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當中，小農經濟具備很大的侷限性，所以在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歷代封建朝代當中，普遍流行著“士農工商”由高至低的鄙視鏈，讀書人以科舉為官最為榮耀，往下的農民階級比從事工商業的更高階一些。
這與現代社會各行業平等、皆人才輩出的形式大為不同，雖然整體的社會趨勢是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但各個朝代政策的鬆緊程度不盡相同。
商業作為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是無法完全被禁止的，湧現出的成功商人更是成為了一個時代繁盛的標誌。
權傾一時呂不韋，最終飲鴆自盡
常言道：亂世出梟雄。作為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一段大分裂時期，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群雄並立，紛爭不斷，能人異士層出不窮，合縱六國的謀士非常受統治者的青睞，各割據勢力當權者堂下門客無數，都在為擴張大業建言獻策。
當時，秦國有一位著名人物名叫呂不韋，他是少有的縱橫商界與政界的奇才，在其人生的巔峰時期，還被剛剛即位時的始皇帝嬴政拜為相邦，尊稱“仲父”，可謂是權傾天下。
起初，生於衛國濮陽也就是現今河南安陽的呂不韋是一個頗有經濟頭腦的商人，他最善於投機倒把，在一眾勤懇老實的勞動人民的群體中，心思活絡的呂不韋周旋於周邊各地，利用古代交通不發達的特點做起了倒賣生意。
呂不韋透過將異地商品低價買進後，再高價賣出的方式，積累了千金家財，很快成為當地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呂不韋的野心卻並不止於小財富，而是大有一番深入政局攪弄風雲以斂鉅額財富的雄心壯志。
秦昭王時期，暗中觀察天下大局的呂不韋看準形勢，決定將寶壓在養成系的幼主身上，在被立為太子的安國君膝下二十多個兒子中，挑中了生母並不受寵的公子異人，作為自己將來要扶持的物件。
這位公子異人當時正身處趙國為人質，呂不韋隻身前往趙國面見異人，將自己心中聯合受寵但無子的華陽夫人，幫助公子異人選立太子的計劃全盤托出，異人被說服，二人達成共識。
呂不韋一路輔佐異人助其成為秦莊襄王，官拜相國，在河南洛陽食邑十萬戶，更有奴僕萬人，比昔日經商風光百倍。再往後，短命的莊襄王即位三年之後死去，呂不韋進獻的趙姬之子太子政繼位為王，前朝老臣呂不韋被尊為相邦。
後來常與太后私通的呂不韋，受到禍亂後宮的嫪毐集團叛亂牽連，嬴政將惱恨已久的嫪毐家三族人眾全部殺死後，又將呂不韋罷免流放，一代商政奇才呂不韋最終落得個飲鴆自盡的慘烈結局。
元末明初富豪沈萬三，由盛至衰
常言道：盛極必衰，所謂富不過三代，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的勢力達到繁盛的頂峰，若是站在先輩打下的大好河山上的後世，只顧享樂或是不具備經營頭腦，再豐厚的家底也會漸漸敗落。
在元明之際，盛極一時的江南鉅富沈家最終敗落，便是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道理。原籍浙江湖州的沈家在慢慢積攢家財的過程中遷至周莊，到了沈萬三這一輩，透過農業墾殖到躋身商業資本致富後把蘇州作為主要立業的經商地。
隨著沈萬三的商業模式越做越大，沈家在整個江南地區都赫赫有名，全盛時期更是到了堪稱富可敵國的程度。
導致沈萬三領導的沈家走下坡路的一個原因，就是家財何止萬貫的沈家太過顯眼，不諳財不外露之深意的沈家，因高調的行事作風不僅在民間遭人眼紅，還因為豪擲千金幫助朱元璋修長城以及犒賞三軍的行為而獲罪。
也許在只懂得經商之道的一介平民沈萬三的眼中，自己出資出力皆為了討好國家最高統治者幫助國家發展，他沒有意識到行事需有度以及人際交往的分寸感，甚至還在為自己的行為深感自豪。
但同樣的事情放在統治階級朱元璋的眼中便變了一番味道，身為一國之主，皇帝的權勢威信不容他人染指毫分，在朱元璋的眼中一介平民竟然在犒賞三軍一事上衝在了皇帝的前面。
試想皇帝統治全國尚需要軍事武裝力量的加持，一旦軍隊信服他人，皇位豈不是離易主之日不遠了。細思更是深感仗著財力強大行越俎代庖之事的沈萬三是個禍患，便下令將其發配雲南。
輝煌一時的沈家就因為家主沈萬三的一朝行差踏錯而衰敗。不過沈萬三的軼事及形象卻經代代相傳，流傳至今成為了財富的代表，多地還為其鑄像以供人們祭拜。
徽商代表胡雪巖
到了我國近代發展時期，在社會大變革的背景下，本土衍生與外來資本經濟與傳統小農經濟發生大碰撞，湧現出了以晉商、徽商等代表性的商業流派，對近代經濟發展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在滿清王朝統治時期，有一位名叫胡雪巖的人成為了鼎鼎有名的紅頂商人，他亦官亦商，既是官居二品的朝廷命官，又是白手起家的富庶商賈。
胡雪巖的原生家庭並不富裕，他幼時原是安徽地區的一個貧窮放牛娃。少年時期外出闖蕩，在商行裡做打雜跑腿的活計，機緣巧合之下繼承了已故錢莊於掌櫃的財富。
頗有經商之才的胡雪巖憑藉多年經驗用人生的第一桶金，漸漸賺取到了更大的財富。生意越做越大的胡雪巖跟官場上的人有了交情，漸漸擔起了代理公庫之責；後來胡雪巖不斷高升，不僅分號遍地，而且縱橫政軍二界。
只可惜，在後來外資入侵的商貿大戰中受金融危機的席捲，最終落得個家財散盡的慘象，胡雪巖本人也在貧恨交加中鬱鬱而終。
縱觀中國歷史上三個最成功的商人，他們無疑都是盛極一時的代表，可到了最後，卻往往都是散盡家財，甚至無一得到善終。
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個人小家的榮辱與得失在強權政治與國家整體發展的大趨勢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