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間，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發起一場內戰，想要奪取唐朝的統治權。就是這一場內戰，使唐朝自此由盛轉衰，並且唐朝的人口大量減少，國力銳減。由於安史之亂爆發在唐玄宗天寶年間，所以在歷史上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作“天寶之亂”。

近日，《棄長安》作者張明揚、知名媒體人朱學東和喜馬拉雅歷史頻道主編宋晨希一起，就“誰該為安史之亂來負責，唐玄宗、楊貴妃還是安祿山？”這一主題進行交流分享，帶領大家夢迴唐朝，瞭解那一段蕩氣迴腸的叛亂之爭。以下為講座內容整理。

《棄長安》，張明揚/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2022年1月版

宋晨希：

有人認為安史之亂是中國從世界性帝國到關住國門只關注自己的內在，中國人從擁有開放、包容的心態轉變成封閉狀態的開始。錢穆先生曾說過一句話，在安史之亂之前，中國屬於古代的中國，安史之亂後，中國則進入了一個近代化過程之中。當然，錢穆先生的這個觀點我們還可以討論，我們不妨請《棄長安》作者來為我們回顧一下安史之亂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過程，也請明揚老師再講一講，他在寫這段歷史的時候，發現了什麼與眾不同的、顛覆我們認知的內容。

張明揚：

這本書是講安史之亂，我們大家對安史之亂都知道那麼一點，但知道最多的，其實就是李林甫、楊國忠，還有一些臉譜化的知識，比如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安祿山是個野心勃勃處心積慮的胖子……但真實的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和程序，很多人是不甚了了的。而安史之亂對整個中國古代史來說，是一個轉折性事件。

我覺得安史之亂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很多盛世的結束，都是一個比較順暢的過程，皇帝變老了或是死了，比如乾隆老了，昏聵了，死了，康乾盛世慢慢就結束了；比如文景之治，漢景帝死了，換了一個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文景之治就結束了。中國歷史上很多的盛世，其結束是一個緩緩的有半衰期的過程，而安史之亂爆發前夜，大唐其實還處於盛世之中，國勢看上去還是欣欣向榮的。有史料載，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前夜，唐玄宗還給很多地方減了稅，說明當時國家還是很有錢的。但安史之亂讓盛世突然就崩裂了。所以安史之亂爆發由此帶有了很多張力，就讓我寫這本書有很多感覺。

“棄長安”的那一刻，很多人都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包括皇帝本人。所有人都珍愛的大唐盛世怎麼就突然結束了？還有詩人，他們代表了中低層的知識分子，是盛世的既得利益者，對盛世感情很深。比如說杜甫，後來寫過“憶及開元全盛日”，他們對這個盛世的結束也是措手不及的。所以，我就寫了這麼一群人在面對一個時代、一個盛世結束時的措手不及。

李隆基晨希兄問我有什麼顛覆認知的內容，這倒不敢當。但是我在寫作上和角度上是有新的想法，比如說我會把很多詩人的命運放進來，因為他們在安史之亂中都寫了很多詩，留下了他們對時代變遷的一些記錄和真實感受。所以千年以後在讀他們的詩的時候，是能感受到一種歷史的張力和衝擊感的。我覺得詩人對時代的記錄在某種程度上比正史寫得還要有感覺，因為正史記錄會比較幹。還有一點，就是我從偶然性和必然性兩個方面談了安史之亂的爆發，特別是當時唐朝的所謂三頭政治，唐玄宗想玩帝王制衡之術，讓邊將安祿山和宰相楊國忠、太子李亨三方互相制衡，但最後這個制衡遊戲玩崩了，造成後來很多不堪的後果。

這些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宋晨希：

很多人對於楊貴妃、唐玄宗甚至安史之亂的認識，可能來自白居易的《長恨歌》，但是《長恨歌》裡的內容並不是真實的歷史。說到安史之亂，很多人可能會知道，安祿山只是范陽的節度使，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這一塊地方，最早的時候這就是一場地方的叛亂，開始的時候玄宗等人也沒太當回事。為什麼一場藩鎮的叛亂能夠撼動整個大唐王朝，甚至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呢？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我們值得反思的問題。

