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邊境的巡邊活動在宋朝前期、中期和後期有不同的表現，宋朝前期，在真宗當政時，党項族開始侵擾宋朝；宋朝中期，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和西夏都有戰事發生，因此巡邊活動更加頻繁。
宋朝後期，由於在哲宗朝政治局勢的變化，巡邊活動也發生較大變化，徽宗時期，隨著河湟地區的收復，巡邊活動繼續進行。
宋朝前期
宋真宗時期，党項族勢力崛起，宋朝與黨項族間的交涉從此開始。此時党項族只是宋朝沿邊的一個小部族，宋朝在沿邊的巡邊活動只為鎮壓党項叛亂勢力。
大中祥符初年，宋真宗接受百姓和群臣的請求，準備東封。
恰逢此時，夏州屬戶騷擾邊境，“即日遣翰往脽上按視，遍巡邊部”，秦翰帶兵至邊境地區巡視，平息了邊境糾紛，保證了東封大禮的順利進行，東封結束後，秦翰“加領平州團練使”。
除卻夏州邊境屬戶偶爾擾亂宋朝之外，終李德明之世，宋與黨項族未發生較大的爭端，宋真宗以封王賜官及一些妥協條件，換取了宋朝西北邊境的相對和平。
宋朝中期
北宋中期，自宋仁宗朝開始，宋夏之間戰爭頻仍，為維護邊境安全，宋朝在宋夏沿邊地區設定有固定的巡邊士兵，巡邊頻率和人數也隨著戰爭形勢而變化。
宋朝以防禦為主的國防政策影響了巡邊活動的實施。慶曆元年（1041）的兩場戰役的失敗，多因主將指揮失當所致，因此宋廷謹慎選擇臨邊將領。
慶曆二年，宋廷派遣田朏、郝質二人擔任代州守將，“並領兵屯崞縣以控扼二敵”，河東宣撫使明鎬也認為應當使田朏與郝質帶領精兵。
其後，二人在運送軍需物品的途中力戰西夏軍隊，斬殺數百賊人，獲取馬匹器甲數萬。
事實證明，在有勇有謀的主將的帶領下，宋軍在對夏戰爭中是可以獲得勝利的。慶曆三年（1043）十一月，宋夏議和，宋廷下令調回在陝西巡邊的韓琦和田況，歐陽修上書反對，認為本朝與西夏還沒有達成和議，邊境地區仍然需要官員巡視，防備西賊的突然襲擊。
韓琦也上書宋廷，認為邊防守衛得當，請宋朝在於西夏議和之時不要屈就西夏。
宋夏正式議和後，兩朝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局面。宋夏戰事雖然結束，巡邊活動仍在繼續。
屈野河西之地在天聖年間就成為禁地，附近田地，“官私不得耕種”。宋朝禁止沿邊民戶耕種屈野河附近的田地，沿邊官司為避免生事，禁止官吏和百姓過屈野河。
夏人見宋朝沿邊官司嚴禁巡邊官吏過河，愈加大膽，肆意侵耕屈野河西之地。賈逵巡邊時見到屈野河西之地被夏人耕種，責問沿邊官員，並與夏朝沿邊首領交涉，夏朝首領沒藏訛尨並未禁止夏人的行為，反而愈加放肆。
經略使龐籍上書宋朝，請求暫時停止陝西緣邊和市，待夏朝解決此事後，再恢復和市，得到了宋仁宗的允許。宋朝對西夏的制裁措施，並未能迫使沒藏訛尨退讓。
嘉祐二年（1057），經略使龐籍巡邊之時，見到沒藏訛尨仍侵耕屈野河西之地，侵耕範圍也逐漸擴大，司馬光接受了麟州知州武勘和通判夏倚的建議，打算在屈野河附近增置堡壘，如此即可以觀察敵情，又能防止夏人侵耕。
郭恩、黃道元以巡邊為名，前往屈野河附近探查情況，郭恩與黃道元在途中進入西夏預設的埋伏，結果郭恩戰死，黃道元被擒，“又死者使臣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八百九十九，馬二百八十”。
