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楊吳政權和南漢政權
1。楊吳政權
楊吳政權在抗梁問題上同後唐保持步調上的協調，雙方均將篡唐的後梁視為最重要的敵對勢力。故而在後梁政權存續期間，由於目標的一致性，楊吳與後唐關係相對和睦。唐天佑十五年（918年）楊吳主動聯絡河東政權，“遣使來會兵，將致討於梁也”。但楊吳政權對於唐的政治認同在其內部並不統一，甚而在一定程度上產生著對立。
主政楊吳的徐溫雖然對於政權能夠“常以興復為辭”征伐四方並無意見，但政權在唐亡後十二年“猶不改天祐”的做法，使得其政治野心難以進一步達成。因而徐溫於其年冬上表楊吳政權的統治者楊隆演“請建吳國，稱帝而治”，但徐溫的上表卻並未得到楊氏的應允。楊吳政權中以楊隆演為代表的勢力，並不想於此時放棄對唐的政治認同，仍籌劃能與河東政權協力興復唐室社稷。
但在政權實際的掌控者徐溫獨斷的推行下，楊隆演這位名義上的領袖雖無力抗衡，卻也表現出讓徐溫不敢過於肆無忌憚的影響。於是在雙方妥協下，楊隆演稱王而不稱帝，棄用唐天佑，而於境內施行武義年號。
及後唐莊宗統一中原，楊吳政權雖不願奉沙陀正朔，卻自覺不敵後唐軍威，故而箋表卑辭以奉，除保持自身政權獨立外，侍應後唐如唐王朝時藩鎮之於唐廷，楊吳對唐王朝的政治認同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恢復。但當明宗即位後，後唐勢力陷入收縮狀態，當確認沙陀騎兵難以攻入江淮後，徐溫及李昪再次強行推動楊吳政權向王朝方向發展。吳順義七年（927年），吳王楊溥駕臨文明殿，被迫即皇帝位，楊吳由是從對唐王朝政治認同產生消解。
2。南漢政權
南漢因地處偏遠，中間又有荊南、楚之隔，後唐想要管控實屬不易，而南漢君臣對於驟然間崛起並稱帝於河北的後唐政權充滿對未知的驚懼。故而南漢高祖遣使一探虛實，意圖透過加強了解以考慮對待後唐的方式，但南漢在為自身生存安危擔憂之時，仍堅持在與後唐的箋文中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從中即可以看出其在畏懼心理之外，對於後唐政權是否擁有短時間內揮師遠征嶺南的實力存在質疑。
但這種質疑在使者返回之前被很好的隱藏起來，南漢於乾亨元年（917年）便已登基稱帝，而在首次與後唐交往中，對於自身身份僅稱國王，在跋扈的南漢高祖劉身上已屬十分罕見。但這份謹慎在派遣出使後唐的使臣何詞返回南漢後便消失不見。使臣為逢迎南漢高祖，將後唐莊宗描述為“驕淫無政，不足畏也”。
此種言論若是放在後唐莊宗南定汴梁後，尚有幾分真知灼見，但使臣何詞是在後唐建國之初奉表於魏都，此時的後唐軍容整齊，莊宗儼然定鼎天下之主，此番言論為十足的阿諛之言。
而這番阿諛的言論使得南漢對於後唐的實力產生嚴重錯誤的估計，從而蔑視後唐天子，以“洛州刺史”稱之，並表示不再朝貢，斷絕與後唐往來。然而南漢在情報完全失實的情況下做出的不貢舉措，卻真的使得後唐無能為力。為此對於南漢的挑釁，後唐便採取授予下屬羈縻政權吳越國王錢元璙冊命，使其節制南漢的不臣，從而表明後唐中央對此事的態度。
二、對唐政治認同消解的原因
五代前期，南方割據政權以楊吳勢力最為雄厚，其對南方政權的威懾力大多數時候要大於北方中原政權，因而諸政權皆以與楊吳關係親疏遠近為錨點開展對外交際。
但隨著中原及河北地區政治格局的演化，後唐透過強盛軍事實力所展露出的王朝氣象，使得楊吳政權對外政策受到制約，其對唐的政治認同也必然隨之發生轉變。但楊吳的這種轉變，在很多時候隱藏在始終保有對唐政治認同的表象之下。後唐建立前，奉唐正朔有利於楊吳政權在征伐周邊及對抗後梁的軍事與宣傳活動中維持自身大義的名分，這種對唐的政治認同帶有很明確的目的色彩。
當後唐政權建立併入主中原後，禮尊後唐的主要原因是自身實力不足以抗衡實力強大的後唐，因而唯有在保障自身相對獨立不變的情況下，減少與後唐政權的摩擦，其外在表現即為繼續保持對唐的政治認同。後梁滅亡後，楊吳在對後唐進行小心試探後，認為此時對後唐更應採取“卑辭厚禮”的措施，而得出如此結論是由楊吳政權內外兩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