張明揚：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首先我們可以看看為什麼當時整個唐朝統治集團會輕敵。唐朝有宮廷政變傳統，從玄武門之變到後來李隆基上臺，包括唐中宗軟禁武則天——李隆基就把注意力放在防止宮廷政變之上，相對來說，對邊將就不是很看得上。他認為安祿山對他是忠誠的，也認為安祿山掀不起多大的波瀾。而且，唐朝並沒有把注意力和資源投放在防止邊將動亂上，安祿山起兵時，唐朝基本上就是無兵可用。唐朝中央軍是非常不能打的。李隆基好大喜功，把大量的資源都投到對外擴張之上，長安計程車兵基本上都是地痞流氓，不堪一擊，所以即使用了高仙芝、封常清等名將，但是他們統領的都是些烏合之眾，根本就不是安祿山的對手。

（其次，）安祿山是一個粟特人，粟特人是很會做生意的民族，所以安祿山在起兵的時候也不缺錢。另外，當時的“河北”地區對唐朝中央政權是沒有認同感的。從竇建德時代開始，河北人就看不上中央政權——河北人要聽河北人的。後來他們從竇建德移情到安祿山身上——他雖然是個胡人，那也是河北人，所以安祿山一起兵河北就跟著走了。

“天時”“地利”“人和”，於是安祿山一起兵就掀起了那麼多事兒——當然後來還有唐朝自己的很多失誤，那就是後話了。很多失誤也是跟政治的基本面有關。

宋晨希：

這裡我想補充兩點。第一點就是，剛才明揚老師說的河北地區的胡化，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裡也提到，安祿山屬於“賈胡”，就是做生意的，他們沒有國家地域的概念。第二點是，唐朝是世界性帝國，其中一點就在於唐朝早期都是用番將鎮守邊疆，因為唐朝也有胡族血統，地域性並不強。另一個原因就是李林甫下了一步臭棋，為了集權而讓少數民族的人來當將領。所以當時邊境有很多胡人番將，他們的權力過大。安祿山也是其中之一，後來無法制衡。

學東老師對於這一點有什麼感受呢？

朱學東：

第一，我對明揚剛才講到的，唐朝皇室關注的重點在宮廷政變上這一點是非常贊同的。第二，打仗確實需要錢，安祿山長期苦心經營，很有錢。第三，就是河北胡化的傳統，我想補充的是從魏晉南北朝，尤其是北魏開始，北方六鎮就是少數民族將領統領，他們慢慢地被邊緣化，反心特別重。所以。北魏時期的邊鎮某種意義上也是後來藩鎮動盪的先聲。北方邊鎮都是胡人番將，能征善戰，加上安祿山起兵之前，其實是早有謀劃，而唐朝的政治中心馬放南山，承平日久，自大自負，覺得自己天下無敵。一旦遇到叛亂，自然是一擊致潰。

這是我作為一個普通的歷史讀者的認識。

選自明刊本《帝鑑圖說》的插畫《寵幸番將》。唐玄宗在勤政樓設宴，百官都在兩邊列坐，特意在御座東樓掛起一頂金雞帳，裡邊放上坐榻，讓安祿山坐在裡面，捲起簾子，為的是向眾人顯示對安祿山的特殊寵幸。唐玄宗做夢也沒想到的是，此時的安祿山正在積極準備謀反。

宋晨希：

剛才提到了安祿山，《安祿山事蹟》中說他能夠跳胡旋舞，還會六種語言，現在有傳說，安祿山跟楊貴妃之間有一些私人關係，他還認楊貴妃為義母——據陳寅恪先生的考證，他們其實是遵從胡人認乾兒子的傳統。還有，和貴妃兩人跳的舞也是一種西域舞蹈，舞者比較親近。這也反映出當時的唐朝對外來文化的包容程度有多大。

回到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誰該為安史之亂負責？現在受《長恨歌》的影響，一般認為是楊貴妃與唐玄宗的愛情導致“從此君王不早朝”，所以她的哥哥楊國忠後來掌權，讓唐王朝走向衰落，爆發了安史之亂。那麼，明揚老師如何認為？究竟誰該為安史之亂負責，玄宗、楊貴妃還是楊國忠等人錯誤的決策，還是當時的制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

