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他者形象？
很多人可能在首次接觸到這個新穎的詞彙時不解其意。其實顧名思義可以知道，“他者”形象即他人的形象，這個形象對於我們來說可能是具體的，也可能是抽象的。
他人的形象可能與自己相同，相同的原因是他人也是一個人；不同的原因是自身和他人是有細節上的區別的。
所以，埃及的“他者”形象主要是在發展過程中對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一個看法。
透過古埃及對其他國家看法的不斷變化、豐富，也能夠側面的反映出古埃及的在意識形態上的變化。
再契合古埃及政權自身國家職能的構建並且不斷豐富，能夠更加本質的理解古埃及民族的文化屬性。
對古埃及國家的起源的探索
對於古埃及國家的最初起源的探索，前前後後彙集了許多歷史學家，其中不乏能夠開宗立派的宗師級人物。因此，探索古埃及國家的起源會有多種理論介入。
但是，以實際考古為基礎對古埃及國家歷史程序描述所誕生的成果更為豐富。
也是因為以實際考古成果為基礎，所以能夠獲得更多學者的認同與支援。
隨著近些年考古所得資料的積累，古埃及歷史的迷霧漸漸散去，人們自然而然的將目光聚焦於仍然被迷霧覆蓋的時期，尤其是是前王朝時期和早王朝時期。
人們普遍認同的劃分是：涅伽達文化時期、零王朝時期、早王朝初期。
在涅伽達文化時期，下埃及在文化上呈現出更多的豐富性。
並且，根據已經考古出的事實還原得知。古埃及在三角洲地區還與域外的商業、文化有著交流。
例如，在三角洲的西北部有個叫布陀的地區。
它與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都有著聯絡，並且與進東地區廣泛的進行著貴重金屬的貿易交換。
在對布陀文明的考古發現中，出土了帶有明顯美素不達米亞風格的黏土釘，這正是其建築風格被兩河流域所影響的證據。
在歷史上美素不達米亞文化擴張時期，對周邊的國家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如敘利亞、伊朗、安納托利亞還有埃及。
馬底，地處上埃及與三角洲之間，乃兩者經由之要道。
而在馬底文化的遺蹟中所發現的驢的遺骸，可以側面的反映出馬底在陸地運輸上對跨文化貿易起到的中介作用。
從以上考古證據出發，以及整體的合理分析來看，在這個時期，在古埃及起源的早期，它兩河流域文明和巴勒斯坦地區存在著廣泛的文化聯絡和貿易聯絡。
但其實，在那個時期交通不便。
所以，在上埃及與域外文化的接觸還是比較少見的。
在當時擁有域外文化的資訊或者物品便是社會精英的標誌，可見此時的文化交流和貿易聯絡是多麼的不方便，只有當時的社會精英才有接觸。
在希拉康波里的考古遺蹟發現的壁畫中，內容豐富多樣。有用於水路運輸和貿易交流的鐮刀形大船，有代表狩獵的大人物力分雙獅場景。
其中大人物力分雙獅明顯帶有兩河流域文化的藝術特徵，這也是側面說明在古埃及早期，當地不同文化間的交流。
王權起源的考古證據
這類出土的證據比比皆是，並且隨著越來越多的文物出土，也就更加證明了文化交流的存在。
因為在當時能夠接觸到域外文化的都是精英階層，那麼域外的物品自然也成為了稀有寶物。
所以達到一定地位的人，都會在自己的墓室中使用大量的域外物品來彰顯自身生前的地位。
這個習俗也在一定程度上給現代的考古工作帶來了便利。
比如，在被推測為涅伽達文化時期的阿貝多斯墓穴中出土的象徵王權的權杖、帶有文字資訊的標籤以及工藝精湛的黑曜石碗等等。
從這些出土的物品中就足以側面反映出在當時國家高度發達的管理系統。
最有趣的是，在墓中發現了約800罐，一共4200升的葡萄酒。
根據考證，這些葡萄酒來著黎凡特南部。
在文明的早期時候，因為地形和交通方式對文明發展的限制，能夠用於貿易交流的商路十分有限。
所以如果就當時那個條件，從黎凡特進口的物品必然經過三角洲，再結合標誌物品出土的標籤中顯示有布陀以及下埃及的一些地點，可以證明在當時上埃及與下埃及是有商業貿易聯絡的。
似乎所有的證據都都在說，古埃及的王權與王國起源就在這一時期。
