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楊行密創業開始，北來派系在吳國已經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勢力。徐溫對他們亦加以重用，並且收穫了一批謀臣。徐知浩繼承了這一方針，繼續重用北來人，包括徐溫舊人也能利用。他們大多是徐知浩的重要幕僚，對徐知浩輔政、禪代程序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徐知浩的重要派系。其中以馬仁裕、孫晨、徐價等為代表。

馬仁裕，徐州彭城人，唐中興名將馬隧後裔，世代將門。馬書載

“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為右職。”是徐知浩身邊的牙吏，屬於較為親近的幕僚，同時與周宗關係密切。馬仁裕最大的功績，是向徐知浩通報朱瑾事件，使徐知浩進京平亂。

故徐知浩對馬仁裕十分看重，不僅把女兒興國公主嫁給她，結為姻親，並將其安排在楚、潤、廬州等重鎮。他很可能是徐知浩安插於外的武力後盾，並且監視楊氏將領。不過常年在外，他沒有機會參與勸進。馬仁裕作為北來人，選擇支援徐知浩，又有奠基大功，徐知浩對其投桃報李。馬仁裕溢號為美溢

“匡”，按溢法

：

“貞心大度曰匡”，既是對其任職期間寬簡公正的肯定，也可以解釋為對其“匡輔”徐知浩的肯定。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高密人，早年在中原出仕，後因事，家族被誅，孫晟奔吳。他職掌徐知浩的文秘工作，備受重用，成為徐知浩班底中堅力量。尤其是參與禪代謀劃，是與徐知浩關係親近的體現。其後輔佐元宗，殉國於淮南之役，是南唐盡忠死節之臣。

除此以外，由於彼時北方政權更迭依舊頻繁，避亂逃難而主動投奔吳國的北來人還有很多，他們大多在徐知浩身邊獲得了重用。如韓熙載，青州北海人，父光嗣，後唐平盧節度副使。後唐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徐知浩輔吳，補和、常、滁三州從事。張延翰，宋州唯陽人，避亂江淮，為鹽城令，有政績。徐知浩領江州，表為工部郎中、判江州。元宗輔政期間，

“大臣中唯重延翰。”常夢錫，鳳翔府

（

扶風

）

人，早年出仕李茂貞，後渡淮奔吳。史虛白，世家齊魯，與韓熙載友善，後唐後晉之際共同奔吳。

向徐知浩建言北伐而未被採納，署為郡從事。王彥鑄，蔡州上蔡人，同光末後唐混亂，來奔吳國，徐知浩任用其為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為天威統軍。徐知浩甚至親赴其家拜見其父。高越，幽州人，早年出仕中原，後晉建立，高越南奔，盧文進，幽州范陽人，高越岳父。出仕李存助和契丹，又歸李嗣源。

後晉建立，與高越一同南奔，徐知浩拜為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北來派系多在中原朝廷任職，既有利於徐知浩瞭解中原情況、制定相關政策，也有利於提升吳國的地位。尤其高越、盧文進二人的到來，令徐知浩極為重視，不惜派兵迎接他們入境，並委以重任。大概因為他們是為數不多的北方大族，棄中原而投身徐知浩執政下的吳國，更有利於徐知浩建立新政權後的各種政治宣傳。

相比主動投奔徐知浩的北人，另一些北人最初輔佐楊氏或徐溫，但後來也大都轉向了徐知浩。王仁遇，許州人，隨楊行密爭霸淮南，任吳國工部尚書。徐知浩出鎮金陵，命為金陵營屯馬步諸軍判官兼就加使持節穎州諸軍事、穎州刺史。不久得病，徐知浩特上表請許其就網求醫。

吳大和七年

（935 ）

六月去世於江都私第。徐溫親信中，徐價發現徐氏諸子已不能對抗徐知浩，於是立即轉投徐知浩。徐知浩或是看重徐價北來士人的身份，也能加以重用，甚至禪代密計也得以參與。類似的，刁彥能原輔佐徐知訓，因徐知訓“飛揚跋啟”而心向徐知浩。史稱他曾三次救過徐知浩，最後也投身徐知浩幕下。

而徐溫以為腹心的嚴可求和柴再用，似乎也有所動搖。柴再用可能已經得到了徐知浩的信賴，其子柴克宏出仕南唐。對嚴可求，徐知浩將女兒嫁給嚴可求子嚴續以拉攏，嚴續後出仕南唐。此外據賈潭墓誌，知其原在徐溫幕下掌書記、文秘事務，深得徐溫信賴。但其後事蹟模糊，在徐知浩禪代立國後得到拜官，去世後還得到了元宗罷朝的待遇，溢號

“宣”。”