張明揚：

首先，罪魁禍首一定不是楊貴妃。紅顏禍水論是中國人特別喜歡的，但大部分都不靠譜。比如她和楊國忠的裙帶關係——他們是堂兄妹也不是親兄妹，而且楊貴妃和楊國忠其實是比較疏離的。楊國忠上位不能說沒有一點裙帶關係，但很大程度上還是他自己的“優點”迎合了李隆基的個人需求。李隆基生活比較奢靡，而且太喜歡打仗了。打仗要花的錢從哪來？姚崇、宋璟、張九齡這些士大夫集團的人是不會迎合皇帝去搞錢的，他們認為不應該打無謂的仗。而在搞錢這個問題上，楊國忠就完全迎合了李隆基的需求。

唐玄宗的問題其實就是不肯放權。他把很多決定權都放在自己手上，雖然不管日常的瑣事，但是人事權、軍政大權等敏感權力，他一點都不放下來，所以造成很多問題。如果真的“君王不早朝”，把權力都給像張九齡這樣的人，唐朝可能就好了。

說到罪魁禍首，只能說李隆基的責任比較大，但也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所以我覺得安史之亂這個問題上，沒有什麼絕對意義上的罪魁禍首。直接的罪人肯定是安祿山。所以李隆基的問題比較大，但也不是他個人，是皇權獨佔性的這個問題導致了很多問題。

宋晨希：

也請學東老師來聊一聊，您眼中的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或者安史之亂裡的事情，您有什麼樣的感想。

楊貴妃畫像

朱學東：

我首先要說，我跟明揚兄講的觀點不是很一致。

我會斬釘截鐵地說，第一，安史之亂裡邊唯一真正沒有責任的是楊貴妃。中國歷史為皇帝諱，所以經常把皇帝應該承擔的責任，推給別人——推給女人，叫紅顏禍水；推給文人，叫清談誤國；推給權奸，所以有清君側。

我認為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就是不肯放權、自以為是，但確實不是明主的唐玄宗。在確定而無法更改的皇權制度前提下，誰的權力最大，誰的責任就最大。哪怕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權奸使了多少壞，責任還是在皇帝身上；哪怕安祿山等胡將被逼反，特別殘忍，他們的罪惡都比不上李隆基。因為他戀戰，不肯放權，玩宮廷政治的傾軋，一方面創造了開天盛世這樣的輝煌，另一方面也親手埋葬了盛世。

我記得明揚兄書中有一句話，說李隆基已經完全陷在自己的敘事裡邊不能自拔了，因為他已經開創了歷史的巔峰。宋璟、張九齡這樣的人被趕走，再也沒有披肝瀝膽的建議和苦口婆心的勸說，只留下有吹噓奉迎和滿足他個人虛榮的慾望的能力的人，還有人敢提意見嗎？沒有了。包括他離開長安時，他確實沒想到安祿山反叛打得這麼快，認為肯定幾個月就把安祿山搞定了。但是他“棄長安”的時候，都不如冒認他的後代——南唐後主李煜，人家寫“最是倉皇辭廟日”——他連廟都不辭，他扔下勳戚百官，帶走了一小部分嫡系親信。這就讓朝廷失去了政治倫理和道德，以後的復興肯定沒有希望。

所以我跟明揚兄在這點上是不太一樣的。因為人治政治裡皇帝就是最大權力掌握者，他就是罪魁禍首。

宋晨希：

回顧整個中國朝代史都會發現，長壽的帝王其實沒有幾個是能夠一直留下美名的，像玄宗、乾隆，他們早年都勵精圖治，但是晚年都好大喜功。就像很多人對玄宗說安祿山必反，但是玄宗被安祿山巧言令色所迷惑，都不以為意。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的頑疾，非常值得我們反思。

明揚老師在書裡寫到了一大批我們耳熟能詳的詩人，李白、杜甫、王維、高適、岑參……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用到那句很有名的話：天才成群而來。但是明揚老師也在書裡寫到，安史之亂後，這些盛唐詩人就不再有，中國詩歌的鼎盛之風也就過去了。那麼為什麼唐詩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安史之亂為何導致天才們的離去？