然而，事實上王國與王權的產生是在更早的時期。
在涅伽達極早時期的墓穴中出土過權杖的碎片，而且還伴隨著出土了大量屬於黎凡特南部地區的器皿。
這兩樣出土品直接證明了古埃及極早期王權的形成和貿易交流的形成，說明此時古埃及的統治者不僅控制了三角洲地區，而且很有可能與域外建立了貿易聯絡。
同樣在挖掘涅伽達時期的墓穴時，發現了兩塊碎片上雕刻有‘“外國人”進貢的場景。
因為存留的碎片較小，僅剩五個比較清晰的形象。他們穿著相似的服飾，同樣的長髮長袍。
在畫面中，右側有兩人將手中的罐子舉過頭頂作進貢狀，另外三個人分別拿著項鍊、權杖和皮毛，同樣說明了王權和貿易發生在更早的時期。
早期古埃及國家職能的構建
在古埃及的早期，其文化受到兩河流域文化的影響是沒有太大爭議的。
不論是印章還是文字，權杖還是陶器都有著兩河流域的風格。
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古埃及也並不是什麼文化風格都接受的，古埃及的精英階層會對兩河流域的文化進入本地進行了篩選。
他們吸收了兩河流域優秀的地方，比如選用了兩河流域展示王權的方式。
在前王朝和早王朝之間的的時期，依然能夠找出這種影響的痕跡。
在這個時期的壁畫中有兩隻長頸鹿怪獸脖頸相互纏繞，這種形象明顯來自於烏克魯滾筒印章上的形象，側面反映出了古埃及對域外文化的接收。
零王朝時期是古埃及王權觀念和國家職能形成的關鍵時期。
在這個時期，人們對王權職能、國王的身份以及國家邊界的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而荷魯斯、太陽神等概念的出現，可以表明王權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了一起，這預示著國王的權力有了更權威的來源——神權。
從出土文物中，由蠍王權標頭到布魯克林刀柄再到戰爭調色盤的發展歷程來看，王權的形象更加清晰，王權的職能體系更加清晰。
而且從各個文化出土物的相似程度上判斷，各國家的統一已經是大勢所趨。
另外有文物表明在零王朝時期，國家間的戰爭還有狩獵在逐漸增多，這不僅僅是國家人口增多的原因，還有著文化和貿易交流逐漸增多的原因。
在零王朝蠍王權標頭上的浮雕上就傳遞出了一個基本資訊：國王就是國家職能的承擔著，他是人們的福祉，也是社會的定海神針。
從這兒開始到之後出土的一系列文物中，“他者”的形象也愈加清晰。
比如在戰場調色盤上，繪有這樣一幅勝利的場景。畫中的場景是：兩個敵人被俘虜，但卻是被旗幟所俘虜的，兩面旗幟分別伸出“手”壓著俘虜前行。
文字的產生和運用使得文明以更加便捷更加完整的方式傳承下去。
零王朝時期人們就已經產生了代表事物形象是字元。
比如代表“利比亞”形象的字元是牛、羊、還有驢三排動物和一排灌木叢，學者們表示這可能是代表著利比亞對一些城市的征服。
雖然這樣解釋不是非常準確，它有可能也代表其他意義，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象形文字在這個時期的運用已經比較普遍了。
到了前王朝的早期，人們對域外的觀念構成已經越來越成熟了。
文字的運用已經可以比較明確的表示人物的身份地位了。
例如，出土的一塊象牙板上刻畫了打擊敵人的圖畫，是亞洲人的形象，且旁邊註釋有代表亞洲的象形符號，非常明確的表示出了其亞洲人的身份。
發展到了前王朝時期，這時留下的資訊已經明確的把埃及與域外分開了。
國王的智者也是愈加明確，他是秩序的維護者、是戰利品的擁有者還是神靈的代理者。
從這時開始，保持國家的秩序已經被規定為國王的重要職能。
透過各種資訊和出土的證據，秩序和混亂是這個時代的主題，國王有維持秩序的職責。
那麼，就可以比較明確的知道古代埃及將自身和域外分開，並且將域外視為蠻荒之地，在早王朝時期就已經開始，並且在早王朝初期就已經形成了成熟的意識形態和職能體系。
而這種變化是在外部和內部合力影響下完成的蛻變，是多方面因素一起影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