透過以上這些人大致可以看出，徐知浩對曾經徐溫集團內的人員，尤其是北來派系，也能加以引用，以塑造一個不計前嫌、禮重士人的賢君形象，希望北來派系多加支援。而這些人一來明白徐知浩已然大權在握，禪代只是時間問題，投奔徐知浩還可以成為未來的

“定策功臣”；二來因徐知浩也是北來人

（

徐州

）

，他們多少有地域情結，認同徐知浩的統治。

綜上論述，徐知浩親信中一部分重要的人員同樣屬於北來派系，反映了徐知浩致力於拉攏北來人，擴大統治基礎。北來派系在楊行密爭霸時代、徐溫執政時代，乃至徐知浩輔政時代，都積極與吳政權合作，進一步說明，地方政治發展中，內外力量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吸納外來人員也是吳國向王朝體制轉變過程中必然要面對和採用的方法。

徐知浩集團的中堅力量一一江南派系

徐知浩執政，深知吳國已經成為一個地跨淮南、江南地區的政權，不能像立國初期那樣僅僅依靠淮西將領，也不能像徐溫一樣單獨憑藉北來人。還需要將廣大江南人加入統治集團內部，獲得他們的認可。而他們的支援對於徐知浩而言至關重要，足以制衡淮西派系和北來派系，達到政治平衡。同時還能留下優待士人的名聲，一舉多得。

不過吳國的江南分為兩個不同的區域，另外還有吳越、閩境內投奔吳計程車人。在此需要各自分析相關地區的人員，才能全面瞭解江南派系對徐知浩的大體態度。宋齊丘、查文徽、遊簡言分別是這三個區域的代表人物。

宋齊丘，吉州廬陵

（

一說洪州豫章

）

人，在徐知浩任異州刺史期間便追隨，是徐知浩府中的第一謀士和輔臣，地位如同曹操的荀或、劉裕的劉穆之等。徐知浩鎮潤州、安定朱瑾事件，進而鞏固輔政權勢、治國安民，都有宋齊丘謀劃。但宋齊丘心機較重，野心過大，也使徐知浩有所忌憚。

他曾經顧慮自己名望不夠，不能服眾，便退居九華山，徐知浩命長子景通前去拜訪，宋方才重新出山；徐知浩鎮金陵、景通輔政揚州期間，宋齊丘大肆結黨，不安心輔佐徐景通，反而幾乎煽動了徐知浩門下的嗣子之爭。勸進時宋齊丘亦沒有積極參與，南唐建立，宋齊丘也沒有得到較大的封賞，或許與他此前過火的結黨行為和反對禪代有關，則可知徐知浩與他的關係已經不是那麼親近。

總而言之，宋齊丘是江西人的代表，其他江西人如沈彬

（

洪州高安人

）

、江夢孫

（

江州得陽人

）

、蕭儼

（

吉州廬陵人

）

、周彬

（

吉州禾川人

）

、張詡

（

吉州禾川人

）

、李微古

（

袁州宜春人

）

、陳溶陳喬父子

（

吉州廬陵人

）

等，他們都加入了徐知浩的府第任職。因此，江西人對徐知浩大體上是支援的，這些人也是江南派系的主要組成部分。

江西以外的，尚有長江以南諸州和越、閩來奔之人。查文徽，款州休寧人。在徐知浩輔政期間任掌書記、秘書郎，受禪後任監察御史，是徐知浩幕下的老人。類似的，方吶，款州

（

新安

）

人，同樣出自宣款地區的還有汪臺符，款州平民，雖未加入徐知浩幕府，徐知浩鎮金陵，宣款以外，常潤諸州，有姚嗣驕，常州晉陵人。

其父仕吳，姚嗣驕歷任左右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右千牛衛中郎將等，在徐知浩執政期間，

“軍旅之任，輯睦有方。”禪代後受命左天威軍第七指揮使兼東都左巡使、檢校司空。由此可看出，姚嗣驕可能是徐知浩重要將領之一，負責對楊氏皇族的看管和監視。包愕，潤州

（

丹陽

）

延陵人。徐知浩輔政，署為牙門右職，後辭歸和州供養父親，不過依舊支援徐知浩執政。

而吳境外投奔者，以遊簡言為代表。遊簡言，建州建安人，父遊恭奔吳，任駕部員外郎、知制浩，出現在了吳王稱帝后授官名單中，知其是吳國重臣。遊簡言起家秘書省正字，徐知浩鎮金陵，齊國典冊都出自其手筆。江文蔚，建州建安人。早年出仕中原，徐知浩輔政，南下入吳，任宣州觀察巡官、秘書郎，遷水部員外郎，賜絆魚袋。齊國初建，用為比部員外郎、知制浩。