由於此戰由宋方挑起，在關於屈野河劃界的談判中，宋朝就處於被動地位。嘉祐六年（1061）六月，宋夏達成了屈野河西劃界的協議。
宋英宗在位僅短短五年，在此期間，西夏也對宋朝邊境進行侵擾。
治平二年（1065），因沿邊官員疏忽防禦、不能及時探查敵情，西夏軍隊侵略邊境，殺害沿邊地區弓箭手和數千戶熟戶蕃部。
陳述古在巡邊時，沒有覺察到西夏即將入侵的陰謀，在副總管劉幾彙報西夏即將入寇的訊息時，陳述古不僅不及時佈置防禦，還擅自降罪於劉幾，導致西夏軍隊大舉入侵，邊境不得安寧。
宋廷“降陝西都轉運使、光祿卿陳述古為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幾權知鳳翔，並劾幾罪，按問多失實故也”，對陳述古的失職給予嚴厲懲罰。
宋神宗朝一改宋真宗以來的對夏防禦政策，欲壓制西夏。治平四年（1067）六月，宋朝奪取橫斷山，招誘嵬名山部族，斷西夏左臂。
西夏得知嵬名山部被宋朝招降，便出兵包圍綏州，種諤遂帶兵前去救援，擊潰夏軍。在西夏軍隊攻宋之時，恰逢張守約奉命巡邊，“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疆弩殪其酋，敵遂退。”
張守約在巡邊之時恰逢西夏軍隊攻宋，他帶領五百士兵與西夏軍隊戰鬥，擊退夏軍。
元豐四年（1081）十月，宋神宗派種諤征討西夏。鄜延路走馬承受楊元孫言：“大兵已過夏州，聞緣路有敗殘西賊嘯聚，殺略行人，道路梗止。慮奏報及糧道阻節，乞指揮下經略使差兵馬緣路巡防。”
在宋軍佔領夏朝地界時，道路上有戰敗的夏兵截殺行人，楊元孫便請求巡邊官兵多於此地巡邏，阻止夏朝士兵的殘暴行為。
元豐六年（1083），宋神宗同意夏朝的休兵請求。宋朝詔令沿邊經略司：“夏國奉表辭禮恭順，朝廷已降回詔，許通常貢。可誡約邊吏無輒出兵。除自來邊界依舊戍守外，其新收復城寨止於三二里內巡綽防託，毋得深入”。
宋夏兩朝關係緩和，為避免兩朝再次發生衝突，神宗特意下詔約束沿邊巡邊士兵，謹慎巡邊，不得過界。
宋朝後期
宋哲宗朝初年，朝堂上保守派佔了上風。保守派在對夏朝的交涉上處於退讓態度，元祐元年（1086）二月初，司馬光請求主動歸還宋神宗時期奪取西夏的米脂等六寨。
宋朝雖然對西夏抱以妥協的態度，但邊備仍未鬆弛。宋朝在爭論歸還米脂等寨之時，遊師雄被派遣前去巡邊，並且在擒得羌族首領之後，告宋神宗的永裕陵稱賀。
元祐元年（1086），宋朝派遣士兵巡邏邊境，不僅可以及時獲得邊防情報，還允許巡邏士兵接受夏界歸順的人口，依照投順的人數給予獎勵，斬殺敵軍首級者也可得到豐厚的獎勵，同時為避免邊防士兵為求恩賞濫殺歸順西夏人來充數，允許人告發此類行為。
宋朝用兵西夏之時，為獲得戰爭勝利，對於邊防士兵的殺敵行為，給予豐厚的獎賞。戰爭結束後，此賞格仍未改變，樞密院請求重新確立獎賞標準，獲得了批准。
沿邊士兵斬殺敵軍所面臨的環境不同，賞賜也應該不同，在巡邊之時斬殺敵軍的賞賜與不應與戰場上殺敵相同，如此才能在戰爭時期真正起到激勵士兵殺敵的作用。
宋朝雖鼓勵士兵捕殺夏軍，但也有相應的限制條件。
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戴榮派遣蕃官朗伊等在宋夏邊界巡邏時，“探得西界大寨西有人馬下寨。朗伊等只於水泉伴溝內藏泊······捉到二人，馬四匹。”