就外部而言，在後梁時期，楊吳與河東間往來頻繁，雙方有著相對良好與穩固的交際基礎，且吳軍與後唐的虎狼之師相比戰力相差懸殊，此時交惡後唐，給予後唐交戰的口實殊為不智。因而楊吳拒絕接受後唐的詔敕，而對後唐在“大唐皇帝致書於吳國王”，表現出平等態度後，楊吳即刻回覆“大吳國主上大唐后帝”，其“辭禮如箋表”表現出對中原政權應有的恭順。隨之派遣盧蘋出使後唐，並透過盧萍不卑不亢的表現，使得李存勖一時間對楊吳亦保有一定的忌憚。
就內部而言，此時徐溫獨掌國政業已數年，楊吳政權內廣陵、金陵兩個政治中心並存的局面基本得到穩固，而徐溫“意殊未慊”難以磨滅，此時若想再進一步所需要做的便是穩定內部，平穩擴張自身勢力。若輕啟邊釁急於求成，很可能會落得唐末時期朱溫篡唐前的尷尬局面。
由是，在徐溫主導下的楊吳政權努力保障在對等交際下的友好往來。楊吳多次派遣使節前往洛陽朝賀，自楊吳順義三年（923年）至乾貞二年（928年）的不足五年間，自吳赴唐並饋贈禮物的使臣達十二批，而後唐亦遣“通事合人薛仁謙，凡三聘於我”，雙方的人員往來從未發生間斷。
吳、唐間儘管保持著相對友好的關係，但後唐控制了原梁、晉的領土與臣民，勢力過於強勢，使得楊吳對後唐不得不保持著相當程度的戒備。這種戒備體現在楊吳對待有關後唐事件時，所表現出的審慎態度。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後唐政權逐漸捋順內部動盪期間所顯現出來的問題，明宗朝開始從藩鎮政權重新向王朝方向迴歸。此時荊南對於後唐內部問題解決速度產生誤判，故而將後唐伐並調集軍隊準備征討之時，荊南向楊吳政權投誠以求援，並“請舉鎮自附於吳”。面對輕易掌控戰略要地荊南的誘惑，徐溫並未喪失理智，而是表現得十分沉著冷靜。
其表示“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溯流救之甚難”，故而為避免無利可圖卻輕啟邊釁，楊吳應當以保障與後唐邊境的穩定為第一要務，確保與後唐的睦鄰關係。明宗伐荊南發動的軍隊成分複雜，分別是為唐廷所掌控的山南東道軍，留守蜀地的東川軍，以及藩屬馬楚的湖南軍。
三支軍隊中為唐廷所掌控的山南東道軍雖忠誠度不用懷疑卻難擔大任，對於荊南的堅壁清野無計可施。留守蜀地的東川軍屬於尚未被明宗所掌控的藩鎮，其麾下軍隊並不參與中央主導的戰爭，對唐廷的調遣置若罔聞。藩屬馬楚政權的軍隊雖戰力強悍，卻計劃將地處自身與“中朝、吳、蜀間，四戰之地”的荊南“存之，以為捍蔽”，而並不打算與後唐疆域連為一體。
如此一來，後唐伐荊南之役草草收場，並將自身內部問題的嚴重性暴露在南方諸國的面前。是以，楊吳在面對色厲內荏的後唐之時，便少了幾分顧忌，從而將過去出於對後唐的畏懼而擱置的稱帝計劃再次提上日程。後唐伐荊南的同年年底，吳王楊溥便在李昪的推動下登基稱帝。
楊溥即位後，後唐安重誨建議伐吳，但明宗由於已經清楚自身政權內部的混亂並未得到徹底解決，此時並未有足夠的能力進行對外戰爭，因而並未批准伐吳的建議。天成三年（928年），楊吳在李昪的授意下派遣使者入唐，企圖修復與後唐間的關係，為自身順利繼承徐溫的權勢而爭取外部環境的安全。
安重誨則對楊吳政權稱帝於江淮的舉動分外不滿，同時為防止楊吳插手後唐內部事務，故在得到明宗的授意後，對於吳國使臣拒而不受，後唐“自是，遂與吳絕”。當江淮地區建國稱帝后，其對於唐王朝的政治認同自然宣告消解。但唐王朝在江淮政權內部的影響，卻並非短時間內即可消散殆盡。
南漢政權相較於遠通中原，維護其與強鄰楊吳的關係更為重要，因楊吳對外戰略目標轉換對南漢的影響更為關鍵。其在政治上堵絕五嶺自成一統，經濟以南部往返海外諸國的海運貿易為主，故而對於中原乃至江淮內部政治軍事變動均不甚關心，其對外界更關心的僅為與馬楚政權所共掌的“三管”地區。
而其對“三管”的關注，除與馬楚政權的恩怨糾葛外，主要為佔據該地區以完善政權西部防禦體系，從而徹底成為大長和般的獨立政權。馬楚歷來尊奉中原，此時奉唐正朔的馬楚政權受到後唐王朝的護佑。
因而南漢為實現其對“三管”的企圖，必然要聯絡楊吳政權共同行動，以透過楊吳制衡馬楚後方的後唐王朝。是以由於對唐的政治認同對南漢政權未有足夠的象徵與實際意義，南漢政權不足以產生並保持對唐的政治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