值得一提的是，像遊氏父子一樣，父輩奔吳，子輩仕徐知浩和南唐的現象並不少見。徐延休，越州會稽人。早年依附洪州軍閥鍾傳，鍾傳敗後歸吳，任義興縣令，遷光祿卿、江都少尹，家於廣陵。其子徐鈍、徐楷都出仕南唐；殷文圭，池州人。吳翰林學士，子殷崇義

（

即湯悅

）

出仕南唐為相。江南諸州和南方來奔人，或親自或由父輩影響，都與徐知浩產生聯絡並加以輔佐。

另外，史籍中還有一些無明確籍貫的人。他們對徐知浩的輔政也具有較大影響，不可輕易忽略，故此處列出，並加以粗淺考證。同時也可以說明，地域因素在此時的淮南政治中，也並非最主要的因素。蔣延徽，楊行密女婿，因為這層關係，與臨川王楊檬素相善。

故其堅定反對徐氏，徐知浩非常畏忌。在建州之役中吳擊敗閩，已近攻克建州，徐知浩恐怕蔣延徽得城後

“奉檬以圖興復”，遣使召回，致使兵敗。可見徐知浩對楊檬及楊氏勢力的防範，已到如此地步。徐融，徐知浩幕府賓客。但“身處齊幕，而實乃心楊氏。”其後因表露不支援徐知浩禪代，被收投江中。據此可知，徐融是明確支援楊氏且反對徐知浩的。

韋建，年少就在楊行密軍中，可能也是淮西人。結合韋建對睿帝楊溥的恭敬態度，他應是楊氏支持者。但是南唐禪代以後，其結局較好，還領上游武昌重鎮，應是禪代時並未反對。高審思，年少亦是楊行密部將。其為人厚重寡言，徐知浩常命其統領親兵，應是支援徐知浩的將領。王令謀，是徐知浩的賓客，曾為徐知浩謀劃打擊徐知詢，成為徐知浩幕下與宋齊丘並列的謀士。雖然老病，依舊不忘徐知浩的禪代大業，表示

：

“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

？

”吳天柞三年

（937）

勸徐知浩受禪，當年九月癸丑去世，十月徐知浩受禪，終究未能得見。

屬於堅定支援徐知浩的。孫漢威，據胡耀飛《宋人陳舜俞

<

廬山記

>

所見吳·南唐史料考論》，孫漢威或為孫漢暉音轉之誤，而其所引《廬山記》，載孫漢暉為“富春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張居詠，異元元年

（937）

授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勳皆同平章事，後表請徐知浩複姓，升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去世後封清河郡開國公，諡號懿。知其當積極參與了徐知浩禪代前後的各種事務。

綜上，江南派系對於徐知浩的作用非同一般，他們是徐知浩集團中另一支較強的力量，選擇支援徐知浩，既反映了徐知浩獨特的選材策略，也體現了他們對於吳政權的認同。本文所謂的江南範圍，對於淮南而言先屬於

“外”，後屬於“內”。對於吳國初始的淮南而言，江南是域外部分，但隨著吳國的擴張，這部分江南納入了統治範圍，便成為了吳國腹地和淮南的戰略縱深，這裡的人是吳國統治者急需拉攏的物件。這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和邏輯。

總而言之，探究了在吳國日益從藩鎮體制走向國家體制的階段，徐知浩的自身班底構建。與徐溫稍有不同的是，徐知浩執政時期，吳國的統治不僅僅依靠原先楊行密舊部的淮西武人和徐溫親信的北人，而更需要吸納更多淮東、北方以及新徵服的江南計程車人。

這時期，吳國基本已經脫離了藩鎮屬性，各項制度已經趨於具備王朝特色，徐知浩需要解決的是地域勢力的歸屬問題。其中，淮東從態度和作為上而言，都不如淮西派系那樣堅決支援楊氏，而更傾向於支援徐知浩。北來派系雖然有不少楊行密舊將，但更多人由於與徐氏

“父子”有相同經歷，以及在吳政權內部需要爭取地位，也就更傾向於徐溫“父子”。徐知浩加以籠絡，他們就願意輔佐徐知浩。

最後，作為最晚納入統治的江南地區，他們既不力挺楊氏，也對徐溫無感，只對極力拉攏和提拔他們的徐知浩感恩戴德，大批投奔徐知浩。至此徐知浩建立了自己的堅實班底，對徐知浩的輔政和禪代，淮西派系不反對，淮東、北來和江南派系都支援，楊氏宗親的勢力微乎其微，難以對徐知浩造成巨大威脅。則徐知浩在國內可謂

“人望已歸”，禪代只是時間問題。而這種基於各方勢力聯合、博弈、妥協而完成的集團構建，無論在高駢時期，還是楊行密、徐溫時代，都是沒有做到的。這也是徐知浩能夠更進一步，進行禪代，化家為國，化政權為王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