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浩在禪代前有所停留，另一關鍵的癥結在於嗣子問題。徐知浩見諸史冊的子嗣共有五位，其長子景通

（

後來的元宗李憬

）

、次子景遷、三子景遂、四子景達，都是正妻宋氏所生；第五子景遏，為種氏所生。按史稱生卒年，景通生於

916

年，景遷生於

919

年，景達生於

924

年。

在徐知浩輔政期間，尤其是徐知浩出鎮金陵

（931

年

）

之後，與景通相比，景遷等還都幼弱，未諳政事，不是留揚州“輔政”

（

其實是居中監視楊氏

）

的理想人選，這正令徐知浩極不放心。回顧當年，徐溫諸子中，也僅徐知訓年長，可堪大任。徐知浩作為養子，因為年長才能夠同樣得以受信任。現在徐知浩膝下也僅景通年長可用。

雖然徐知浩喜愛景遷，可能曾想以其為嗣。但透過宋齊丘的事件，徐知浩很可能擔心揚州再發生類似張穎徐溫拭君、朱瑾殺輔政的事情。楊氏、徐氏之所以大權旁落，就是因為子嗣年幼，權臣藉此上臺。因而徐知浩將景通和宋齊丘都召回金陵，但景通依然是僅次於徐知浩的二號人物，而宋齊丘則淡出核心，不預政事，這是對景通的保護，也是對宋齊丘的防範。

揚州方面，徐知浩也不敢不謹慎，命景遷輔政的同時，輔之以較為放心的陳覺、王令謀等。當景遷於天柞三年

（937）

去世，又以三子景遂暫代為輔政。此年景遷

19

歲，景遂應在

14-19

歲之間，年紀還很小，並不是長期輔政的最佳人選。所以嗣子問題仍然是徐知浩難以放下的一塊心病。

在禪代風波不久後的天柞二年

（936）

十一月，李從坷自盡，後唐正式宣告滅亡。這之後，徐知浩加銜進爵的速度驟然加快，並且開始明示李德誠、周本等勸進。‘至天柞三年

（937）

七月，徐知浩加殊禮，建齊國宗廟，開大元帥府，置僚屬，行用天子制度，並改名浩，以示不同於徐氏諸兄弟。這些則完全是仿照魏晉以來禪代的基本模式。

至此徐知浩及其齊國已經完全獨立於吳國。而在此前兩年內，南平、閩、吳越諸國又先後遣使勸進，周邊環境十分有利。當年八月，楊檬殺守出逃、私見周本，被周本之子周宏柞抓捕，徐知浩在採石將楊檬處決，最後能阻礙徐知浩禪代的力量隨之消失。齊府內部經過徐知浩的努力平衡，基本上對禪代也達成了共識。到此時，國內外政治態勢都明顯有利於徐知浩，並且徐知浩不得不面對逐漸浮現的嗣子問題，必須禪代。

徐知浩雖然終於完成禪代大業，但還有一事未了，即國號和姓的問題。而這則關係到南唐政權的認同問題，是值得深究的。異元二年

（938）

易姓改號，乃是徹底告別徐氏養子身份，在名號上完成了徐李擅替。從此只有李唐，沒有徐齊。

另外，徐知浩受禪前，封爵是

“齊王”，依歷朝禪代故事，新政權似乎也

該名為

“齊”。因為這是魏晉以來歷代禪代的慣例，曹操父子受封“魏王”，所建王朝即為“魏”，晉、宋、齊、梁、陳、北齊、北周、隋、唐都是如此。而《資治通鑑》謂禪代時國號唐，但兩年後才改姓李、立唐宗廟，這既不符合禪代模式，也難以理解他的動機。

如此，則已經有較多線索說明《資治通鑑》所載似誤，南唐政權初始國號是

“齊”，疑問在於何年改國號為“唐”。對於此，李之龍《南唐姚嗣驕墓誌初考》一文透過姚嗣驕墓誌中“

（

異元

）

二年，上運覆宗枝，禮成郊祀。”判定應為昇元二年同時改國號、復李姓。‘曾嚴爽則根據寫於異元二年十月五日的《嬰源諸縣都置新城記》文，文中稱“唐異元二年，今上即中興位。”由此推斷異元二年改國號。

除此之外，還能發現一些相對更直接的史料。昇元二年

（938）

八月丁亥，契丹曾遣使梅里奈盧古來金陵拜見李昪。陸書稱中書舍人江文蔚為之做贊，其辭有“赫矣皇武，纂唐之緒……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契丹遣使來訪一事，亦見於《遼史》，知確有其事。江文蔚在此年自稱唐，除非有意向契丹宣誓正統所在，否則即是李昪已經易姓改國號的明證。

