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作為古代王朝的一個特殊群體，雖然身體殘缺、地位卑賤，但往往卻能在政治舞臺上不斷掀起腥風血雨，其原因便在於皇帝往往將君主權力賦予一部分給宦官，從而導致宦官專權干政。而在歷史上，尤以東漢、唐朝和明朝宦官專權現象最為嚴重，那麼這三個朝代的皇帝，又是因為什麼而重用宦官呢？
東漢：外戚專權現象十分嚴重，皇帝為收權而重用宦官
東漢宦官專權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皇帝的普遍年幼，由於皇帝年幼無知，朝政便往往操之於其幕後之首，而母后臨朝又往往依賴於外戚，結果導致東漢外戚干政現象十分嚴重。而當皇帝逐漸長大，想要收回權力，長於深宮、勢單力孤的皇帝，所能依靠的也僅有朝夕相處的宦官，而這便是東漢宦官專權現象極為嚴重的原因。
經過對東漢生卒年分可考的13位皇帝進行統計（前少帝劉懿出生年份不詳），東漢皇帝的平均即位年齡僅為12。3歲，除了前三位皇帝外，其餘所有皇帝即位時均不超過15歲，即位年齡最大的漢桓帝即位時也不過14歲，年齡最小的漢殤帝即位時更是剛滿百天。
東漢的宦官干政，實際上從第四位皇帝漢和帝劉肇便已經開始
。由於劉肇即位時年僅十歲，便由其母竇太后臨朝，結果便導致以竇憲為首的竇氏外戚迅速進入權力核心，迅速掌握了兵權和政權，皇帝基本被架空。隨著漢和帝的長大，最終於永遠四年（92年）在中常侍鄭眾的幫助下誅除了竇氏及其黨羽。憑藉此功，鄭眾開始參與政事，結果東漢宦官干政先例自此出現，十年後鄭眾又被封為鄛鄉侯，這又開了宦官封侯的先例。此外，漢和帝還增設中常侍為十人，小黃門為二十人，使得宦官規模進一步擴大，同時宦官還可以“兼領卿署之職”。
於是，自漢和帝以後，宦官權勢開始持續擴大，他們在幫助皇帝穩固權勢的同時，又藉此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
。
而到了漢衝帝以後，梁氏外戚又迅速崛起，梁冀的兩個妹妹先後被立為皇后，漢衝帝、漢質帝、漢桓帝也皆由梁冀擁立即位，結果便是梁冀長期把控朝政，皇帝反而成為了無權的傀儡。漢桓帝即位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漢桓帝為了收回權力甚至不惜與唐衡、單超、徐璜等五個宦官歃血為盟。
最後，唐衡、單超、徐璜等人在皇帝的支援下，調動羽林軍千餘人，趁其不備包圍了梁冀住宅，梁冀與其妻被迫自盡，黨羽賓客也大多被殺，因誅殺梁冀有功，唐衡、單超等五人於一日之內同被封侯，時人並稱“五侯”。此後，“五侯”在朝中迅速崛起，任人唯親、排除異己，雖然後來“五侯”也被漢桓帝貶謫，但侯覽、蘇康、管霸等宦官卻又再度崛起。
綜上，漢朝宦官的崛起，乃是源於皇帝與外戚的矛盾，而宦官在誅除外戚過程中不僅立下功勳，同時也贏取了皇帝的信任，而那些朝中大臣由於在外戚專權時，大多選擇依附，反而不為皇帝所信任，結果便導致即使外戚被誅除，皇帝重掌大權後也往往更願意將權力交給宦官。
唐朝：“安史之亂”後大臣不被信任，皇帝為安全而寵信宦官
唐朝初期，朝廷對於宦官限制極為嚴格，唐太宗便規定內侍“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雖然唐太宗去世之後，宦官數量不斷增加，到唐中宗時已經達到三千餘人，但內廷依然延續著宦官不得干預政事的規矩，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
自武則天稱帝建立武周之後，唐朝便陷入了相當長的一段混亂期，先是“神龍政變”推翻了武則天，緊接著“景龍政變”、“唐隆政變”、“先天政變”接連爆發，而在此過程中，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夠剷除韋皇后和太平公主，奪取和坐穩皇位，宦官高力士可謂功勞不小。
於是，唐玄宗即位之後，高力士迅速得到重用，高力士得以以右監門衛將軍的身份執掌內侍省，一時間在朝中權勢高漲，就連太子李亨、權相李林甫、藩帥安祿山也要想方設法的巴結。到了
信任
。同時，唐玄宗還往往派宦官作為監軍，從而加強對節度使和軍隊的控制。
而“安史之亂”爆發後，鑑於朝中大臣在該事件中的表現，以及宦官集團表現出的忠心，唐肅宗李亨即位之後，不僅加大了對魚朝恩、李輔國等宦官的寵信，甚至派宦官對朝廷官員予以監視。《舊唐書》有載“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諧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無敢異議者”，宦官李輔國的權力可見一斑。
