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創設的獨具民族特色的官缺制度，蒙古缺的增裁變化，亦是統治者在調整職官體系以及滿蒙民族關係變化在官缺配置上的體現。

入關之前就已在後金政權中設定高階文官蒙古官缺，入關之後隨著政權的逐步穩固，滿蒙漢聯合治政逐步向滿漢復置過渡，這一過程亦是伴隨著不斷調整蒙古官缺的過程。

（1）官缺設定帶有民族性的特點

負責辦理邊疆少數民族事務的機構專任蒙古官員。從行政職能角度看，理藩院主要負責管理少數民族事宜，有鑑於其特殊的行政職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就對行政官員的民族屬性、語言環境以及生活習慣有著特殊的要求。

由於蒙古族人民長期生活在遊牧地區，生產生活方式與滿洲人接近，對蒙古語言頗為熟悉，且蒙古人多曉翻譯，所以在處理少數民族事務上，較少存在因語言不通而產生的溝通障礙。

“外藩蒙古，非漢員所能制馭”，且一應案件“多系蒙古與民人交涉，旗員審斷，蒙古信服”，是統治者意識到民族生活習性以及特殊的民族語言需求對於官缺設定的重要性。

故此，蒙古官員相較漢官，在處理少數民族事務上更有著親和力，容易減緩由於民族差異所帶來的矛盾，便於處理少數民族事務，提高行政效率，對於調和民族關係，拉攏各少數民族部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從統治者主觀意識看，在事關邊疆少數民族事務上，關乎民族命運的要事上，更願意任命蒙古旗人，是出於其為聯合治政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考慮，亦體現出統治者對於蒙古旗人的信任與倚重。

（2）官缺設定多為實際職事需要

京內中央文職衙門中蒙古缺的設定是統治者從行政適宜性的角度出發，在需要專長的官職中設定蒙古專缺，發揮蒙古旗人的民族特長和優勢，如太僕寺員外郎和主事主要負責馬駝飼養烙印等事，多屬閒雜之事。

國子監創立之初還設有蒙古中級文官，為了教習蒙古語諭騎射但於順治末年均以裁撤，僅留助教及筆帖式等低階文官負責繕寫及翻譯蒙古文字。

欽天監設定五官正筆帖式等官也是由於編制時憲曆書需要蒙文翻譯，故設定蒙古官缺，其他低階文官則需掌握專門的技能與學問，且為滿蒙互補。

內務府上駟院蒙古醫生主要負責治療內外御馬駝之疾，亦屬專門性行政職責，可以看出蒙古旗人更符合這些職事的客觀需求，統治者在“首崇滿洲”的任官原則下，仍然注重發揮各民族的特長。

雖然清廷在上述京內中央文職衙門設定蒙古官缺，但各官缺的職能多為負責專門處理文移的翻譯繕等文職工作或專門性職事工作，多無重要的行政權力，且並不參與京內中央文職衙門的主要行政決策工作，故政治影響力較低。

根據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9記載，光緒朝內閣、六部等20個京內中央文職衙門機構中，額缺共計3099個，蒙古缺共計225個，佔全部額缺的7。2％，其中高階文官僅理藩院額外侍郎一缺，中級文官共計74個，低階文官共計151缺，在設定額數上，蒙古官缺遠遠遜於其他民族屬性的官缺。

通過蒙古缺在中央各衙署的分佈情況可知，蒙古缺主要集中在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太僕寺及國子監中級、低階文官，欽天監、內務府低階文官中。

中級文官多為滿蒙並設，並非為蒙古專缺，且“各司印信，屬滿洲郎中掌理”③，印信作為權力的象徵，仍然掌握在滿洲司官手中，可以說在中央權力核心所在的衙門六部、都察院蒙古旗人仍然是作為參政者的角色，行政大權仍然掌握在滿洲官員手中。

即使在專門負責辦理少數民族事務的理藩院，在入關之後高階文官均為不分滿蒙，嘉慶朝以後只設滿洲專缺，亦是統治者考慮到要實現滿漢復置，將滿蒙化為一體，故從高階文官裁減蒙古官缺，六部在康熙元年（1661）裁撤高階文官亦是同理。

從職掌內容的性質上看，低階文官的設定衙署較為分散，行政職責多為負責處理文字工作及掌握專門技能的官職，這類官職多無實權可言，職低權微。

這種分配方式很好的體現了統治者對於蒙古旗人的政治經濟利益以及權力分配格局，一方面保證了蒙古旗人的參政權力，另一方面控制其行政職權以免坐大，威脅滿洲政權的統治，實為民族意識在官缺分配中的實際反映。

想了解更多精彩內容，快來關注小不點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