朗伊等人是在西夏界內捉到西夏人馬，有違規定，極有可能會招致西夏的問罪，不僅朗伊等人被處罰，巡防侍禁戴榮和巡檢慕化也以失察罪被降職。
此後，宋朝對於巡邊人員的行為限制的更加嚴格。元祐四年（1089），夏朝在派遣使節前來慶賀坤成節之際，向宋朝說明“請嚴戒邊吏，勿侵犯引惹”，宋廷便“詔陝西、河東經略司戒約沿邊兵將官，不得容縱邊人，以巡綽、硬探為名生事”。
元祐七年（1091），宋廷下詔：“諸路經略司密諭諸將，除嚴備以防寇至外，並仰巡護人民……若別無西賊侵犯，不得貪小利、輕出兵。”
巡邊人員除了防備賊寇外，時常巡邏保護百姓即可，夏兵若不侵犯邊境，本朝士兵不能輕易出兵。
宋朝一直以來都戒諭沿邊經略司，在進行邊防活動之時，以不生事為原則，此原則一直貫穿宋朝始終，不論在對外戰略上持積極進取或消極防禦的態度，都以此為原則約束沿邊機構。
宋哲宗親政後，一改元祐時期對西夏妥協退讓的政策，積極進取，用兵西夏。西夏於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又遣使請和後，向宋哲宗上誓表請罪。
宋哲宗則又重申“已指揮諸路，令各據巡綽所至處······不得出兵過界”，並要求夏朝也應當嚴格約束沿邊守將，切勿侵犯邊境，夏國也又答覆了哲宗的詔書，保證“飭疆吏而永絕爭端······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
此後，宋朝與西夏的戰事結束。崇寧二年（1103），宋徽宗派遣王厚重新開拓河湟地區。王厚收復湟州後，宋廷即降御前札子，命王厚派兵把守收復之地，嚴加戒備，防備夏國偷襲。
同年九月，王厚又收復河南三城。收復的湟州之地，北至夏國蓋朱界，宋徽宗擔憂王厚大軍離去後，此地無人看守，極有可能會被夏朝重新奪回。
九月，王厚再次上奏摺，向宋徽宗表示湟州每月有上千名士兵巡邏，並負責安撫新歸附的諸部族：“臣已回軍河州措置事務，仍每月一次輪差將官領千餘騎、附十餘日糧前去湟州及臨宗、綏遠、來賓一帶巡綽，照管撫存新歸部族訖，即回本駐札處，並如御前處分去訖。”
王厚在攻取湟州後，派遣將領每月帶固定數量計程車兵在湟州附近巡邏，以防夏軍重奪湟州。
宋夏邊境的巡邊活動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宋朝前期，隨著党項族勢力的不斷強大，宋夏矛盾增多，此時宋夏邊境的巡邊活動意在鎮壓党項反叛勢力。
宋朝中期，宋夏之間戰爭頻仍，巡邊活動頻繁，邊境巡邏在宋夏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有助於宋朝及時探知敵界動向，做出相應的戰略對策；同時巡邊還在戰爭時期發揮對敵作戰的功能，有效地支援了在邊境作戰的宋軍。
宋朝後期，宋哲宗朝政治局勢的變化使巡邊活動也有較大改變，宋徽宗朝則主要在戰爭時期進行巡邊活動。
整體而言，巡邊制度的建立源於戰爭的需要，因此它主要是為戰爭服務的，和平時期巡邊活動雖仍在進行，但巡邊規模與次數卻遠遠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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