而在魚朝恩掌權時期，由其領導的神策軍迅速發展，並得以加入中央禁衛軍，地位迅速得以提升。由於神策軍曾為防禦外敵的軍隊，久經沙場、戰力強大，因此後來唐代宗雖然除掉了魚朝恩，但卻保留了神策軍，同時仍以宦官予以管理，用以鞏固皇權。
唐德宗時期，其早年曾銳意改革，改以白志貞管理神策軍，用以削弱宦官的權力。結果，在建中四年（783年）的“奉天之難”中，當涇源鎮亂兵攻破長安，唐德宗倉皇逃至奉天，並被叛軍包圍一個多月的情況下，白志貞領導下的神策軍竟然沒有一個人來保護他，反倒是宦官竇文場、霍仙鳴護駕有功。
信任
，後又陸續增設大將軍、將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等職務，並不斷擴充神策軍，遂使神策軍成為禁衛軍主力。
唐朝中後期，隨著藩鎮割據局勢越來越嚴重，神策軍已經成為了維護皇權和皇帝安全的最後保證，而掌握了神策軍的宦官，藉此權勢大增。到唐順宗時，宦官集團的權力便已經嚴重到了干擾皇權統治的地步，此後甚至開始干涉皇帝的廢立。
天寶十三年（754年），唐玄宗又增設內侍監作為內侍省長官，並任命高力士和袁思藝為內侍監，正式打破了唐初的規定
明朝：皇權與文官集團矛盾尖銳，皇帝透過宦官對抗外廷
明朝的宦官干政，源於特殊的“票擬”制度，即朝中的大小事務，先由內閣擬定意見，以筆墨寫於票簽上，然後呈送皇帝決策。這種制度下，內閣只是掌握著一定的建議權，而六部則掌握著執行權，至於決策權則被皇帝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中。
而在“票擬”制度下，宦官最初只是擔負著呈送和轉交奏摺的工作，直到明宣宗時期，他為了降低自己的工作量，於宣德元年（1426年）設立“內書堂”，教授太監讀書識字，從而打破了朱元璋不許宦官識字的規定。之後，明宣宗又設立秉筆太監和監掌印太監協助自己處理公務，其中秉筆太監負責代替皇帝行“批紅”之權，而掌印太監則負責最終的稽核蓋印。
雖說“票擬”制度一定程度降低了皇帝的工作量，但事實證明批閱大量奏章是一個人難以辦到的，尤其是長此以往，對皇帝來說乃是一個巨大的考驗。於是，皇帝便開始將一些不太重要的奏摺交給宦官來代批，而經過內書堂訓練的宦官也就此開始成為皇帝重要的幫手，而司禮監秉筆太監和掌印太監由於獲得了一定的決策權，開始逐漸坐大。
於是乎，唐德宗徹底對朝臣失去信任，重新任命竇文場、霍仙鳴為神策中尉，並由此形成了宦官執掌禁軍的定製
。明仁宗時期，因楊士奇、楊榮乃東宮舊臣，於是兩人不僅得以進入內閣，而且均兼有尚書職位，正是自此後內閣權力開始加重。到明代宗時期，王文以左都御史升任吏部尚書後進入內閣，此後誥敕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內閣開始逐步成為文官領袖。
明英宗時期，由於“土木堡之變”的爆發，導致武將和功勳集團出現斷層，再加上于謙等大臣在“北京保衛戰”中的出色表現，導致明朝文官集團的崛起速度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朝代。而明朝的文官又有一個典型特點，那便是不僅掌握著朝政執行，甚至對皇帝私生活的干涉也十分嚴重。
綜上，唐朝的宦官干政，主要源於皇帝對大臣的不信任，尤其是“安史之亂”和“奉天之難”中大臣們的表現，簡直讓皇帝失望透頂。為了穩固皇權，皇帝也只能以透過相對更容易控制和表現極為忠誠的宦官，來控制軍隊和朝中大臣。
皇帝為了擺脫文官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鎖，便開始透過加強廠衛權力來對抗外廷。最初，內廷對抗外廷，只能透過手中的批紅之權和廠衛職權，仍然被侷限在一定範圍之內。然而，文官也並非鐵板一塊，同樣存在黨派之爭。於是，宦官崛起之後，自然便有一大批平日裡被打壓的文官聚集到他們身邊，這便使得內廷的觸手開始伸到外廷，從文官內部瓦解文官集團，權力開始不斷擴大，這便是宦官集團（閹黨）的由來。
而就在宦官逐漸掌權的同時，內閣權力也開始不斷加大，最初內閣官員不僅品級較低，而且只有建議權
而宦官集團的出現，卻進一步加強了文官之間的凝聚力，彼此之間甚至放棄成見共同對抗宦官，畢竟大家有了共同的敵人。而隨著文官凝聚力的加強，反之又助長了宦官的專權程度，比如東廠、西廠、內廠的先後設立。雙方簡直鬥得不可開交，卻又不亦樂乎，進而形成了惡性迴圈。
於是，明朝雖然沒有相權與皇權之爭，但卻出現了更為嚴重的文官與皇權之爭。