另有，根據《陳氏尊買地券》

：

“維唐異元二年太歲戊戌月戊戌朔五日壬子。”同樣可見昇元二年的國號已經是唐。此外，《資治通鑑》、陸書、《十國春秋》等書均稱，昇元二年，李憬由吳王改封為齊王，親王名號一般不會與國號相同，那麼也正能說明此時國號已經不是“齊”。

由以上材料，目前已經基本可以否定異元三年改國號一說。

李昪之所以勞苦費神進行改國號、復李姓的舉動，既和他尷尬的身份密切相關，也與他的政治認同有關。身份上，李昪終究是徐氏養子，在吳國和

“齊府”的一切權力來源是徐溫，從徐家手中“竊取”權力而取代楊氏，終究難以解釋。因此需要製造李唐皇室的身份，表明其從輔政吳國到繼承帝位一系列行為的合法性。同時堅持為徐溫立義祖廟，又展示李昪不忘徐氏之恩的高尚道德。

更重要的是，不論

“吳”或者“齊”，都是割據型地區的國號，唯有“唐”代表的是天下認同或者野心。由吳而唐的過程，就是淮南基本完成向國家轉變的過程，標誌著從政治認同和思想上，淮南不再滿足於割據，而是以天下為己任，以復興、統一為目標。李昪內心一直以李唐後人自居，若不恢復李姓、建號大唐，整個事業就只完成了一半。只有以李唐為旗號以後，才終於得償所願。在政治認同上，李昪以李唐皇室自居，效仿東晉故事割據江左，以期克定天下、重建大唐。

在南唐之前，以皇族身份重建前王朝的有劉秀、劉備、司馬睿。劉秀包舉河北而得天下；劉備雄踞巴蜀，偏霸一隅；而割據江南、建都金陵的只有東晉，李昪或出於對他們的模仿。李昪執政的基本國策是休養生息、和睦諸鄰，待中原有變再進行北伐，故其最終目的也是北伐中原，光復洛陽、長安，恢復、重建真正意義上的唐王朝。因此思想上，以李代楊，喚醒人們對唐王朝的記憶，同時建立李氏政權的合法性，把淮南地區打造成大唐復興的基地，如光武故事。

另外，

“齊”作為一個國號，在不久的半個世紀前曾被黃巢使用，對於唐朝而言是叛逆，對於淮南這些遭受戰亂影響的地區而言則也是戰爭記憶。若要贏得淮南乃至中原人心，長期使用“齊”為國號顯然不是良策。楊吳一直尊奉唐朝，作為繼承楊吳的李昪卻使用“齊”國號，更不能服眾。在當時，唐和李氏是如同從前的漢和劉氏一樣，是同生共存的，唐主不為李姓，或李姓國號不為唐並不合適。一旦李昪完成了禪代程式，身登九五，易姓改號是必須要進行的。

李昪的禪代程序整體遵照魏晉以來禪讓模式

：

封十州為齊王、加九錫、用天子儀仗，禪讓後命吳帝行用吳制，給予一定特權等。唯獨立國之後國號並非初始王號，這也是吳唐禪代異於前代禪代的一點，但更能體現李昪的“大唐意識”。

接下來簡單探討吳唐禪代後在周邊的影響，即其他政權對於此事的看法和態度。如前文所述，由於李昪始終保持對周邊友好態度，登基後不僅沒有遭到干涉諸國還都遣使來賀即位。

“

（

異元元年十月

）

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荊南，告即位。……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即位。……

（

異元二年春正月

）

甲子，荊南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即位。……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

（

夏五月

）

己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漠來賀即位。”這表明李昪的立國得到了周邊各國的普遍承認。

事實上，所謂

“四方拜服”也是歷來禪代模式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即以“蠻夷”的歸附彰顯合法性。胡鴻認為，華夏或自居華夏的帝國在改朝換代之時，需要論證天命合法性，蠻夷擁戴或征服蠻夷是一個要素。蠻夷慕義是王莽禪代中行為合法性的重要論據，此後魏晉南北朝歷次禪代均效仿之。而李昪身處五代十國特殊時期，仍然需要為數不多的“蠻夷”以充正統性。

李昪繼位詔書未見於史書，但有

：

異元二年六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賀；八月丁亥，契丹使梅里奈盧古來聘；冬十月癸未，新羅朝貢。這些大致可以看作是李昪獲得“四方認可”的表現。當然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南方各國的認可。一方面這是藩鎮時代遺留的慣例，至此時還並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也能體現南唐的南方“霸主”、諸國之首的地位，更好地服務於“繼承大唐”、一統天下的旗號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