張明揚：

晨希兄提到盛唐詩人，他們的“運氣”在於正好經歷了由盛轉衰的時代，所以他們的詩就會很有張力。“國家不幸詩家幸。”特別是杜甫，如果只有盛唐的話，杜甫可能不會有“詩聖”這種地位。他們的很多成就恰恰在於記錄了盛衰之交。天才成群而來，也是說唐朝他們這些詩人的命運都有交叉之處，很多創作不是獨立創作，是在唱和中出來的。再就是和盛唐開放的狀態、對異域文化的接受有關，這種合作的態度和寬容度也是能誕生出好作品的。這是我的一些淺見。

電影《妖貓傳》中展現的唐朝

朱學東：

我覺得天才成群而來，需要一個政治寬鬆、經濟繁榮、生活相對方便安全的環境，這樣私人的才情不會被抑制，能夠自由激發。剛才明揚講到了一點特別重要，就是他們的時代由盛轉衰，才讓他們的詩歌、作品充滿了巨大的張力。還要補充一點，個人的命運，在時代動盪過程中顛沛流離更能激發他們的創作。很多人需要改變，只有在碰撞轉折過程中，才有真正的才情激發。

明揚的書裡寫到了很多詩人熱衷政治。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的傳統，既是詩人主動追求，也是他們的道德義務、歷史責任。至於像李白這樣站錯隊，歷史上有多少人看得清楚呢，所以也談不上宋朝以後愛皇帝就是愛國家、愛民族這樣的說法。

宋晨希：

跳出安史之亂來看整個唐朝，我們經常把它看作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唐朝其實是平庸的盛世，甚至像《紅樓夢》裡面還把唐朝說成是“髒唐”——我們不否認唐朝的宮廷確實是比較混亂，政變迭出。兩位老師對此怎麼看？我們心目中這個所謂的盛世唐朝，究竟是不是真實的？

張明揚：

盛唐的“盛”還是的確存在的，無論唐太宗、唐玄宗，對內輕徭薄賦、思想開放，對外開放——我甚至覺得唐朝的文化開放是中國整個帝制時代的高峰。但我覺得大唐盛世有個問題，就是李隆基對軍功有點過分看重。東漢的時候，劉秀統一中原之後，隱忍了很多年，沒有為了個人權威、歷史地位窮兵黷武，但是唐太宗、唐玄宗就過於熱衷戰爭，熱衷“天可汗”的名位。盛世的崩潰很大程度上是跟玄宗好大喜功有關係的。地方的權力搞得越來越大，總會出問題。後來玄宗對安祿山的寵幸、軍力的內輕外重，都跟這個有關。與盛世相伴而來的皇帝的好大喜功，是唐朝這個盛世的一個致命問題。

朱學東：

我跟明揚有點稍微不同的看法。首先，我認為開元盛世是貨真價實的。我跟他不同的看法就是，古代帝制時代對軍力的看重，不僅是唐朝，軍力對土地，人口、財物的無窮的汲取，一直到很晚都沒消失。剛才講到劉秀沒有去打周邊，是因為他沒有實力，他有實力就肯定幹了。只要當了皇帝，他就想打其他人，除非他沒有力量。

再說開放性，那真的是無可匹敵的。唐朝的開放性，不僅是內部的開放，還是向世界開放。“天可汗”不是假的，唐朝力所能及的範圍裡都尊崇他。盛唐的開放是中國歷史中的另類，它得益於李唐崛起，得益於李唐與少數民族有淵源。至於說“髒唐”，這是一個帝制時代永遠逃不了的宮廷政治的命運，沒有辦法。

宋晨希：

明揚老師的書裡還有一個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就是明揚老師寫到了安史之亂爆發後非常重要的抵抗人物，一個叫張巡，守睢陽，還有顏杲卿、顏真卿兄弟，在大後方抵抗安祿山。這些讓我們瞭解當時一些人的忠義之心。印象特別深的就是，其實除了張巡、顏氏兄弟之外，大部分人都投降了，所以這對整個唐朝是極大的震動。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就開始懲罰這些投降者，甚至有人說唐朝的官員為什麼都這麼沒骨氣，敵軍一來就投降，有人就認為是因為科舉考試讓大家不重視“忠”——當時討論很激烈，險些就把科舉廢除了——這個其實在現在看還是挺觸目驚心的。但當時的很多人也認為，皇帝都跑了，讓我們這些人抵抗也沒用，讓我們的妻小都被屠殺有什麼意義？明揚老師在書裡也提到了當時唐王朝的這樣一些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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